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度阐释全球文明倡议，“多元现代性与文明交流”会议在京举行

5月28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多元现代性与文明交流”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旨在从多元文明论、全球多元现代化历史实践、建立全球国际传播新秩序等多个维度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互鉴论对冲文明冲突论，以文明百花园论驳斥西方中心主义论，尝试重建关于文明问题的理论话语与历史叙事。

本次会议分为“多元文明与现代性”、“多元现代化道路”、“文明交流与重建全球传播秩序”三个单元，邀请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传播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跨学科对话。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外文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本次会议。新华社、人民网、光明网、人民视频、新京报、澎湃新闻、观察者网、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多家媒体期刊记者、编辑参加，线上线下参会人员共计60余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在致辞中指出，在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3月又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如何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在文明交流的多元性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又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为全球文明贡献中国智慧，是当下亟需讨论的议题。

多元文明与现代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在题为《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价值传播》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在文明传播中面临着一些遗憾和挑战，这种遗憾可以通过价值传播得到弥补和应对。价值是文明的根源，比起物质文明的传播，价值传播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更为根本、也更为困难。一方面，我们需要厘清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世界共同要素和中国独有要素，包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的中国独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努力探索文明交流的新路径，找到中国故事与世界各国故事的共通性、共情性和普遍性。如果不把中国故事编织成世界故事的一环，就很难实现有效的价值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王宇洁在题为《从伊斯兰的例外论到多元现代性》的发言中指出，在过去大半世纪的伊斯兰研究中存在着从“伊斯兰例外论”到“多元现代性”的研究范式转换。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研究主体理论自省的结果，从强版本和弱版本的西方中心论转而肯定伊斯兰世界自主进行现代规划和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伊斯兰世界面临的现实挑战使然。伊斯兰国家在接受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时表现出来的各种水土不服，促使无数理论家和批判家对西方现代性理论进行辩护、反思、批判和修正，也推动着伊斯兰世界众多的思想家就如何发展基于伊斯兰文明传统的现代性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做了题为《一元文明还是多元文明？重审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文明观的演变历程》的发言，梳理了近代中国文明观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许多晚清精英接受了一元的、等级性的19世纪欧洲主流文明观，并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参照，将中国的革新理解为寻求殖民帝国构成的所谓“文明世界”的承认；第二，一战中殖民帝国的猛兽式厮杀导致它们主张的一元式“文明”观名声扫地，多元文明观在中国逐渐兴起；第三，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个能够同时解释文明多样性和社会变迁动力的理论体系，战后的中国不再按照殖民帝国设定的“文明标准”来自我改造，而是与世界各国共同探索新的文明形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史部副主任秦露在题为《一元与多元的悖论：重审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文明观基础》的发言中指出，阻碍文明多样性的原因从表层逻辑来说，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掌握了文明的定义权，围绕西方现代性理论建构出一套西方文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叙事；从底层逻辑来说，是由于不同文明相遇时，每个文明如何以其他文明为镜修正其自我理解，以及如何安顿其他文明与自身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关系，这个过程往往最后仍然容易落入一元论或者暂时的、空间性的多元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多元论是敞开中西文明真正对话的前提。全球文明倡议所包涵的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实现精神层面的多元一体的内涵，具有世界历史和文明史的重要意义。

