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中国崛起“到顶”了？《经济学人》的谬论不止是个经济错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封面文章，以“中国见顶了？”为题。正如文章标题所示，这篇文章讲的是：尽管过去70年，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达到了顶点，但现在这一切已经结束，《经济学人》写道：
“十年前，预测家们预测，中国GDP将在21世纪中期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并保持压倒性的领先地位，而现在，一个不那么戏剧性的转变即将到来，导致中美经济地位趋于持平……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实力将较竞争对手有所下降……“中国见顶论”的提出是基于观察到某些原本的利好因素正在转变为不利的因素……所有这些都弱化了对中国经济潜力的长期预测。
12年前，高盛认为中国GDP将超过美国，到本世纪中叶将超过美国50%以上。去年，它修改了这一预测，称中国GDP超过美国的幅度最多达到15%就已经见顶。其他人则更悲观。研究公司凯投宏观认为，中国经济永远不会成为领头羊，而是将在2035年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90%……（这些预测中）最可信的预测似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将在未来十年左右“平起平坐”，并且在接下来的10年里将这种态势将延续下去。”
看到以上论述，笔者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可笑，因为这不过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学人》对中国的预测屡屡失准的一个缩影而已。事实上，记录表明，《经济学人》倒是一个预测中国很好的参考指南——看看《经济学人》说了什么，然后反过来，就是中国将要发生的；其次，值得思考的是，《经济学人》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预测屡屡失准是否只是基于无知和傲慢？而且，为何其总是无视自己糟糕的“战绩”，“愈挫愈勇”仍要持续地预测中国？后者不仅适用于《经济学人》，也适用于许多其他提出类似说法的西方出版物。
经济学人封面图
那些年，《经济学人》对中国做出的“反向预测”
为了避免有人认为笔者是在抹黑《经济学人》，我们不妨看看它以往预测中国的“战绩”。为避免曲解，下文所引用的例子将取自代表《经济学人》主要观点的最重要的版面——头版和特别增刊。
首先让我们回溯到25年前《经济学人》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中国的预测。1998年10月24日，《经济学人》在题为《中国会是下一个吗？》的头版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增长是否正在放缓，甚至陷入停顿？……是的。”然后，它又提出一个问题：“由此产生的失业是否会引发政治动荡，或者领导层之间的权力斗争？……是的。”
事实上，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基本稳定，并没有因为失业导致政治动荡，更不用说“权力斗争”了。
经济学人封面：《中国会是下一个吗？》
四年后的2002年6月15日，《经济学人》推出题为《喘不上气的中国龙》特别增刊。它就中国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仍然主要依赖国内的增长引擎，而这些引擎正逐渐衰退。过去五年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因此，政府债务正在快速上升。再加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国家的巨额养老金债务，这是在制造金融危机……因此，未来十年，中国将会变得更不稳定。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它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动荡。如果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公众信心可能会崩溃，进而引发银行挤兑。”
《经济学人》封面：“喘不过气的中国龙”
结果，接下来十年所发生的事与《经济学人》的预测相反。2002-2012年，中国GDP增长173%，即年均10.5%。相比之下，同期世界GDP增长37%，即年均3.2%；美国GDP增长21%，即年均1.9%。也即是说，同期中国GDP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倍，是美国的8.4倍。
中国这条龙已经喘不过气？很明显，《经济学人》的预测又大错特错。
现在让我们转向《经济学人》针对中国的另一类预测。它在2010年10月2日刊载的题为《印度的增长将如何超过中国》的封面文章中指出：“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陈艾亚和坦维·古普塔预测，印度GDP增速将在三到五年内开始超过中国……他们预计，未来20-25年，印度经济增速将超过任何其他大国。其他预测家也给出了类似的预测。”《经济学人》认为印度GDP增速将超过中国的原因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政府主导，而印度的增长是由4500万企业家推动的”。
《经济学人》讨论印度经济追赶中国的封面
如图1所示，《经济学人》的预测又落空了。2010-2022年，中国GDP增长116.0%，印度GDP增长94.6%。也即是说，印度GDP增速并没有远超中国，相反，这一时期中国GDP增速高出印度23%。中国GDP年均GDP增速为6.6%，而印度为5.7%。
图1
如果硬要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大政府主导”是所谓的负面特征，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均GDP增长数据——这是一个能够反映出整体经济效率的指标。2010-2022年，中国和印度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4%和1.2%。因此，尽管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更快，但中国GDP增长速度仍高于印度。
