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奎：“孔乙己”就业难，这是个世界性问题，也是个发展问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奎】
眼看就要到毕业季，大学生找工作难估计很快又要成为讨论热点了。
从5月公布的数据来看，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在3月下降0.3个百分点的基础上，4月再下降0.1个百分点，已经接近疫情前水平。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2%，同样在3月回落0.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下降0.1个百分点，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可见后疫情时代社会经济正在逐渐恢复。
但晴朗天空中也飘着一朵乌云：16-24岁的青年人劳动力调查失业率进一步上升，达到20.4%，为2018年1月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着实有些令人揪心。
相较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青年人的失业率通常更高，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一般而言，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是平均水平的3倍，全世界失业的青年人甚至占全部失业人员的一半。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显性失业，“尼特族”（NEET，相当于国内所谓“啃老族”）以及青年人“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情况同样严重。
就国家的分布而言，青年人失业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南北问题，青年人失业率“北（发达国家）低南（发展中国家）高”，与发展水平呈反比。
诚然，大学扩招引发了“文凭通胀”和“军备竞赛”，但并非青年人失业的主因。这不能解释为何众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普及率较低但青年失业率较高，也不能解释历史上旧中国青年大学生为何大量失业。
解决青年人失业问题有特殊的重要性，青年人心智没有完全成熟，刚刚迈入社会就遭遇失业，不利于青年与社会的融合，容易导致自暴自弃、自我孤立，甚至在极度失望后走向犯罪。作为一个世界难题，问题的解决并不容易，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特别的关注，供求两端共同发力。
青年人失业率高是个发展问题
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囊括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区域，其人口占全球的2/3，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6%，贸易额占全球的75%。G20的青年失业率平均值为17.9%，去掉G7和欧元区国家（这些国家均值为11.5%，与更具广泛代表性的发达国家组织“经合组织”基本持平）后， 其他国家的平均值高达22.2%，金砖5国（BRICS）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9.8%。
不同区域的差异也十分巨大，中东地区的情况最令人担忧。据联合国下属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拉丁美洲国家2022年的平均青年失业率约20.5%，而阿拉伯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增幅最大，达到了24.8%，女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42.5%。
相对而言，全口径人口的失业率差异则小得多：G20的平均值为6.8%；G7和欧元区发达国家为5.3%，与中国一致；其他国家的平均值略高（7.8%），但尚可接受。
显然，青年失业是一个全球问题，无论发达程度如何，青年人失业率普遍数倍于社会整体失业率。同时，青年人失业问题更是一个南北问题，也就是一个发展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青年失业程度越轻。
一般情况下，16-24岁青年人失业，也就是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中职毕业18岁，大专毕业21岁，大学毕业22岁，研究生毕业24岁）。25-29岁的青年人失业率（4.3%）低于社会整体失业率（5.3%），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刚毕业的大学生之所以就业难，一方面是因为目标与现实脱节、求职经验不足，但更多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高技术和管理岗位规模不足有关。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产业的价值和复杂程度越高，高技术和管理岗位的比例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因此，发达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通常较低。
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与青年人失业率并无确定的关系。例如，南非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24%（中国为64%），但青年失业率却达到了惊人的60%；印度大学毛入学率也只有30%左右，但青年人失业率却长期超过20%。
与青年失业率关系较大的因素是产业结构。例如，印度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是因为印度制造业占比较低，软件等高端服务业能够提供的高技术和管理岗位十分有限，有经济学家甚至称印度经济为“无工作机会增长”(jobless growth)。
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失业率数倍于平均失业率（作者供图）
中国也有过这样的历史。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生数量极少（例如，上世纪30年代每年毕业的大学/大专学生仅8000人左右），绝对属于稀缺高级人才，但失业率同样很高。1934年9月30日，人称“傅大炮”的学者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青年失业问题》一文，指出“青年失业问题之迫切，不自今年起，前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出路上已大显不景气，去年尤甚，今年自然更甚。”
