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如果中国“大一统”是一个“运营系统”，谁决定了它的兴亡？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刚】
中国历史上出现国家政权的治理形式，大概可追溯自夏朝的部落联盟阶段，历经商周之变，至西周建立分封制而初具规模。周人把君主德行视作天命转移的依据，确立嫡长子继承在内的宗法伦理政治秩序，制定礼乐作为核心价值的外在规范形式。周天子以享有天命自居，暗含了周政权为天下唯一共主的宣示。
随着秦王嬴政指派大军席卷天下，自称始皇帝，以秦制作为大一统政权的基本框架，这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方法论，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曲折前进，及至清政权的覆亡。
“大一统”中国的运营系统存在了两千余年，取决于两个基本的前提。其一，东亚地区地理板块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其二，农业文明为其主要区域生产方式的内部环境。即汉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族群是这一区域的主体。
皇帝制度诞生后，古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经历了定型、完善到成熟、固化的过程。其中西汉政权中期，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列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王道的价值观和法家霸道的方法论，通过察举制将儒生引入组织体系，再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司法机构控制兵役、徭役和赋税，“大一统”王朝的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首次高度统一，国家政权运营系统模型获得了稳定的结构。
皇帝排行榜：“暴君”、“大帝”还是“内圣外王”？
共有八位杰出的帝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秦汉时期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隋唐两宋时期的隋文帝、唐太宗和宋太祖，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明太祖和康熙帝。其中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和明太祖，分别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帝国治理制度的奠定者，而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又分别完善了这些制度，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秦汉帝国阶段。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是皇帝制度的发明者，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统治策略推至天下。国家以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进行有效的资源动员。他没有釆纳部分儒生效法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建议，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汉武帝刘彻开拓疆土，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国家的核心价值，通过察举、征辟等选才制度，把平民儒生引入组织体制。他创立了决策性的内廷牵制外朝，这成为历代统治者巩固君主专制权威的基本操作。
汉光武帝刘秀真正实践了以儒家教化凝聚人心，他要求体制内的文法吏学习儒家经术，儒生掌握吏治专业，促进了两者融合而成士大夫政治群体。在光武帝的主导下，士人、民众构建起忠于儒家精神、汉政权品牌和皇帝本人的三位一体信仰体系，发展为国家治理的巨大向心力量。
东汉儒生讲经画像石
隋唐帝国及两宋、辽金对立阶段。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的局面，全面恢复汉制，确立了中央三省六部、地方州县两级的组织体制。他开创的以个人才学而不是以门第取才的科举考试制度，深刻影响了唐宋明清各代运营系统的政治结构。唐太宗李世民被北方各族尊推为天可汗，创立了帝制时期最为开放、最为自由的运营系统。他通过加强谏官、封驳等程序性制度措施，自我约束和管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为太子留下《帝范》十二篇，强调皇帝个人的君德修行，这成为后世帝王模仿的榜样。
宋太祖赵匡胤釆取抑武重文、强干弱支的组织体制原则，弥补了隋唐运营系统的某些制度性缺陷。他规定不杀上书言事之人，对于民间的文化、经济活动不予干涉，为儒学的复兴以及平民士大夫势力崛起，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元明清帝国阶段，明太祖朱元璋将科举考试内容局限于忠君的朱子理学八股文上，公开廷杖大臣，剥夺士大夫以道统自居的优越感。他废除了丞相制度，有计划地屠杀功臣，设立锦衣卫监视臣民。一方面实行兵民合一低成本资源动员的卫所制度，一方面对大多数农民实行轻徭薄赋和免租的政策，将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发展到君主独大的形式。清圣祖康熙帝落实了对台湾、外蒙和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他在实施君主一个独裁统治策略的同时，一定程度推行了儒家价值的仁政，即一方面镇压不同的意见和思想，一方面尽量保证顺民能有饭吃的底线。