如图2所示，就人均GDP而言，2010-2022年，中国人均GDP增长105%，印度为69.6%。也即是说，中国人均GDP增速高出印度51%。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速为6.2%，而印度为4.5%。事实证明，“政府主导增长”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人均GDP增长方面，远比“4500万企业家主导增长”的印度更有效率。《经济学人》再一次用正确的细节推导出了错误的整体。
图2
“人口拐点”也是“经济拐点”？
上面的例子已经证明，过去数十年《经济学人》对中国的预测都不准，那最新的这篇封面文章《中国见顶了？》中得出的“中国的崛起已经完结”这一结论是否靠谱呢？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中提到，“原本的顺风正在转变为逆风”：“第一股‘大风’来自人口统计。近十年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呈下降趋势。去年，中国人口达到顶峰……再见了，曾经挤满‘世界工厂’的年轻工人们。”
《经济学人》接着写道：“中国今年已经将其经济从‘动态清零’政策的封锁、隔离和其他限制中解放出来。但它并没有摆脱对其增长前景的长期担忧。人口正在减少，其史诗般的房地产繁荣已经结束。”据推测，中国整顿电子商务行业会引发问题。至于与美国的比较：“有人问，中国经济增速快于美国的情况又能维持多久？”通过引述上面这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得出了中国经济已经“见顶”的结论：“哈尔·布兰兹和迈克尔·贝克利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均认为，中国的崛起已见顶。他们所说的‘中国峰值’时代即将到来。”
正如上文所述，《经济学人》着重援引人口趋势证明结论的合理性——这其实是在变相的推广“中国将未富先老”这种流传多年的虚假说法。确切地说：“是什么原因导致对中国经济的预期降低……首先就是人口因素。根据官方统计，中国劳动力已经达到顶峰。中国15至64岁人口是美国的4.5倍。根据联合国的‘中位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只有美国的3.4倍。”
《经济学人》接着得出结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和美国将在几十年内保持势均力敌的地位。在高盛的预测中，中国将在40多年内保持着对美国的微小但持续的领先优势……在凯投宏观的预测中，中国GDP将最迟在2050年超过美国的80%……如果中国的峰值曲线更像是桌山（南非的一座平顶山，海拔仅略高于1000米），而非乔戈里峰（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那么其领导人在衰退开始前几乎没有动力急于对抗。”
且不说中国领导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急于对抗”的意愿，下面我们就《经济学人》的这一预测本身进行详细分析。我将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分析。事实上，几乎任何人都能看懂的基本事实和计算结果（显然除了《经济学人》的作者）都印证了它们的虚假性。
我们先来看《经济学人》着重强调的人口问题。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22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9%。同期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0%。因此，每年8.1%的GDP增长，即增长的90%，不可能由人口变化来解释。总之，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在进行详细的增长核算之前，人口增长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微乎其微。
再来看第二个重点，根据《经济学人》的说法，我们正在进入“超级大国势均力敌的时代”。就GDP而言，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规模将大致相同——其中一个可能比另一个稍大一点。
当然，没有人怀疑经历了“百年耻辱”的中国经济起点远远落后于美国。世界上最著名的长期增长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950年，中国人均GDP略低于美国的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2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8%。也即是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均GDP和美国相比增长了大约五倍多。
这意味着什么？2022年，中国大陆人口是美国的4.24倍。换句话说，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24%，约为中国的四分之一。这反过来意味着，中国要想拥有与美国相同或更高的人均GDP，其人均GDP必须保持在美国的四分之一以下。
凭什么中国的人均GDP不能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以上，凭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只能达到美国的大约四分之一？难道这是一种仇外的错觉，认为中国人的平均智慧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或者工作强度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或者无法找到一种方法来达到普通美国人四分之一以上的生活水平？或者换一种说法，难道美国人的平均工作强度是中国人的四倍多，或者美国人比中国人聪明四倍，或者美国人找到了一种保持生活水平是中国人四倍多的方法？
显然这是妄想，这种妄想将让美国不仅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冲击，在本世纪末，当美国发现14亿多印度人民也至少和美国人一样聪明、一样努力，也一样有能力找到国家发展的道路，美国还将再次被震撼。
