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潘德亚：“对中国来说，经济问题就是安全问题”-泰德福德·泰勒、凯德尔·潘德亚

【文/泰德福德·泰勒、凯德尔·潘德亚，翻译/刘思雨】

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值得重视的讲话。她宣称，制裁中国公司“不是为了令美国取得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并尝试强调，未来并不打算在中美间推动“脱钩”。

一个星期后，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于4月27日在布鲁金斯学会讲话时也呼应耶伦的说法，称拜登政府正“试图负责任地管控竞争，并在可能的领域与中国合作”。但沙利文也批评了中国“过度依靠产业政策”，并暗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采取类似的回应。

耶伦和沙利文都误解了中国对经济与安全政策的认识。

对中国来说，经济问题就是安全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4年表示，经济安全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对于中国而言，军事力量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而经济增长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2023年的“两会”期间，中国领导人进一步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基础”。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接受媒体采访

就这个问题，北京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邓小平思想，邓小平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主持推动中国走上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利用市场激励实现农业、国防、工业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相应地，从1980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常年维持了两位数的平均增长率。

上一届中国政府上任后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2025”等概念，这些概念标志着经济政策转向关注内部，引起了华盛顿的担忧。其中最主要的担忧是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先进技术可能落入中国军方手中的潜在风险。

作为回应，美国政策试图抑制中国朝新经济结构的转型。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开始阻止更多中国企业收购外国技术公司的行动。比如，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阻止了中国投资机构智路资本（Wise Road Capital）对韩国半导体企业美格纳（Magnachip）的收购。资本管制加上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对美国出口管理体制的重构，标志着美国正加强对经济安全的关注。

本届美国政府还延续了前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不仅保留之前的关税政策，还通过了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法案旨在振兴美国半导体制造业、价值500亿美元的投资，试图恢复美国在该领域正日渐动摇的主导地位。

拜登政府希望缓和与中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并解决更深层面的问题。但据“政客”新闻（Politico）报道，拜登政府内部的官员可能无法统一意见。更糟糕的是，中方并不打算回应美国提出的沟通要求。据称，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与中国商务部长会面。希望这次会议将为后续更多更高级别的会议打好基础。

但要从宏观层面改善美中关系，首先需要重新认识双边关系中现存问题的基本框架。美国应该认识到经济和安全是相互关联的。对大国而言，经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可用于建设军事能力，但它也服务于更基本的、对安全问题的关注。

中国面临着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速放缓（尽管仍保持稳定）等重大挑战。北京为应对这些挑战，将科技发展视作长期经济繁荣的持续驱动力。这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中国发展前进道路上的重中之重，意味着任何试图阻碍或切断中国科技增长的政策，都将带来外交方面的棘手挑战。

中国并不认为美国的经济反制措施是狭隘且有限的，中国认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受到了侵犯。在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国际秩序中，中国没有理由相信美国会主动放弃经济上的胁迫性政策，以致于陷入了一个“行动-报复”的循环中，不得不通过自身的强制措施作为回应。

那么美国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美国需要在安全与经济领域更紧密地协调其对华政策。安全和经济部门的官员需要共同参与政策规划与高层互访的磋商。

为此，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应该作为经济领域话题的代表，她认为技术和经济是密切相关的。雷蒙多还认识到国际贸易和美国国内经济之间的联系，并承认：“我们需要继续与中国维持贸易往来，因为美中贸易也能带动美国的国内就业。”

此外，从过去一年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可以看出，在美国组织与推行扶持科技的相关政策、包括美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回应等方面，商务部将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商务部部长自然应该是美国对华沟通新路线的负责人。

5月初中美维也纳会晤现场。图片来源：外交部网站

其次，双方需要举行更多的双边会议。可以从低层官员间建立信任做起，将沟通推进至更高级别。会谈地点可以选在第三方国家，给华盛顿和北京都留些颜面。之前在巴厘岛和日内瓦举行的会议就证明了在第三国会谈的重要性，沙利文和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毅在维也纳的会晤也表明了这点。

最后，美国应采取更有意义的行动，而不仅仅是给中国以口头保证。华盛顿确实十分关注中国国企与私企之间的模糊关系，以及某项技术是否为军民两用。但“国家安全”往往是个过于笼统的概念，更好的做法是明确澄清，到底在哪些情况下才真正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至于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方应建立清晰的规则，以明确如何能从名单上移除某些实体。同时还要指明，如果中国公司和国家机构能够做到进一步提升透明度，将对为不断螺旋下降的双边经贸关系加装“护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沙利文在讲话中强调用“小院高墙”模式打造中美存在经济竞争的领域。但这更多体现了一种哲学观点，而非具体政策。更好的政策方案应该将经济和安全视为一体，为中美关系的真正改善铺平道路。

（原文于5月22日发表在“国家利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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