多元现代化道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董经胜的发言题目为《拉美与东亚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分析》。他认为，如果对东亚较为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与拉美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在发展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工业化战略的选择是否有助于本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收入分配是否比较平均；文化背景是否有利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政治是否更加民主。这些因素能否有机配合、相互促进成为决定现代化道路成功与否的关键。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学系主任、德国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孙立新的发言题目为《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历程与批判性历史反思的文明建构》。他指出，德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也是现代化的进程，技术进步、工业化、经济增长、民主化、法制化、福利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等西方式现代化指标在德国都得到了实现。但另一方面德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其鲜明特点，尤其是在早期阶段进程曲折复杂，成就突出的同时教训深重。二战后德国对自身历史进行了反思，构建出另一种独特的自我批判性的现代文明，为1990年德国的重新统一和“新联邦德国”的全面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崇明做了题为《法国现代进程中的国家、革命与民主》的主题发言。他认为法国的现代化之路存在着三个重要的概念或方面：国家、革命和民主。法国起初试图借助中央集权国家的建构推动现代化，但法国也存在着悠久的革命传统。这导致法国现代化一度摆荡在“国家主义”和“革命传统”这两个端点之间，无法获得切实的根基。在19世纪，“政治民主”逐渐成为了法国第三共和国所推崇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从根本上打破了法国长期存在的摆荡与循环。最终，法国通过继承本国传统中特有的革命理念、通过深入的政治参与，认同并接受了共和国，接受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使法国成为了相对稳定、现代化渐次展开的国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邵声在题为《新教精神与美国现代化》的发言中指出，新教思想对美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资本主义发展、外交政策、社会改革等都有着深远影响，包括今天美国社会的共识与分裂，某种程度上也是新教内在激进思想演进的结果。宗教对美国现代化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比欧洲国家更加突出，也显示了在西方世界内部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所以，当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因为宗教力量在伊斯兰等文明中占据重要影响，而对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前景抱西方中心论的悲观态度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没有正确认识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联系，也没有认识到现代化是多元的。

文明交流与重建全球传播秩序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在题为《全球文明倡议国际传播实践路径探索》的发言中分析了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全球文明倡议发出之后的全球反响；第二，对于进一步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的传播有什么样的实践性思考。首先，在最近的两个月内，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该倡议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构成了完整的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体系和新主张。这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体系化表达。当然，也有学者从全球文明倡议的角度说，这是对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提出或鼓吹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制度对抗论”的反制。其次，他主张，我们应该着力沿着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实践性思考：以研究为基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从国际传播的维度讲好全球文明倡议的故事；要意识到目前的研究、讨论、构建才刚刚起步。这种探索是历史性进程，是进行时，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依然在路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张辉锋在题为《热点与盲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维度分析》的发言中指出，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的具体实务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是热点，包括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以及商业逻辑对国际传播效果的推动等；另一方面是盲点，包括讲好中国故事和外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中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以及党的创新理论故事、加强汉语传播、加强借助影视剧的国际传播、扩展国际传播覆盖人群等。不管热点还是盲点，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中都需要高度重视。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史安斌在《国际传播秩序的重构》的主题发言中指出，从国际传播发展史来看，国际传播经过了英美的“帝国传播”到“世界性传播”的发展过程。英国最早提出“三国四边协议”，但美国打破了这个协议，使得国际传播成为了美国的“一国传播”。近些年来，中国的介入对国际传播的国际化起到重要作用，这不意味着中国要代替美国重构国际传播秩序，而是中国将以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态度构建一个更具有公平、普惠、正义的全球传播秩序。对中国的国际传播来说，全球传播秩序的重建将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中国的良好形象；第二阶段是着力打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新形态不同于“帝国传播”，也不同于美国开创的国际传播，而是要走出我们中国自己的道路。

中国传媒大学张磊在题为《基础设施主义视角下的全球传播》的发言中指出，基础设施对于国际传播来说至关重要，基础设施可以造就对立的、控制的、殖民主义式的传播，也可以推动连接式的、文明互鉴式的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基础设施的搭建取决于其根植的思想理论，基础设施主义是一种突破二元对立，强调以连接性去理解世界的全新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基建大国，当前需要思考如何能够搭建新的连接性的全球传播基础设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推动全球文明的交流互鉴。从这个角度讲，基础设施应该激发我们对于多元文明的重新思考，把多元视为丛生、连接、复数的，而非差异、竞争、一元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秦露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发言学者在第一个单元讨论了中国、伊斯兰、与西方不同文明相遇之后，在彼此的镜像中展开的自我理解与相互理解，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复杂的一元与多元文明论。在随后第二个单元中，各位学者展开了东亚、拉美等不同国家与地区，尤其是西方文明内部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历史图景。最后第三个单元则探讨重建和呈现多元文明与道路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路径。三个板块对全球文明倡议构成了理论-历史-传播的多维度阐释与交流对话，为进一步在多元文明视角下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跨文明、跨学科的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