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少将：非洲为何成了全球恐怖势力的流向地？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尤金少将】
长期以来，反对恐怖主义都是各国的核心安全议题之一。但遗憾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报道和宣称的权力，在近二十年内几乎一直为西方政府所把控。而为了服务欧美对中东的占领和掠夺政策，其控制的媒体及其国内传声筒亦采取选择性报道，导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非洲地区的恐怖主义发展情况都显得一知半解，甚至无从了解。
本篇文章将主要讲述非洲地区几支较强的恐怖势力及其近期的发展状态。但在正篇内容开始前，还是先申明一点：恐怖分子并非西方新闻报道下脸谱化地被煽动起来的、只会使用暴力手段的暴民。
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17年发表的报告《通往非洲极端主义之路：招募的动力、动机和临界点》中所涉及的内容一样：贫困、剥削、边缘化和政府治理不力，才是恐怖主义在非洲蔓延且不断发展的核心所在。只要这些社会与治理问题依旧存在，恐怖主义的根源就不会消除，反而还会向其他拥有相同问题的地区和国家外溢……
在明确了这一前提和令人担忧的未来发展之后，让我们以从北向南、从东向西的顺序，逐一介绍非洲目前较大的恐怖主义势力。
“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
索马里青年党的前身，是索马里当地的类穆兄会组织“伊斯兰法院联盟”。1991年1月索马里的西亚德·巴雷政权倒台时，该组织的影响力仍极为有限。但随着当地军阀混战的加剧，以及“基地”组织的介入与支持，该组织规模开始迅速膨胀。
当联合国对各路军阀重拳出击在前、撒手不管在后的灾难性政策，索马里彻底进入无政府时代，其石油资源的收益被外国石油公司完全掠夺，远洋渔业资源也被欧洲代理公司瓜分。索马里民众日渐穷困，走投无路之下，加入恐怖组织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就像其他国家的黑恶势力一样，当缺失政府遏制时，拥有资金和武力的暴力犯罪组织就会逐步发展为利维坦，“索马里青年党”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里迅速发展成索马里的“影子皇帝”，整个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所有城镇和村庄几乎由他们统治。
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资料图
但这些还远远满足不了该组织的胃口。在2008年前后，“索马里青年党”开始介入海盗与资源贸易产业，向自己控制区内的外国公司索取保护费，整合各个部落的小海盗团伙，并将自己从控制区招募的人员整训后编入大型海盗团伙。从2008年到2013年间，通过对货船的绑票勒索，“索马里青年党”获取了可观的收入，甚至还从捕获的军火船上截获了大量武器。
随着国际护航体系的发展，各国舰艇开始出现在索马里周遭海域。即便在没有护航舰艇保护的情况下，商船队也会雇佣职业卫兵和安保人员对船舶进行保护，海盗们获取的收益也因而大打折扣。“索马里青年党”的主要盈利方式也从原本的抢船绑票，转变为在特定区域向过往船只索取保护费。
就像早期爬行动物伴随气候变化在海洋和陆地间反复横跳那样，“索马里青年党”也在这个时间点上将目光重新转回大陆。他们先后控制了索马里18个主要地区中的10个，并对这些区域的户口与公民资产进行登记，接着对自己控制区内的人人口资产以每年2.5%的税率征收“天课”税。同时，在大道上不断发动袭击，逼迫人们绕行大路，改走不容易被卫星和侦察机监控且容易设伏的小路，并在小路上设卡对过往行人和商人征收车船税，拒绝在检查站付款的商人或不遵守“天课”要求的人口则会遭到掠夺和屠戮。
野蛮且直接的掠夺让他们获取了巨量资金。在使用这些资金招募兵员及进行武装的同时，“索马里青年党”似乎也使用这些资金投资地方的中小型企业与水产加工业；甚至有部分情报显示，该组织的情报部门Amniyat还通过中间人参与到国际期货贸易中，并以此牟利。据联合国估计，索马里每月约有1.55亿笔移动货币交易，价值约27亿美元，这其中约90%属于“索马里青年党”。