印度经济近年来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成就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政策和中国人民的辛勤工作——经济“奇迹”并非凭空而来。中国清楚地意识到，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干预后，1949年成立，从极低的经济起点上开始发展的中国，已经制定了到2049年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二十大报告将这一目标定位为“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稍早之前，2020年召开的十九大围绕“十四五”规划的讨论得出结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两个目标本质上是相同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2035之前中国GDP年均增长至少4.6%。
中国在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共同作用下必然导致相应的结果。那些认为中国人均GDP永远不会显著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GDP永远不会显著超过美国的人，是在自欺欺人。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乘以四就可以。
到目前为止，无论你是不是经济学家都会明白，“中国见顶论”的基本错误。与GDP增长相比，中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这一事实表明，劳动力供给增长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小。这些虚假的论点可以忽视这些基本的事实，这表明人们会被自己国家的政治宣传所蒙蔽。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进行更加详细的经济学分析。
让我们从最基本的趋势转向详细的增长核算。我将通过最新数据进行分析，以避免有人指责我只分析197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没有人会否认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速迅猛，然而有人声称这种高速发展已经不复存在。鉴于此，图3所示的是最近10年（2011-2021年）详细的增长核算数据——2022年的全面数据尚未出炉，因而不包括在内。
“劳动数量”VS“劳动质量”
由于劳动力是“中国见顶论”的焦点，因此将首先分析这一问题。
图3中关于劳动力投入的详细数据，反映了“中国将未富先老”这种老套论点的第一个基本算术谬误——没有区分劳动力投入“质量”（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等水平）和劳动力投入“数量”（劳动工时）。
图3
这种谬论即便对于非经济学专家来说也很容易搞懂。以韩国劳动力举例——选择这个国家是因为它拥有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水平。1945年，韩国8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文盲率为88%。如今，韩国8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相当于相关年龄组的全部人口。中国正在经历相同的历史进程——曾经农村地区占国家的大多数，到2021年，城市化率已达到65%；到202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60%。
2022年，在韩国拥有大学学位（可能是工程或计算机博士学位）的人一小时劳动所产生的价值，显然远高于相同时间内，1945年文盲农民创造的劳动价值。同样，随着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培训程度越来越高，即便“劳动力数量”（总工时）有所下降，“劳动力质量”投入也会增加。
这正是2011-2021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如图3所示，总工时（劳动力数量）下降使GDP下降0.4%。但劳动力质量的贡献，即更好的培训和教育使GDP增长0.4%。因此，总劳动力投入的实际变化为零。（从专业角度注解：简单地按工作时间计算劳动力投入，而不考虑劳动力质量变化，这是索洛最初的增长核算公式中的一个错误，该公式已被现代增长核算法所取代。如果你不是专业经济人士，只需要明白，文盲和工程师博士一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是有很大差异的）。
但即便抛开这一基本区别不谈，实际上就劳动力数量本身而言，中国所处的状况也远没有“中国见顶论”所说的那么糟糕。例如，中国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仍在农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将在未来数十年进入城市地区，这将提高生产率。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55岁，按照国际标准，这一数字极低，鉴于中国预期寿命大幅增长，如果未来中国提高退休了年龄，将导致可用劳动工时也会相应的有所增加。
中国也正在酝酿提高退休年龄，图片来源：ICphoto
简言之，这些人犯了一个基本错误——没有区分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后果，也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非常低的退休年龄必然会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而逐渐增加，“中国见顶论”中关于劳动力投入减少的说法被大大夸大了，即使在他们自己设定的概念中也是如此。
但实际上，即便上述这些只是次要问题，并没有我们已经分析的基本概念来得重要——1978-2022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0.9%，同期中国GDP年均增长9.0%。也即是说，8.1%的GDP，即增长的90%，不可能用人口变化来解释。这表明，劳动力投入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
在详细分析这一点时，有必要注意到，2011-2021年，劳动力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为零——由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引发的GDP年增长为0.4%，被劳动力数量（工作时间）减少导致的GDP下降0.4%所抵消。即便从1990-2021年更长的时间范围来看，劳动力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只有0.7%，而GDP年均增长率为8.7%，即92%的GDP增长源于劳动力投入增长以外的因素。