比较有意思的是，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和明太祖，四位帝制时期建立制度最具影响的帝王，都被传统史家评价为不折不扣的“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穷兵黩武，隋文帝刻薄寡恩，明太祖杀戮功臣…… 四位所谓的暴君中，秦始皇、隋文帝和明太祖分别是大一统王朝的创立者，秦始皇和汉武帝被后世称为“大帝”，他们在统一国家、开疆拓土和建立制度的作为，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在说明，在帝国的条件和逻辑下，建立制度和统一国家、开疆拓土情况相同，从来都是胜利者以暴力压迫的方式完成。
汉武帝刘彻开拓疆土，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国家的核心价值
另一方面，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清康熙帝，四位完善制度、倡导文治的帝王，又被认为是“内圣外王”的最高统治者。即把儒家的价值和法家的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不改变暴力压迫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满足民众最基础的生存需求——汉光武帝善待功臣，偃武修文；唐太宗以民为本，虚心纳谏；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优待各方势力；康熙帝饱读儒家经典，为政宽容……
这四位帝王中，汉光武帝、宋太祖重建或新创了统一的王朝，唐太宗和康熙帝被称为大帝。如果根据国家运营系统平衡的程度，以及最高统治者的能力、品德和治理业绩，对于皇帝制度下的四百余位君主综合打分，他们应该可列入最高分的前四位。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创立的运营模式，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经典案例。
大一统王朝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上述的秦始皇、汉光武帝、隋文帝、宋太祖和明太祖之外，唐高祖李渊的光环被儿子唐太宗盖过，清太祖努尔哈赤局限东北一地，必须一提的还有汉高祖刘邦、晋武帝司马炎和元世祖忽必烈。
汉高祖本人在制度的开创性上并无特别的贡献，但他却是连接秦始皇和汉武帝之间最关键的人物。汉高祖保留了秦代的皇帝制度，选择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之后又清除异姓诸侯王，意味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再无回头的可能。晋武帝一心追求儒家王道的合法性，忽视法家严刑峻法的方法论，对宗室、外戚、功臣和士族等各种势力过于优容，对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失于防范，确认缺乏统驭能力的接班人，是造成魏晋南北朝阶段治理体系崩溃的责任人之一。
元世祖忽必烈是第一位以少数民族身份统一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仅能列为过渡性的人物。他以武力和因俗而治的原则进行统治，治国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继续扩张和敛财的早期目标，既实行某些汉制、又保留蒙古旧制，表现出蒙汉相杂的冲突和混乱。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
大分裂时期，一些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天下重现统一和有效治理，作出了超越本民族利益的贡献。氐族前秦天王苻坚服膺儒学的核心价值，推崇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第一次主动进行了少数民族创建儒家国家运营系统的尝试；鲜卑族北魏皇帝元宏延续了均田制、租调制和三长制改革，全面推进激进的汉化政策，经过西魏政权宇文泰关中本位价值与府兵制的发展，为北朝重建天下大一统政权奠定了资源的基础。
契丹辽朝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光德等总结出南面官、北面官制度，即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针对汉民族和契丹等少数民族两种不同运营系统，创造了少数民族主导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性形式，为元朝、清朝的统一提供了制度先例。
帝国“维稳”：变化循环的大环境VS贯穿始终的价值观
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和持续，首先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对于大环境、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洞察、掌控。
其中运营系统的大环境，除了东亚大陆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外部环境，帝制时期国家内部的环境存在着基于农业文明的两种基本状态。王朝初建，往往是大规模的战乱结束之时，人口下降、田园荒芜，与民休养生息是社会上下普遍的心理；王朝通过瓶颈期后，社会恢复繁荣，国家掌握了充足的资源，对外征战又成为某些人群渴望建功立业的内心冲动。
而如果在充足的资源支撑下如秦始皇、秦二世和隋炀帝那样继续滥用民力，兴建各种大型工程，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则会造成系统的迅速崩溃。因此代之而起的西汉、唐王朝总结前朝教训，在王朝初期实行轻徭薄赋、减少扰民的政策，国家在动荡之后再次获得了安定发展的局面。
价值观是贯穿历代王朝统治国家的理论。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和法家等思想，对于帝制大一统政权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分别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儒家主张仁政和伦理秩序，可以改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却不能为夺取政权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法家总结严刑峻法、高度压迫的策略，将国家打造成战争机器，但无法形成汇集全民共同的理念。道家提倡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是王朝休养生息阶段的思想来源，难以成为支撑巨型国家的长久治理方案。