除了横征暴敛和投资外，“索马里青年党”也利用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任人唯亲。在无法直接控制的北方地区，“索马里青年党”的特工一面大肆贿赂收买腐败官员、警队、军人和媒体，以此为基础在城市和其他区域施加影响力、提供情报并进行间接掠夺；一面派出训练有素的杀手，刺杀反对自己的政客、民意代表及不愿被收买的官僚。摩加迪沙约30%的警队、24%的税务部门都受到他们的渗透；2019年，他们甚至一度使用武力和官僚干预双管齐下的方式，对房地产和商贸产业实施不正当竞争。
“索马里青年党”的上一个发展高潮是在2021年左右。埃塞俄比亚由于陷入内战，其边防力量一度变得空虚，使得“索马里青年党”可以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活动。他们既从当地招募武装人员、获取因战乱缺乏管理的技术装备与武器弹药，也在当地发起恐怖袭击以夺取人口和生产资料，甚至伙同当地部落一起参与袭击活动。
经过这些行动，“索马里青年党”在当地更是名声大噪，也让他们无论是讹诈勒索，还是从流民中招募士兵，都变得更加容易。
在此过程中，“索马里青年党”已经从一个有着极端思潮的轻武器武装团伙，演变成一支具备较全面的行政部门与情报系统，直接控制上万名武装人员，装备了相当数量的重武器和先进装备，且拥有极强地区影响力和破坏力的政治实体。如今，“索马里青年党”已经成为世界排行第五的恐怖组织，从现阶段情况来看，即便域外势力大国发起大规模干预活动，恐怕也很难将该组织及其支持者进行有效清理。
在联合国的干预和支持下，新组建的索马里政府在行政效率上有所提升，武装部队战斗力亦得到提高。在2023年1月到4月的交锋中，索马里政府军队已击毙300余名武装分子，逮捕100余名恐怖分子及其同伙。但即便如此，想要逐步边缘化、乃至清除“索马里青年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无力的政府需要改革，腐败需要监察部门遏制，镇压恶徒的军队需要更有效的武器装备，民生也亟需改善……这些问题都需要资金才能解决。
联合国提供的一点援助属实杯水车薪。索马里最能赚钱的石油产业的收益，并不掌握在索马里人手里，唯一能在短期内缓解问题的办法可能是外部的大宗投资。但“索马里青年党”，显然不会坐视这些资金进入政府和老百姓的口袋。
恐怕至少在最近十年内，“索马里青年党”依旧会使用杀戮和掠夺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博科圣地”（Boko Haram）
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末出显露雏形、2004年后才开始兴风作浪的“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诞生得更晚，其诞生地为尼日利亚博尔诺州的首府迈杜古里，主要活动范围为尼日利亚北部地区。
这一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政治诉求是反对西式教育和作为殖民者遗产的现代法律，要求进行教法制和宗教理政，并废除女性权力；主要组成人员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族和一些其他小民族。
西方世界一度称其为“非洲塔利班”或“小塔利班”，但其骨干力量实际上是基地组织位于马里北部的训练中心所培训出来的，其核心组织与决策层基本都是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且一直与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决策层有着较高学历，但其宣传的观点却极端反智与缺乏理性。他们的教法官们有着堆积如山的暴论，包括但不限于说月亮是奶酪做的、天空不过是一张幕布等等。
2009年，该组织领袖穆罕默德·优素福在约贝州发起大规模叛乱，试图夺取地方政权，被当地警察与安全部队迅速镇压，优素福本人也被打死。但该组织的架构并未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还在不久后进入发展快车道。
恐怖组织“博科圣地”/资料图