20世纪30年代是民国所谓的发展黄金期，1933-1934年间毕业的大学（专）学生仅15216人，如此小规模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偌大一个中国竟然还无法安置。据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称，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达到了13.1%，文科生失业率更是高达16.6%。根据民国教育部1933-1934年全国专科以上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全国失业大学生达9600余人，大大超过全国每年毕业生总数，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遭遇了再失业以及长时间失业。显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民国大学生失业率高绝非由于大学生过多，而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基本没有现代化工业，自然就没有足够的高技术和管理岗位供大学生就业选择。
尼特族与不充分就业
青年人就业难不止反映在失业率这一个指标上，尼特率与不充分就业也从不同角度体现了青年人所面临的困难。尼特（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指既不在学习或培训，也没有就业意愿的青年群体，大致相当于国内所称的“啃老族”，这个群体并不主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因此不被计入失业率指标。
2005-2020年，各类型国家的尼特率变化（作者供图）
青年人“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指工作岗位所需学历和能力与工作者实际学历和能力相差较大，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源浪费与不匹配，或者工作者本身有全职工作的意愿但实际可工作时间显著少于标准时间的情况，这些都使得青年人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潜力，收入自然也不能达到预期，属于轻度失业。
与失业率一样，尼特率同样有非常明显的南北差异，整体上北低南高。据国际劳动组织（ILO）测算，2020年全球尼特率超过22%，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尼特率仅为12%左右，而中低收入国家平均近27%。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国家的尼特率(不足20%）反而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约21%），较大幅度低于中低收入国家。这可能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青年实在没有资本“尼特”或啃老，不管干什么，吃饱饭生存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相比失业率，不充分就业并没有国际公认的标准，也很少有国家公布官方数据，但青年人不充分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即使欧美发达国家都不能幸免。以加拿大为例，2013年，青年人（15-24岁）不充分就业率高达27.7%，是同期失业率的2倍。据一些机构研究，美国青年不充分就业率也长期保持在30%以上，2014年达到46%。按照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目前美国大学生不充分就业率甚至高达53%。
随着经验的增加，青年人学有所用的几率会显著提高。例如，22岁群体的不充分就业率约为50%，但27岁群体的不充分就业率下降至42%。对于那些起初“屈尊”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大学生而言，变化会更加巨大：出校5年后，他们继续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概率会从13%下降到6.7%。显然，初出校门的大学生就业难，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社会实践经验的缺乏。随着经验的增加，大学生会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岗位。
美国刚毕业大学生的失业率，高于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失业率（作者供图）
大学生多吗？
“何必读书？”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经遭遇到如此尖锐的提问。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那个地方有老百姓，有社稷，治理百姓和祭祀神灵都是学习，难道一定要读书才算学习吗？）孔子没有正面回应。
2500年后，我们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学历不仅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今年年初在网络上走红的 “孔乙己文学”和“3000块招不到农民工，却能招到大学生”的网络梗，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既然大学文凭已经“贬值”，读书究竟有何价值？
中国的大学生究竟多不多？这要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 202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标）为10.93年（相当于高中未毕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不到9年），与G20平均水平（约10.8年）基本持平，略低于G7平均水平（12.7年）。
我国大专以上学历的人群在总人口中占15.5%，在25岁以上人口中占21.6%。而欧盟和美国的平均水平则分别是29.5%和37.9%。
受高等教育人群比例显示的是该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则体现其未来或增量水平，与就业竞争的关联度也更高。中国毛入学率为64%，高于金砖5国平均水平（52%，其中印度31%，巴西55%），但低于G20（71%）和G7（74%），远低于美国（88%）。显然，比较而言，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已属前列。
