董润年：中国观众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对中国科幻电影的要求也会更高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今天，我们第一次坐下来聊行业，中国科幻导演的总数比坐在台上的多不了几个。”6月11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特别设立的“科幻电影周”单元中，《流浪地球》系列监制、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王红卫如此说道。他大加赞赏道，这场由上海电影节主办的高规格论坛证明了科幻电影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给行业昭示了信心。

科幻盛宴上群星荟萃，云集了国内外科幻电影主创、科学顾问、行业代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主任吴季，郭帆、王红卫、董润年、陆川、张吃鱼等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的中坚力量，以及执掌《盗梦空间》等好莱坞电影的视效大师彼特·贝布（Pete Bebb）同场论道，共同探讨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路径。

“十年前，电影圈还在讨论当时习惯了好莱坞叙事的中国观众能否接受中国科幻电影，如今我们似乎对超英电影有了审美疲劳。”导演、编剧董润年在现场感慨万分，“我们的突破口，在于寻找中国叙事特色。”

董润年 图自上海国际电影节

“中国观众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对中国科幻电影的要求会更高”

时代发展速度很快，这是曾参与《疯狂的外星人》、《被光抓走的人》等作品的编剧、导演董润年在创作过程中最大的感悟。

他说起与导演宁浩合作这部电影始于2012年左右，“十年前，当时整个电影圈都还在讨论中国观众能不能接受中国的科幻电影，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科幻电影，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观众都已经习惯了好莱坞式的科幻电影。”

董润年认为，想让中国观众接受中国科幻，关键不光是视效方面，还有整体的叙事方式。《疯狂的外星人》在前期剧本创作上花费了大约长达三年的时间，期间反复易稿，多次推翻重写，这么做的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逻辑——他们想要寻找一种中国科幻特殊的语境。

“当时我们找到了很多方法，包括挖掘一些民族性的特点进行一个喜剧的呈现，比如对酒文化的热爱，都是在寻找一种和（中国）观众的连接。”

外星人“奇卡”被主角泡成药酒后爱上了中国白酒 《疯狂的外星人》剧照

《疯狂的外星人》在2019年春节档上映，最终斩获内地票房22.13亿元。对于董润年来说，整个创作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便是，未来在包括科幻电影在内的科幻创作中，他都会试图努力寻找中国叙事特色。

他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在视效方面的顶尖水平已经与好莱坞无限接近，有些甚至近乎接轨，吸引中国观众的关键就在于找到本土叙事的方式。

“这几年，好莱坞的特效大片在中国市场已经遇到了困难，我们似乎对那些超英电影产生了审美疲劳。如何突破这种疲劳？找到中国（叙事）的特点。我觉得《流浪地球2》在叙事上找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是后面的创作者应该注意和努力的方向。”

董润年还表示，在眼下高科技与日常生活如此紧密相连的时候，任何一个普通观众潜移默化地都习惯了站在科学逻辑的角度去体验当下、思考未来。

尤其中国观众，他们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批观众，因此对中国科幻题材的作品在科学逻辑方面有着很高的要求。

《独行月球》的导演张吃鱼随后进一步表示，他认为科学和幻想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他回顾自己的整个电影创作时，会发现正是因为中国航空航天技术的高速发展，例如登月计划提上日程等，他才会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太空，望向月球。制作过程中，又得益于许多航空航天专家的帮助与扶正。

张吃鱼还提到，他在路演中听到很多小朋友观影后表达了想去天文馆更深入了解太空知识的想法，“相信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会是未来中国登月计划、太空计划的中坚力量。”

一旁的郭帆听闻频频点头以示赞同。《流浪地球2》在今年年初路演时，也专门走进包括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内的全国34所学校，希望能够在孩子们心中埋下热爱科学和勇于想象的科幻火种，进而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与此同时，中国观众也会在中国科幻电影中投射更多的情感。在《流浪地球2》中，有关“方舟空间站遇袭坠毁”的片段，曾在国内网友间掀起了一场“全民心疼”。

《流浪地球》系列的监制王红卫在回答观察者网提问时表示，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会有所偏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观众的一种民族自豪感。