就其实力和国内的影响力而言，博科圣地远没有“索马里青年党”那般夸张，主要活动区域基本上仅限于尼日利亚东北部和北部的约四省地区，在其他地区则缺乏民意基础和滋生土壤。这其实和“博科圣地”的指挥纲要息息相关，他们的教义比原教旨主义还要更胜一筹，许多信条带有争夺清真寺、教法解释主导权的意味，从而难以被大部分信教群众接受，也无法在合法的宗教人士中获得支持。
当然，这并不意味“博科圣地”是盏省油的灯。尼日利亚作为一个拥有2亿人口、幅员辽阔的大国，却仅有12万人的军队，还要防御漫长的边境线，导致尼日利亚军队在任何单一地区的兵力都十分有限。博科圣地总是可以轻易形成局部的绝对优势，一次围歼掉小股正规军，并在行刑式的处决俘虏后掠走所有缴获物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9年的前8个月，尼日利亚就至少有615名军事人员被“博科圣地”杀害。
不同于目标明确且拥有庞大经济产业的“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的行为逻辑更像是一条“疯狗”，他们会极为随机的选择袭击方式与地点，任何非本族群和宗教的事物都属于被攻击目标，即便已交过保护费或赎金，也不会在他们的屠刀下幸免：省青年足球赛的球场、归家途中的牧羊人、庆祝婚礼的村庄、送葬队伍、上门安装设施的工人和外国游客，无数可怜人成为这一恐怖组织的刀下鬼。有时候，“博科圣地”的武装人员甚至还会对几个毫无反抗能力的游客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
除了善于以多打少的突袭和自杀式袭击外，该组织也同样善于使用路边炸弹（IED）和定时炸弹对基础设施和人群实施袭击。更渗人的是，“博科圣地”并非尼日利亚唯一的恐怖威胁，还有另一支从其中分裂出来、破坏力与其不相上下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
“博科圣地”曾使用的武器被尼日利亚政府军缴获 图自澎湃新闻
“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
2015年，“博科圣地”头目谢考（Abubakar Shekau）宣布效忠当时风头正盛的“伊斯兰国”（ISIS）最高头目巴格达迪，为了表达效忠意愿，他将该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不过，随着“伊斯兰国”的不断壮大，其最终在特定区域建立统治的战略目标并不为原“博科圣地”的大部分人所接受。很快，原“博科圣地”的一大批武装人员再次变回“博科圣地”，而剩下的一小部分更有组织纪律的武装人员则继续维持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名称与架构。
“博科圣地”头目谢考（Abubakar Shekau）
不同于滥杀且缺乏战略目标的“博科圣地”，ISWAP的战略和战术都受到“ISIS”的影响。这一组织很可能接受了部分原本在利比亚作战的“ISIS”人员，以及已被埃及宣布非法的穆兄会成员。更优异的指挥人员让他们甚至有能力进行极为复杂的战术活动，比如在围攻一座兵营的同时伏击前去支援的正规军，并准备多支预备队应对伏击部队和围攻部队的突发状况。
由于拥有专业的技术兵种，该组织甚至可以使用缴获的政府军“维克斯”主战坦克实施破袭与伪装侦查行动。同时，他们的袭击活动也更重视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收益，较少发动有勇无谋的自杀式袭击，甚至不太会攻击尼日利亚本国的民事目标，对外国人也多采取绑架并寻求高额赎金的方式。
被击毁的隶属于ISWAP的“维克斯”MKIII主战坦克
ISWAP的统治区域内基本不存在“博科圣地式”的粗放管理，他们在一些区域建立起行政系统与管理机构，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获取资金和民众支持。除此之外，该组织还拥有一条有效的走私渠道，用于向控制区内走私军火；由于人员较少，他们甚至将大量走私入境的军火进行转手贸易，以此获得更多的经费。
这两个组织在2019年前后都达到巅峰，甚至开始越过边境，对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的“异端”实施袭击，甚至还在乍得湖建立了数量可观的走私与军事据点。但这些疯狂的行动最终促使整个西非地区组建联合部队，对其实施全面围剿。
