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学者劫掠，依旧是贼 ——20世纪初欧洲学者的“中亚探险”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近些年来，诸如敦煌学、西夏学这类的“冷门绝学”反而成了媒体常见的“显学”。这些“冷门”研究之所以能够成立，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新史料，也就是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等文献。

黑水城西夏文书

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珍贵史料却并不保存于国内。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为例，目前英国所藏的卷数最多、内容最长；法国所藏的最为精美、完整度最高；俄国所藏号数最多、涵盖面最杂，反而是中国所藏的敦煌经卷最为散乱。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敦煌文书曾遭到了“探险家”的大肆掠取。但令人费解的是，总有一些人为劫掠中国文物的“探险家”辩护，甚至有人说，中国人应该向他们先道歉，再致谢。受害者要感谢加害者，为何会有如此奇谈怪论？那些“探险家”究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略谈己见。

欧洲人的中国“探险”

说起20世纪初深入中国西北的探险家，英国人斯坦因或许最为耳熟能详，也最富争议。但事实上，斯坦因只是这一群体的代表。大致同一时期，还有伯希和、斯文·赫定、罗佛、勒柯克、大谷光瑞等队伍在中亚活动。而且他们的“探险”不止是个人行为，还蕴含着帝国主义之间的较量。比如斯坦因的身份是英属印度的文化官员，伯希和则受法国远东学院的资助，充分显现了那个年代英、法两国的关系。

这些人虽然来历不同，却存在诸多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以“探险”为名头申请进入中国。直至今日，人们也经常称这些人为“探险家”，并将他们的活动称作“中亚探险”。

但若仔细考究，所谓的“探险”，恐怕不能完全成立。且不说敦煌这种汉代就已经设郡，清朝早有州县的地方根本就不需要探险，即便是在南疆大漠，清朝的军队、官员也早已深入，同样不需要洋人们万里迢迢来探险。就算是进入了沙漠，这些人也是请当地人引路。如果他们真的是探险家，怎么没有探出几条没人走过的新路、找到几条未被发现的河流？因此，所谓的“中亚探险”，只是他们给自己的美化罢了，直至今日还在使用，实际上多少有些不太合适。

其次，相较于以金银财宝为目标的传统寻宝队，这些“探险队”的目标主要是新疆、甘肃与内蒙西部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古籍。比如西域诸国遗址，就尤受这些人的重视。斯坦因就在他的三次“探险”中发掘了托古雅、安德悦、尼雅、米兰、楼兰等一大批遗址。敦煌文书、寺庙壁画也是他们共同的喜好，正因如此，这些“探险家”也是竞争者。

斯坦因所拍的敦煌藏经洞

第三，组织“探险”活动的人大多是专业学者，接受过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的训练。斯坦因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担任过英属印度的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伯希和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长期负责收集中国传统文献。日本大谷探险队的领导者大谷光瑞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是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也绝非等闲之辈。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很善于包装个人形象、美化劫掠行为，尤其注意争取当时中国人的支持。比如斯坦因第二次入华时，在喀什物色了职业师爷蒋孝琬当秘书。谙熟中国官场规矩，又有深厚古文功底的蒋师爷在此后的所谓“探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伯希和能够早早地了解莫高窟藏经洞的消息，则是因为结交上了清朝伊犁将军长庚。

总而言之，在一百多年前，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日本人不远万里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并不是真的为了探险。而是奔着珍贵的文物古籍而来，称他们为文物发现者、搜集者、劫掠者或许更为合适。

各显神通，掠夺有道

翻看当代学术史，诸如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将他们称作“劫掠者”，可能会让有些人心生不快。但就行为而言，他们确实当得起这个称呼。斯坦因的三次探险之旅，前后掠取文物超过万件，到底有多少，他自己都未必数得清，以至于大英博物馆中专门有个“斯坦因密室”。

“斯坦因密室”中的敦煌被盗文物

伯希和的“探险”名声虽然不如斯坦因，但收获却毫不逊色。由于具有扎实的汉语基础，伯希和挑选文献的眼光比斯坦因更好。仅从敦煌莫高窟一处，伯希和就带走了六千余种文书、二百多幅壁画与各种文物大多是精品，成为如今法藏敦煌文书的精华所在。

为了搞到这些文物、典籍，斯坦因、伯希和手段百出，总结起来无非是“连哄带骗”、“威逼利诱”，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实在不行就花钱、迂回。比如斯坦因为了获取敦煌文书，先自己贿赂王道士，继而又坐镇安西，遥控手下攫取文献。根据学者的统计，斯坦因通过第三方骗取的敦煌文书比他自己拿到的还要多。

敦煌“王道士”

实际上，若仅就行为而言，愿意“曲线作战”的斯坦因、伯希和已经算得上是“体面人”了。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就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劫掠。他们所到之处，但凡是文物、壁画，能抢则抢，能挖则挖，反正不能留下。对于埋藏在地下的文物，日本人没有耐心挖掘，而是欺骗怂恿百姓胡乱开挖，继而以廉价坐地收购。