因此，劳动力投入放缓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的原因显而易见。因为详细的增长核算数据，清楚地反映了1978年以来中国人口和GDP变化背后的事实——人口和劳动力投入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
那么真正左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及其影响是什么呢？
是什么真正主导着中国经济
说到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不妨再以2011-2021年这一时期的最新数据为例。
在此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6.7%。不同投入对增长的详细贡献如图4所示。图4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图3所呈现的事实——图3显示了不同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图4更为直观，显示中国GDP增长的多少是由于哪些不同的投入导致的——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哪些变化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哪些变化不会。也即是说，什么变化会，而什么变化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达到真正的“峰值”。它还可以很容易地计算中国是否能够实现4.6%的GDP年均增速，这是实现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所必需的。
图4
从中可以看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劳动力供给变化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假设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来抵消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趋势，例如退休年龄未变，这将继续从GDP增长中每年扣除0.4%，同时假设劳动力质量提高对GDP的增长效益被排除——实际上没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假设，因为中国的教育和培训将继续，但这里的假设只是为了分析“最坏情况”。然后，这会发生什么？这意味着中国年GDP增长率将从6.7%降至6.3%，即使这样也很容易超过到2035年实现人均GDP翻一番所需的每年4.6%的增长率。
再来看生产率，确切地说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除劳动力和资本增长之外，所有提高经济产出的过程（比如技术进步、更大规模生产的好处、管理技术改善、科学发明、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的好处等）。假设一个灾难性的案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至零——同样，这样的假设没有道理，因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世界最快的，但作这样的假设只是为了证明最极端的负面假设的影响。然后发生的情况是，中国GDP增速将以每年1.5%的速度下降——从6.7%下降到5.2%。届时，中国仍将实现每年增长4.6%的目标，到2035年实现人均GDP翻一番。
即使作出这样一个荒谬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质量没有提高，每年扣除GDP增长的0.4%，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至零，每年从GDP增长中扣除1.5%，那么每年1.9%的综合放缓仍将使中国以每年4.8%的速度增长，足以实现2035年目标。
当然，这些负面假设本身就是荒谬的——中国劳动力质量改善没有理由降至零，相反，它正在向教育和培训投入资源，也没有理由听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降至零。但这些极端不切实际的假设有一个好处，即便这些假设都成真，“中国见顶论”所预测的结果也不会发生。
事实上，显而易见，只有一个假设可以证明“中国见顶论”——即中国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是合理的。而这需要中国投资占GDP比重大幅下降。也即是说，从技术上讲，这需要资本投入占经济比重大幅下降（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只是指固定投资——无论这种投资是由政府、私人资本家还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所有制进行，都无关紧要）。因为78%的中国经济增长源于资本/投资。或者换句话说，GDP年均增长6.7%，这些投入占5.2%。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是很正常的，2011-2021年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1%。这就是为什么GDP投资水平下降确实会导致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原因，我的前一篇文章《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对此进行了分析。
事实上，尽管他们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其他问题，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即便这些问题真实存在。但统计数据显示，那些支持“中国见顶论”的人之所以抛出这样的说法，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将大幅削减投资占其经济中的比重。首先，我们来检验一下那些通过量化分析证明“中国见顶论”的人，看看他们的观点是否合理——尽管令人震惊的是，一些抛出这样的说法的人甚至懒得试图量化它们。
在《经济学人》的一系列研究中，首先将以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罗兰·拉贾和阿丽莎·冷所写的题为《向下修正的中国崛起》（Revising down the rise of China）的分析文章为例。该文就中国得出结论：“我们的预测表明，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至3%左右。”这正是假设中国固定投资/资本投入占GDP比重大幅下降：“未来几十年，总投资占GDP比重将从目前的43%降至33%。”