在采访环节，王红卫还被问到《流浪地球》系列是否会建成主题公园等游乐场所，他转述郭帆的话表示暂不考虑，因为“电影都还没有整明白”。

网友调侃心疼“空间站坠毁”

要拥抱技术，但电影中“人”的故事更重要

人工智能对电影工业的改变和影响，是科幻电影人当下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整场论坛他们几次谈到面对AI技术突飞猛进的震撼与焦虑，现实似乎已经变得比科幻更科幻了。

导演陆川此行携新作《749局》来到上海电影节，并在早前的发布会上宣布将探索元宇宙电影产业新模式。讨论中，他提起不久前自己体验了苹果VR眼镜，深受震撼。

“我们在《钢铁侠》等片中看到的‘手刷屏’，还有裸手操控把水瓶扔进废纸篓，都已经实现了。”由此，他还认为未来观影方式可能也将被彻底颠覆，3D电影院或将不复存在，“观影时就像坐在影院巨幕前，恐龙的额头像从墙壁中真的伸出了三米左右，还可以实时互动，这个设备给了元宇宙一个真正的入口。”

毋庸置疑技术革新已经到来，陆川坦言自己对飞速进化的人工智能有一种“压抑感”，“每天会蹦出好几个新软件、一堆新功能，几何级数更新的知识扑面而来，你会觉得怎么自己突然变成一个‘小学生’？甚至是变成一个‘婴儿’。”

而当如此巨大的技术变革被应用在电影制作上，陆川又觉得一阵新鲜、焦虑，还有点恐慌，“我觉得这一次跃进，把社会分成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能够拥抱它、学习它、跟随它去奔跑；一部分人是漠视它、回避它，不去探讨它，然后被留在这个时代。这两部分人的距离真的会拉得越来越开。”

论坛上，郭帆几次有感而发和坐在旁边的陆川说悄悄话，在面对人工智能的问题上，两人有不少类似的担忧。作为直面技术革新的电影创作者，他表示要做好更多的准备，“我们的团队目前在分类24个人工智能应用，如何真正在未来将它应用在创作之中”。

同时，郭帆还强调，即便现在电影创作可以依靠大量先进技术的加持，但不能因此忽略了创作之本。科幻电影的本质是电影，而电影的核心是情感，创作的重点应该是讨论人与科技的关系。

郭帆 陆川

董润年也赞同道，任何一个文艺作品都是在探讨人类情感，科幻电影也不例外，“科幻电影是把人类情感置于极端的情境之下，让我们有超越日常经验之外的情感体验。在这个层面上，人的意义显得更加重要。”

作为《盗梦空间》《蝙蝠侠》等商业大片的视效总监，彼特·贝布也给出了建议：“一方面我们要拥抱现有的技术，比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速地获得想要的结果，而且能够达到类似于大制作的质量水平。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去做电影，新技术不会创造电影，是人在创造故事。”

他在之前的演讲中还提到，在动态捕捉、深度伪造等新技术频出的当下，科幻电影正处于最好的时代，可以用更少的时间让电影人尽可能地发挥创造力，但对新技术的探索不应损害基础技术的存在。

彼特·贝布

“每几年就只有一部《流浪地球》的话，中国科幻电影是悲哀的”

对科幻电影来说，最重要的是情感叙事，这是全场电影人的共识。陆川认为，大部分国外科幻电影都是灾难片，表现的正是人类对当下和未来的焦虑与恐惧，严肃又真诚地探讨人类发展，是科幻电影的使命和思考。

在这一基础上，董润年等人还提出，中国应该有不同类型的科幻电影，“我从1994年开始读《科幻世界》，那时候国内科幻小说的创作就非常多元化，但现在这种多元化还没有完全体现在电影创作上。”

他表示，本身中国故事就非常丰富，素材、故事任务原型的来源也非常丰富，在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情况下，情感的体验也必然是丰富的，中国科幻电影理应“百花齐放”。