汉武帝抛弃了西汉早期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天人合一儒家学说，正式列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理论，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法家霸道的统治策略，披上了一件儒家王道的价值外衣。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名士转向道家的玄学清谈，外来的佛教兴起，成为某些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进而出现了儒释道合流的社会思潮，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儒家经学凝聚国家价值的功能。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玄学清谈兴起，削弱了儒家经学的统治地位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韩愈等士大夫鼓吹恢复儒家学说的唯一权威性，发展了孟子道统论，两宋时代重现儒学的黄金岁月，至宋理宗时期，终于将程朱理学作为新儒学权威定于一尊。明清两代统治者强化了程朱理学中忠君的教条，明太祖朱元璋任意删改《孟子》相关内容，康熙帝、乾隆帝以道统的最高权威自居，这些将儒学彻底作为实现法家专制工具的措施，虽然压制了思想自由，社会出现某种停滞或僵化的现象，但系统仍然是稳定的。
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体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策略的法家内核，这是王朝运营系统保持循环反复的必要条件。尽管统治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宽仁政策，但这不能改变从上而下、层层控制的系统压迫性的本质。针对豪族、士人和平民等社会各种势力，最高统治者釆取了限制、利用和防范等多种措施。
拥有地方势力的豪族，不仅占有相当的土地，还控制了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国家对于豪族势力的打击，其实是出自争夺资源控制能力的需要；士人势力既是组织体制中文官势力的主要来源。但儒生士大夫有时候将自身坚持的价值放到比服从皇帝个人意志更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对抗皇权；平民势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是国家征发兵役、徭役和征发赋税的主要对象。秦统一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深刻的矛盾。
陈胜吴广起义成为秦帝国崩溃的导火索
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中原王朝对外政策无不以建立大一统秩序为己任。即使国力不足一时采取防守态势，本质上仍然坚持天下中心的扩张思维。这种对外关系的对象，包括汉民为主的割据地方政权、历史上数度“入主中原”并以正统自居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其他境外政权等“化外”对立势力。
权力、资源和动员
最高统治者是帝制运营系统的中心，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和持续，还取决于皇帝驾驭组织体制内各方力量，调整各种机构，合理提升资源的控制与动员能力。组织体制内部统治集团大致由两部分力量组成，即依附皇权的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宫廷势力，以及功臣、武将和文官等朝廷官僚势力等。
历朝宗室对于拱卫皇帝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重大的弊端。西汉、西晋和南朝各代，以及元明两代期间，多次发生藩王作乱、自相残杀的事件。外戚被作为宗室的替代而引入组织体制，统治者可能出于外戚缺乏取而代之合法性的考虑，但是，自两汉时期起外戚专政，不断出现了侵犯皇权、觊觎帝位的案例。最高统治者对于宗室、外戚势力的防范远甚于利用的一面。
宦官势力作为皇权的延伸而存在，统治者将宦官当作平衡宗室、外戚以及外朝官僚的工具。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宦官势力反仆为主，东汉、唐朝和明朝的某些时期，一些宦官首领实际控制了朝局，造成统治集团内部极大的混乱。这些反过来又促使最高统治者，对于宦官的职责制定严格的限制措施。
统治者将宦官作为平衡权力的工具，在特定条件下造成了宦官首领控制朝廷的局面
朝廷官僚力量中的功臣势力，在夺取过程中贡献巨大，一旦新的王朝建立，反而成为皇帝必须加以防范和控制的对象。历朝开国君主格局不同，决定了功臣势力不同的命运，但是，不论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优容功臣，还是朱元璋有计划地大规模屠杀，本质上都是为了巩固皇权而预作的政治安排。
武将势力是各朝最高统治者猜忌的重点，大动荡的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武将势力篡立成为常态。宋朝的统治者实行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等军事制度改革后，这种现象基本上得到了制止。
文官士大夫势力是朝廷官僚力量的主体。汉武帝将体制外的士人势力引入统治集团，随着汉光武帝促成体制内的儒生、文法吏合流，士大夫文官政治演变为中国帝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组织特征。士大夫一度垄断儒家经学的解释权，部分儒学世家形成士族，控制了组织体制高层的大部分岗位，发展到东晋时期门阀家族专政。
隋唐时期建立科举考试取士制度，平民士大夫出现在组织体制的各个层面，这种制度至北宋时逐步成熟，贵族政治正式落幕，在保证最高统治者君主专制权威不可侵犯的前提下，形成了君主与文官士大夫共治的统治形式。