中国乡村地区建成的立体交通网络（图片来源：ICphoto）
高盛也做出了同样的假设。据高盛预测，中国GDP年均增速将下降2.6%——从2013-2022年的6.0%降至2023-2032年的3.4%。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受到了资本投资所占GDP增长下降了2.4%的压倒性影响——从 4.8%降至2.4%。高盛报告预测，由于92%的GDP增长下降源自资本投资下降，仅8%的或者0.2%的GDP增长源自投资下降以外的因素。高盛报告数据显示，如果投资未有下降，中国GDP年均增速只会从6.0%降至5.8%——这一水平很容易让中国超额完成2035年目标。简言之，高盛报告表明，只有投资下降才能对中国增长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用《经济学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中国见顶论”的由来。
当然，这些针对中国降低投资占经济比重的预测和呼吁，是以一种稍显隐蔽的方式提出的。他们呼吁中国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但由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中国经济的100%，因此要求中国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必然是要求其降低投资水平。当然，正如上文所述，这确实会导致中国经济急剧放缓——令“中国见顶”。这只是诱导中国在经济上自杀的一个例子而已。
如果说洛伊研究所和高盛发表的研究尚有可取之处 ，其他研究就不是这样了。
中国不会“抄差生作业”，更不会“经济自杀”
毫无疑问，从既有的事实来看，如果中国大幅削减投资水平，其经济增速确实会大幅下降——因为78%的中国经济增长源自资本投入。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为啥要大幅削减投资占GDP比重呢？
他们所宣称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不同于其他经济体。比如，凯投宏观——与洛伊研究所或高盛的研究不同，凯投宏观甚至没有正确量化其研究结果，但仍被《经济学人》作为引用来源——宣称：“我们预计，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2%左右。”报告指出：“中国拥有异常庞大的资本存量……如果中国的资本存量与GDP之比继续似过去十年快速增长，它很快就会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高盛同样认为，中国投资占其经济比重将大幅下降：“投资占GDP比重预计将从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为中国目前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尽管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经接近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投资占GDP比重平均为34%”。
毫无疑问，中国不同于其他经济体。那么，中国和其他经济体有何不同之处？原因很简单，它的经济增速远快于其他经济体！因此，它的平均生活水平增速远快于它们，脱贫速度也远快于它们。显然，在这一切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中国的领导者与其他发展较慢的经济体是不一样的。
但是，高盛却宣称，这个发展最快的国家应作出改变，向发展不那么成功的国家学习。这个逻辑实在是奇怪之极。想象一下，如果高盛或任何其他银行或咨询公司对他们的客户称：“我们注意到你的发展速度远快于你的竞争对手，所以你需要停止这种情况，把自己降到他们的水平”，或者他们对一家公司称：“我们注意到，在这一领域，一家公司的发展速度比其他公司快得多。因此，你应该忽略这家公司，效仿那些不太成功的公司。顺便说一句，我们建议这家最成功的公司放弃自己的优势，转而学习不太成功的竞争对手的做法。”任何提出这样建议的人都会被嘲笑，并且瞬间被它的客户们撤单。
然而这正是那些抛出“中国见顶论”的人所做的。他们称：“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快于其他国家。因此，它应该放弃获得成功的原因，转而采用发展速度较慢的方法。”当然，相反，任何明智的人都会认为：“中国的与众不同，在于它是发展最快的国家。因此，其他国家应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当然，不是机械照搬中国模式）。”这样的观点才符合逻辑，这也正是其他国家正在做的事情，这解释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兴趣日益增加的原因。
相反，那些抛出“中国见顶论”的人认为，中国应主动走向经济自杀。它应该放弃那些使其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经济体的方法，而采用那些不太成功的方法。如果中国真如此，那么肯定会令“中国见顶论”成真——如果一个人决定自杀，那他无疑会死。但如果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采用这样的逻辑，那才是怪事！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干预后，于1949年将中国从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带到了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要经济体。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为什么要向比它差的国家学习？也许戈尔巴乔夫会认为苏联应该进行经济自杀，他追随西方最终使国家走向毁灭，但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500年的傲慢与压迫可以休矣！
这些事实问题对任何认真思考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是什么造成了对这一切的视而不见？也许，只有无意识的傲慢才能解释其中的原因。