全国城镇就业人员4.67亿人，其中80后、90后人口约4亿人，是当前就业市场的主力军，其中大（专）学毕业生占比28%，硕士占比2.0%，博士占比0.25%，总计占比约30%，也就是约1.2亿人，这应该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大学生就业人群，使当前大学生感受到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
早在90年前的民国时期，社会上已经开始讨论“大学生过多”而就业难的问题。著名学者傅斯年在1934年《青年失业问题》一文中称，“教育当局应该把大学及专科学校之量的方面相当缩小，而于其质的方面力求提高…北廷的教育部对私立大学的设置是漫无约束的，…有些个所谓大学，尤其是在南方，…若听其永远的制造毕业生，是足以增加青年失业的。”今天看来，傅斯年的结论是偏颇的，彼时的大学生绝不能算多，问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太落后了。
各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者供图）
大学生找工作更难吗？
2020年，国际劳工组织收集了全球156个不同收入类型的国家数据，发布了有关大学生就业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44%的国家，相比只有初级学历或无学历的人群，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群反而有更高的失业率。看来，纵观全球，高等教育文凭都不是“黄马褂”，大学生就业可能会更难。
然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同样存在南北差异。在82%的低收入国家和70%的中低收入国家，高等学历的人群失业率更高；但对于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却分别降到了16%和31%！也就是说，越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越需要高学历人才；而越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越需要简单劳动力。
还有一个指标也相当让人诧异，在82%的低收入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占失业人群比重大于占就业人群比重，而只有10%的高收入国家有这样的情况。显然，在低收入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在人群在失业人群中被过度代表了，这也很容易给社会造成“读书无用”的感觉。
找工作难，一方面是找到工作难，另外一方面是找工作所需时间长。在77%的高收入国家，在毕业后半年内找到工作的人群中，大学生多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符合这一情况的比例只有42%和10%。也就是说，发展程度越低，大学生找工作所需时间越长。
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6-24岁人口中，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占比达60%，去掉在校生后，高中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占比接近70%。按照青年人口数和调查失业率20%推算，青年失业人口约为2400万人，而2022年实际求职毕业生理论上应该不到850万人。显然，无论怎样计算，青年人中，高中以下的低学历就业困难人群数量可能更大。
中国已经是中高收入国家了，按照全世界数据显示的基本规律，大学生就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通过一定时间的磨练，仍有一定的相对优势。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另一个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25-59岁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学历、大专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分别为4.5%、4.6%、4.0%、3.1%，整体上，学历越高，失业率越低。
学历通货膨胀
2023年，高校毕业生将突破1100万人，是30年前（60万人）的18倍，同龄人中大（专）生入学率（67.6%）为30年前（2.46%）的27.5倍。事实上，不只中国，整个世界的高等教育人数都在增长，今天全球有约2.2亿大学（专）生在读，是世纪之初（2000年）的2.2倍。
疫情前，由于中国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期，发展中国家普遍遭受的青年人（包括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并不突出；疫情后，受多种因素影响，发展进入了中速甚至中低速期，青年人就业难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就业与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中国并不能逃离这个经济规律。
大学文凭犹如就业市场上的货币，毕业生凭此到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岗位。如果货币发行增长率超过本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就会发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于就业市场而言，如果大学生的增长高于本国需要大学生的技术与管理岗位的增长，大学文凭同样会贬值。
物价上涨与货币购买力下降是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就供给方的定价而言，后者是就需求方的购买力而言。对于就业市场而言，物价上升也就是岗位标价（更高的学历或者更好的学校）提高了，例如，原来只需要本科毕业证的岗位，现在“价格”上涨到需要研究生毕业证；而购买力下降就是大学毕业证书能够购买的就业岗位机会减少，或者可购买岗位质量下降，例如部分大学毕业生只能“屈尊”至原本仅需高中生的岗位。
文凭通货膨胀又会导致学历“军备竞赛”和“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盛行。所谓军备竞赛，是指个人提升学历不再是出于对知识的内在需求或目标岗位的真实需求，而是为了在岗位争夺战中超过竞争对手。更糟糕的是，学历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考研、读博不再是为了科研，而是为了竞争工作机会，这对个人而言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对社会而言造成了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教育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