明清两代的皇帝通过思想控制、制度改变，将文官士大夫降至秘书和附属的地位。不过，明朝部分大臣为了坚持道统仍选择和统治者抗争，清朝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汉族士大夫势力重新进入体制中心。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族士大夫势力拥有了军事实力，最终成为了取代满洲权贵的核心力量
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政权层面，最高统治者对于组织体制机构的调整，无不出自强化集权的考虑。从秦汉到明清，中央权利制度的变革过程就是指君主专制不断强化，权利不断集中的过程。而国家对于地方的治理和制度设置，同样体现出了对资源调配和动员逐渐严密和不断收归中央的趋势。
秦朝对于地方实行郡县两级治理，西汉武帝出台刺史制度，把全国划为十三个部，每年秋天巡视郡国。隋朝恢复秦汉两级治理，将地方政权佐官的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
北宋将藩镇节度使的各项权力收归中央，之后在州县之上安排路的单位，设立功能不同的平级管理机构，分别负责财政、司法和军政等事务，对应中央政权相关部门。这种对于地方政权组织体制进行分权制约的机构设置，成为元明清各代地方治理的基本模式。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确立了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即国家根据掌握的民众户口，征收田赋和人头税，征发徭役和兵役。这种农业社会最基本的资源动员方式，贯穿帝制时期主要的朝代。相较之下，北方少数民族的金、元和清等政权，最高统治者分别实行猛安谋克、千夫长和八旗制度，均为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这些既是围猎或放牧的生产单位，又是战时军事行动的战斗单位，还是国家基层的行政单位，一旦战争爆发，所有成年男子自备战马、兵器和粮食，其成本之低、效率之高，都是中原农耕政权难以模仿的。元明清帝国时期，天下政权运营系统大部分时间为少数民族统治集团掌控，这种资源动员上的优势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百年大变局：中华走出历史的循环
如果沒有发生鸦片战争，中国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治理体系，将可能继续和发展下去。尽管运营系统可能爆发周期性的危机，以致发生王朝衰亡、朝代更迭，但只要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对于失衡的关系进行调整和恢复，运营系统将会得到重新地启动和延续，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匹配和平衡，从而进入下一轮的反复，形成了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及郡县制为统治策略的独特闭环和循环。
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这片地球东方辽阔的土地上，无论是野蛮暴力造就的皇权系统，还是理性思辩孕育的文治体系，无论是长时期的分裂、对峙和战争，还是繁荣兴旺的大一统王朝，以汉人为主体的农耕民族始终是不曾改变的创造者。这实际意味着古代中国治理体系顽强的生命力。在古代交通、通讯都较为落后的条件下，维持这样超大规模巨型国家的大一统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
欧洲、中东等地出现过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多个政权，崩溃后再也没能获得重建。在古代中国治理体系成熟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全民共同价值的作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策略中的相关制度、法律和政策，士大夫文官政治为根本特征的组织体制，编户齐民的资源动员方式，等等，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至少在相长的历史阶段是符合国情的。这种在独立环境中发展出来的治理经验与教训，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治理文明的重要贡献。
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古代中国治理体系存在的内外条件逐步发生了改变。十九世纪中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先进大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封闭的大门，强行将中国清政权带入西方主导现代民族国家治理体系。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俄国、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化后发国家，更进一步侵略和肢解中国的领土、主权，将清政权的运营系统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在旷古未有之奇变面前，清政权的统治者从固步自封、掩耳盗铃、惊慌失措到屈膝投降，逐步失去了主导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原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中的农业文明国家，突然被置身于完全不同的大环境中，在世界大舞台的博弈和竞争中，处在了落后和被主宰的位置上。
中国社会在向工业文明的被动转型中，从统治理论到统治策略，从组织体制的团队视野、机构设置，到人力、财力资源动员的方式，都已无法适应现代国家系统运营的需求。历史呼唤着新的时期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我们已经可以平静地探讨古代中国治理变迁中的得失成败，让历史从不同的维度告诉世界与未来。这既是作者数十年学习、研究的成果，也是身为炎黄子孙的一份责任。
《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沈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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