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楚：叙利亚回归与“和解潮”背后的中国因素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楚楚】

5月19日，第32届阿盟峰会在沙特吉达召开，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也受邀参会，这是叙利亚脱离阿盟12年后首度回归阿盟大家庭，自然受到外界关注：这预示着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或将提上日程，也意味着中东整体局势正在随着“和解潮”的推进而走向缓和。

4月18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欢迎来访的沙特外交大臣本·法尔汉

叙利亚，阿拉伯主义跳动的心脏

叙利亚曾被称为“阿拉伯主义跳动的心脏”，因其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传统而成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从地理位置上看，叙利亚地处小亚细亚半岛与阿拉伯半岛之间，位于地中海、红海、黑海、里海、波斯湾的“五海”的中心地带，是中东腹地的十字路口。

从文明历史来看，叙利亚扼守尼罗河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的必经之路，古代曾是定居群体与游牧人口的交汇之地，近代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先锋堡垒。

从地缘政治来看，叙利亚地处“中东火药桶”——“新月地带”，而且是所谓“什叶派之弧”的中枢力量，巴以冲突、伊拉克重建、反恐斗争、伊朗核谈判等中东热点问题均与叙利亚密切相关。

因此，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叙利亚问题成为各方域外势力插手中东事务的重要抓手，这加剧了中东地缘政治和安全秩序的碎片化、阵营化。各方力量围绕推翻阿萨德政权和支撑阿萨德政权进行了激烈博弈，一方面，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等域内大国借机争夺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美欧俄等域外强权趁机介入叙利亚内战，资助叙利亚的叛乱运动和打击极端组织，扶植当地的伙伴和代理人，延续了叙利亚的混乱和人道主义灾难。可以说，叙利亚问题牵扯到整个地区的各方利益，几乎成为“中东问题之眼”。

美国因素：搅局与抽身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长期采取谨慎干预态度，综合运用扶植代理人、空袭、派遣特种部队等“轻足迹”策略影响当地战局，并辅之以制裁手段向叙政府施压，试图实现低成本维护美国霸权的目标。

然而，美国干涉叙利亚内政，升级地区战争，扰乱了中东秩序，也造成了严峻的安全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长年累月的经济封锁也让叙利亚日益凋敝的经济民生雪上加霜。

当前，美国并不希望叙利亚同阿拉伯世界关系解冻。随着叙利亚长期陷入难解僵局，美国在叙利亚也面临进退两难。一方面，美国在叙利亚有着重要的能源和地缘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随着巴沙尔政权的巩固，美国持续投入资源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叙利亚重新融入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是美国并不情愿看到的结果，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巴沙尔的反美韧性，而且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面对过去策动反巴沙尔运动所付出的隐没成本。

新的氛围：中东大和解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存在的趋势性变化，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不断推动战略收缩，引发以色列、沙特、卡塔尔等传统盟友的安全焦虑，纷纷强化战略自主；另一方面，在域外势力多年干涉后，地区国家逐渐发现，不断“内斗”的结果只能是安全困境愈演愈烈，滋生难民潮、恐怖主义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纷纷开始寻求内求发展，外求缓和，这是推动中东地区和解的内生动力。去年阿盟峰会上强调的两个重要主题分别为“反对域外势力干涉”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反映了地区冲突各方陷入疲劳期，厌倦了域外大国扶植地区代理人开展博弈与无休止的战乱，转而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地区各国的优先议程。此次峰会在沙伊和解的背景下召开，接纳叙利亚重返阿盟，彰显了阿盟团结合作与自主发展的精神，表明地区阵营对立色彩的进一步淡化。

因势利导的“中国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域外势力”，以不同于传统西方干涉的姿态发挥影响力。去年12月，习近平主席赴中东出席了首届中阿峰会和中海峰会，深化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中阿显著拓展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中国日益注重对中东的“立体式外交”，增强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主张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在解决中东安全问题上，传统西方大国强调“民主和平论”“人权和评论”“制衡和评论”，中国则认为，中东乱局的症结主要在于发展赤字和发展失衡，因而提出“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开展的合作具有明显的务实性，在新能源、新基建、新技术、新产业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同该地区各国的发展愿景高度契合，全面深化了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外交和经贸关系。

今年3月，沙特与伊朗在北京握手言和，成为中国“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一大阶段性成果，具有示范效应，改善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氛围，带动了地区国际关系的重组，引导冲突各方重新聚焦发展与民生议题，并为叙利亚问题、也门冲突、利比亚乱局等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注入了积极因素。

本次峰会，叙利亚回归阿盟，这是上述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折射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两大转变：一方面，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不再强调同叙利亚的教派分歧，表明地区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考量因素由意识形态转变为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不顾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对，再度接受叙利亚，表明其战略自主意识的上升，及传统域外大国在此地干预能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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