有学者认为，大谷探险队的疯狂盗掘比之于任何西方探险队更甚，造成了空前的破坏与洗劫。而且，大谷探险队没有完整公布过劫掠名目，故而直至今日，日藏敦煌文书也以“最神秘”而著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收获极丰，仅第三次探险时就在吐鲁番就窃取文物七十多箱，重达半吨以上。

无论是挖的、抢的、骗的，还是买的，这些“探险家”拆散文献古物的原有样貌，盗掘遗迹现场都是对文化遗产的重大破坏，更是中华文明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对于掠夺者，或者说破坏者而言，他们的收益可就大了。且不论其中的经济价值，文物、文献的研究价值就足够这些人享誉至今。

“大师”未必是“君子”

斯坦因在第一次探险之后写成了《古代和阗考》，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力压群芳荣获儒莲奖，给斯坦因带来了无穷的学术荣光。随后，斯坦因又相继撰写了《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以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每一本都是研究中亚历史、考古和民族等领域的重要著作。

伯希和虽然相较斯坦因资历稍浅，但学术成就却更胜一筹。他的研究范畴虽然不仅局限于中亚，但实深受益于此，著有《敦煌遗书》、《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吐火罗语考》、《伯希和西域探险记》等重量级著作。在欧洲，伯希和是公认的汉学权威，被称作“世界东方学界最高峰”，“没有伯希和，汉学就像被遗弃的孤儿”。在中国，伯希和也备受推崇，曾于30年代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请，并指导过一批中国学者。

即便是大干坏事的大谷光瑞，如今也有了诸如“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美名。或许正是出于这些好看的名头，如今总有人心怀疑虑：大学者可以是大盗、窃贼吗？

从逻辑上说，学问水平的高低与私德的好坏本来就不绝对关联。以斯坦因为例，诚然，他的研究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比如《古代和阗考》中收录的文字、图版是研究和阗汉文文书不可缺少的资料。但与此同时，他窃取文物的行为不仅在今天看来是可耻的，在当时也为中国人虽鄙视和憎恶。

1930年，斯坦因组织了第四次“探险之旅”。他故伎重演，仍以考察“玄奘西行遗迹”作为由头申请入华。消息传出，遭到了民国学术界、文化界的强烈反对，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呈送的公文中直指斯坦因“曾在新甘盗窃古物”。北平《世界日报》说得更是直接：“英人斯坦因氏曾在新疆甘肃，盗割各地壁画，发掘各地古迹，盗窃敦煌石室宝藏以去，为国人所共知。”由于舆论纷纷，北洋政府不得已吊销了斯坦因的签证，并将已经进入新疆的斯坦因驱逐出境。

在罗布泊盗宝的斯坦因

显而易见，斯坦因等人的掠夺、盗窃行为，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为国人所共知”。如果在百年之后，中国人反而“不知”、“不敢知”，甚至还帮斯坦因等人辩护，岂不奇怪？

还有人说，斯坦因私德甚好，比如他一生节俭、没有私产，奉献学术、没有结婚，所以不应该被冠以恶称，这又纯属混淆概念。且去看看零落各处的西域文物，还有被剥落了壁画的古寺墙壁，以及那些因为野蛮盗掘再也无法重见于世的古迹，这与不攒积蓄、不娶妻子有关系吗？

还有一种说法最为流行，大意为斯坦因等人虽然把文物劫掠出境，但这些文物倘若留于国内，必然会遭到破坏。因此，他们只是“代留”了中国的文物典籍，还不收保管费，可谓功德大矣。

这种观点虽然传播甚广，但从根上就是错的。一方面，假如这种辩护可以成立，岂不是谁家有败家儿女，我们都可以去把他家洗劫一空，以免日后被败家子挥霍？无论此后的行为如何，劫掠与盗取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

另一方面，历史不能单方面做假设，这些人不仅是文物的发现者与研究者，也开启了破坏之门。如果没有“探险家”的劫掠与宣传，会有后来如此多的破坏乃吗？大谷光瑞就是在拜会了斯坦因之后，才组建探险队，深入新疆攫取、破坏文物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以为文物古籍落入斯坦因等东西洋人之手，就等于进入了保险库。但事实上，在他们手里丢失、损毁的珍贵文物亦不在少数。学者研究显示，斯坦因在历次开箱、整理、编目、瓜分、运输过程中都曾发生过文物遗失的事件，有些文物从此销声匿迹，有的则辗转多方，又神奇出现。比如本应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些敦煌文献，竟然在几番辗转之后，被发现于印度博物馆里。至于其中多少文物古籍在此过程中彻底消失，恐怕就连劫掠者自己也说不清楚。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因为裸展中国文物造成流失海外的著名文物青铜鸮尊被游客损坏

对于斯坦因等人的“探险”行为，当代西方学者有一种看似折中的观点，认为应该“避免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笔者部分赞成这种观点，只不过，换做一百年前的标准，劫掠、盗窃就有理吗？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哪种文明，抢劫与掠夺总归是错误的。并且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物，犯了错误就应该承认，也必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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