“中国观众们正在快速体验着各种最新的科技生活，我们的体验在全世界都是最独特的。这些要怎么体现在创作中，是创作者们应该好好思考的。”他补充道。

话及此处，王红卫也直言，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看到《独行月球》（内地票房31.03亿元）取得佳绩时相当兴奋的原因，他认为这部电影闯出了一条“科幻+喜剧”的路，让中国科幻电影的路更宽了。

导演张吃鱼回忆这部电影的拍摄时，则自我调侃起来，“观众看的时候笑得有多开心，我们拍的时候哭得就有多惨。”

他解释道，科幻喜剧在技术层面的难度可以通过量化来解决，但喜剧的度反而更难拿捏，“喜剧要求一种假定性，中国观众对科学理论依据要求很高，很多桥段究竟是喜感多一点，还是更扎实地遵循科学原理，我们常常要做艰难的取舍。”

比如，张吃鱼自己很喜欢的一场戏是，当月球车没电即将面临被冻死的危险时，主角急中生智做了一个“袋鼠拉车”成功脱险，“但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没有人知道这事到底行不行，或者直观感觉上看就挺不靠谱的。”

袋鼠拉车 截图自《独行月球》预告片

不过王红卫则表示，只要是能打开想象力边界的创作都值得鼓励，他还特别强调了时代性对科幻电影创作的影响。

“我觉得电影真正的特长不是描绘现实，电影是展现人类想象的边界，所以这是‘幻想’。但我们又有‘科学’这个词，这意味着我们的‘幻想’和前科学时代的古人不同，不是盲目的。”

他指出，即便没有技术策动、科技赋能，电影创作者还是要学会审视时代变化带来的影响，“现在年轻观众的成长环境和我们这一代人大不相同了，他们是不是还能接受我们的想法？电影要更新换代，这是非常严峻、紧迫的问题，这也留给了年轻电影人更多机会。”

王红卫回想起早前科幻作家刘慈欣随《流浪地球2》剧组参加校园路演活动时，反复对孩子们说，希望他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的现在，要看得比现实世界更远一点，更辽阔一点。

“顶级的科幻作者有一种神奇的能力，他们愿意想象从未见过的、和现实生活无关的事情，这种能力推动我们人类不停往前走，这也是科幻电影肩负的使命。”他说。

王红卫

董润年在论坛后接受采访时也继续补充道，科幻就是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与时代和一个社会整体的发展都有关系，但现在一些年轻导演的电影却仍是对其他作品的模仿和重组。

他表达了自己对未来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的期待，“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每天都在接触新鲜事物和新兴技术，都是以往电影作品中没有展现过的。所以还是应该回到怎么在作品中体现创作者真正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建立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用科学的逻辑去进行一些极端情况的推理。”

当天下午另一场关于中国科幻电影的论坛上，王红卫再次出席，并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未来每几年都只有一部《流浪地球》，那对于中国科幻电影人来说是悲哀的。”

他希望更多的导演、公司以及观众能支持青年导演拍摄科幻片，使得更多年轻导演在科幻片领域真正成长起来。

孔大山执导的《宇宙探索编辑部》由《流浪地球》核心团队参与制作，王红卫和郭帆联合监制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圆桌论坛活动开始前，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主任吴季还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演讲，从当前太空科技的研究和发展方向，为科幻电影的创作提供思路。

“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返程后说，人在太空，亲情、友情、国家情会被无限地放大，名利得失、恩怨会被无限地缩小，另一名航天员刘伯明也有同感；在纪念登月40周年时，美国宇航员柯林斯也曾说，如果世界上的各国领导人都能从太空看地球，他们争斗的想法都会改变……”演讲中，吴季一一介绍着几次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带来启示。

而在不远的将来，太空旅游、太空移民、火星移民、星际航行、探索行星与智慧生命，这些遥不可及的人类梦想都可能会变成现实。

吴季表示，与之相对应，他认为太空题材的科幻电影更应该关注人类文明的未来，譬如月球旅游中如何回望地球、火星移民主题中可以关注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人类社会等等。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深有感触地说，“所有太空题材的科幻作品都应该大开脑洞，只要不违反基本科学原理。科幻电影人真有可能推动未来科技的发展，有些脑洞大开甚至会带来新的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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