《经济学人》、高盛等机构都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经济体。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出中国制度具有优越性的结论，而是得出结论：中国一定是错的，他们一定是对的！原因是，接受事实将颠覆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傲慢地看待世界的方式。鉴于此，他们陷入选择性失明。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正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其他政治力量，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取得了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速和生活水平增速，以及最大的减贫成就。总的来说，它帮助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数量人口生活水平的最大改善。有些人认为，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能是凭空而来，没有思想或理论引导，这种想法是可笑的。相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实际成果不仅优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成果也优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洗刷了“百年耻辱”
其次，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每个曾经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确实是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最伟大的国家成就。经历了被列强践踏的“百年屈辱”之后，现在只有中国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中国总能做出明智的决策，那它就会实现繁荣富强；如果中国总是做出愚蠢的决策，那它将付出代价——但没有其他人能够代替。 从根本意义上说，这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结束了人类历史上长达数百年的一个时代。在过去的大约500年里，欧洲“白人”国家及其分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500年无疑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那段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人民——中国、印度、西亚/北非部分地区（在欧洲中心主义视角里被错误地称为“中东”）——是最先进的。但是，当然，500年比现在尚活着的人的寿命要长得多。在这500年里，这些“白人”国家在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卑鄙种族主义结构——这一点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最近发布的资料中得到了特别强调。奴隶制，即为了证明殖民主义的正当性而对非“白人”采取的不平等待遇，是建立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
而中国的崛起，代表着几乎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崛起，超过了当今世界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人口总和，这不仅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彻底摧毁了人类历史上那个500年时代的整个文化基础和架构。我的一位非裔加勒比老友知道我总是密切关注中国，曾问我“中国崛起对我们其他人意味着什么？”我答：“除其他外，它摧毁了白人‘优越感’的神话。”他的回答则是：“好吧，这是每个人的胜利。”
事实上，就人类的整个道德尊严而言，终结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一可耻的时期，中国的成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那500年的历史，那些鼓吹“中国见顶论”的人可以继续发表与事实和现实完全脱节的观点，以及为什么他们拒绝吸取任何教训，即使他们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本文开头所举的《经济学人》的预测例子所示（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西方记者和分析人士顽固地对事实视而不见，拒绝面对他们一再被“打脸”的事实，这不仅反映了糟糕的传媒业现状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爱得深沉，也反映了500年来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傲慢所产生的“一叶障目”，这种傲慢是由一个体系催生的，幸运的是，这个体系现在正在逐渐瓦解。
习近平在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记者见面会上，强调了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整体进步之间的这种关系：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
这些并非对未来的期望，而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进行的非凡斗争，使全人类从中受益，这是中国伟大成就的一部分。这当然涉及经济学，但它远不止于此。
备注：
本文借助增长核算法框架论述了“中国见顶论”存在的问题，这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即将于5月19日发布的报告《过于离谱 ——“中国崛起顶峰论”批判》，则对“中国见顶论”的错误之处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注释：
【1】见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讲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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