宏观上，教育的目标是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微观上，高等教育有助于提升个人的视野、知识和学习能力，从而增加个人的就业选择。大学文凭曾经所拥有就业市场竞争优势（即“大学生溢价”，graduate premium）是通过剥夺或减少他人受高等教育机会而获得的，这并不公平，也与国家的宏观目标冲突，只能是一种阶段性而非常态化的红利，个人必须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常态。
事实上，文凭价值的下降反而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正面价值：促使更多大学生脚踏实地地学习，而不是坐等毕业。正如经济发展需要温和的通货膨胀，某种意义上文凭通货膨胀也是无可避免的，但恶性抢购导致的通货膨胀则是有害的。
特朗普掀起了反文凭主义
生产大学学历只需增加高等教育投资，而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则困难得多，因此，高等教育往往超前于社会需求。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疫情开始以来，从美国联邦政府到各地方政府，掀起了一股“反文凭主义”的潮流。
1960年，美国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只有10%，今天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1/3。仅仅30年时间内，美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已经翻番。美国作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已经相当成熟，鉴于此，这样的速度显得格外惊人。
大学生增长过快，导致了就业难问题：上世纪70年代，出租车司机中大学生的比例不到1%；40年后却超过了15%。整体上，1/3的大学毕业生处于不充分就业、“大材小用”的状态。
1970年和2010年，出租车司机、消防员等职业中大学毕业生人数占比（作者供图）
仅美国联邦政府而言，最近30年内，政府工作人员中高中学历比例就从30%下降到12%左右，而研究生以上学历从不到15%增加到30%左右。2020年6月26日，特朗普签署了反文凭主义的13932号总统令（正式名称为“现代化及改革联邦政府岗位评价与招聘”），打响了反击文凭主义的第一枪。
联邦部门中硕士以上学历人群占比显著上升（作者供图）
总统令称联邦政府招聘过于依赖文凭（degree-based hiring)，对于只有高中学历以及没有能力读大学的低收入人群等潜在候选人并不公平，也不利于政府找到最合适的人选，要求联邦政府建立更具包容性（inclusive)、以岗位需求为驱动力（demand-driven)人力资源体系，以能力导向（merit-based and competency-based)取代文凭主义，所有机构必须在120天内重新对岗位进行分类并明确学历要求，除非有特别的法律规定或专业要求，一般不得要求大学以上文凭。
特朗普可能不会想到，这会是他下台后，除了继续妖魔化并遏制中国的政策外，民主党政府少数愿意继承的政治遗产。2022年11月30日，奥巴马在参加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再选造势大会上，敦促各州取消对政府岗位招聘的大学文凭要求；今年3月19日，他又发推特称，各州应该取消不必要的大学学历要求，将高薪岗位向更多人开放。拜登在2月初的国情咨文中，也大肆吹嘘他臭名昭著的“芯片法案”的成果：英特尔公司在俄亥俄州建立的新半导体工厂预计需要7000名建筑工人，建成后还要招聘3000名生产工人，这些工人平均年薪达到13.5万美元，而这些岗位大部分不需要大学学历。拜登试图通过强调这一点，拉近他与底层工人的距离。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公帑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以补贴少数美国工人的不道德行为，在“美国第一”的大旗下变得那么理直气壮。
奥巴马的推文（作者供图）
除了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也在纷纷跟进。共和党治下的马里兰州率先在2022年年初宣布取消政府大部分岗位的文凭要求；共和党治下的犹他州随即跟进；拜登讲话3周前，民主党治下的宾州也宣布了同样的政策；不久，共和党治下的阿拉斯加州也“有样学样”。
特朗普最善于了解选民需求，他清楚地知道，白人中的低学历人群（所谓“红脖子”）是他最大的支持群体，因此他必须成为低学历人群的政治代言人。民主党同样也有自己的算盘：黑人和拉丁裔中低学历人群比例高，而他们是民主党的大票仓。究竟能有多少初中生或者高中生进入政府工作，恐怕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态度就是站队，站队才是政治上最重要的。
文凭确实不能说明一切，但是否有更公平、合理、有效的方法来判断一个人能否适合这个岗位，恐怕仍需商榷。这些政策究竟能起多少实质性作用，更有待时间检验，毕竟招聘不仅是招聘能符合岗位需求的人，而且是从候选人中选择最好的人选，选择60分的合格候选人就是对90分的优秀候选人不公平，换句话说，招聘不仅是一场资格选拔，而且是竞争性资格选拨。
从世界范围看，大学生是否过多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取决于能否与发展阶段相适应。青年人就业难是一个世界现象，其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染上此病，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一规律的约束。
问题的解决既需要供给侧（高等教育）实行结构性改革、培养更加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也需要需求侧的发展跳过中等收入社会的陷阱，唯有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唯有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提供足够多的高技术和管理岗位。民营经济和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了超过80%的就业机会，因此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青年就业难问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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