随着联合反恐部队的成立，尼日利亚也得以把边防军解放出来进行改组，投入到反恐行动中。2021年后，随着中国军售的装甲车辆与航空兵器的陆续抵达，随着受训留学军官的陆续回国，尼日利亚军队的战斗力大幅提升，精确制导武器与无人机的投入也极大提升了这支军队的远程打击与战场控制能力。
到2022年夏季，“博科圣地”与“ISWAP”已经失去了发动三位数以上人力袭击的能力，数千名恐怖分子被消灭，另有上千名恐怖分子及其家属走出被围困的森林向政府军投降。至2023年，有关该组织发起袭击的报告已难寻踪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两支恐怖组织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中的一部分武装人员很可能依旧躲藏在北方人迹罕至的森林深处，而在尼日利亚的部分城市，一些与“ISWAP”有关的帮派残党亦时有活动，对外国人实施绑架勒索的行为也时有发生。作为非洲第一大人口国的尼日利亚正在遭遇各种社会问题，随着国家发展，民族和阶级矛盾可能会加剧，而这些已经被大致消灭的恐怖主义思潮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圣灵抵抗军”/“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
比起上述三个恐怖组织，“圣灵抵抗军”的起源更为古早，其恐怖主义行径所覆盖的地区更为广阔、思想上也更为危险。该组织的雏形“圣灵运动”始建于1987年初，领导人为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其父亲为一名天主教传教士，本人则是一位巫医，1976年，科尼加入反对派，并于1987年加入“乌干达基督教民主军”，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罪恶之路。1991年，科尼成功爬上了叛军头目的宝座，将这支军队更名为“圣灵抵抗军”，并宣称自己的政治目标是在整个非洲建立一个遵循十诫的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政府。
不同于绝大多数恐怖分子，独特的出身与家庭背景让科尼非常善于使用宗教和药物的双重手段蛊惑人心。他与他的部下擅长使用原始的致幻剂和毒品洗脑孩童，使之成为自己发泄欲望和发起袭击的工具，同时通过这些手段神化自己的权威。据不完全统计，自1986年以来，被科尼强行征募的儿童约为66000人，为了防止这些孩子被“血缘导致的软肋”——也就是家人唤回，科尼还会命令被绑架的儿童杀死自己的亲属与邻居，乌干达的很多无人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
恐怖组织“圣灵抵抗军”头目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
乌干达内战期间，该组织进行了上百次惨无人道的袭击，造成数十万人死亡，200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泯灭人性的袭击活动绝大多数由孩童发起，而真正的袭击制定者则隐藏在幕后，以至于国际社会根本无法弄懂该组织的结构与运行方式，甚至不了解除了偶尔在镜头前抛头露面的约瑟夫·科尼之外，还有哪些人是该组织高层。
“圣灵抵抗军”与原始宗教和天主教走得很近的属性，使之非常容易在民智未开的农村地区获得信任。乌干达物产丰饶的雨林以及儿童较小的食物需求，又进一步降低了“圣灵抵抗军”的补给难度。这些先天条件导致“圣灵抵抗军”位列二十世纪末十大恐怖组织之一。
在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随着乌干达局势的缓和与政府行政效率上升，“圣灵抵抗军”的根据地与基本盘急速萎缩，总兵力下降至约三千人，武器装备十分缺乏。为了避免被消灭，约瑟夫·科尼的队伍开始进入苏丹发展。或许是经过长期调研，这个魔头改变了组织的信仰与架构，将原教旨天主教思想改为极端伊斯兰教思想，并有效利用当地存在的原生矛盾。
“圣灵抵抗军”起死回生，他们一方面接受北苏丹地区军阀的雇佣与支持，对乌干达及其他南北苏丹的军阀发动袭击，另一方面在北苏丹招募支持者，劫掠地方以强化自身武装。不过，这一走钢丝策略最终触怒了苏丹政府，苏丹与乌干达和解，甚至组建联合部队，对“圣灵抵抗军”进行清剿。
得益于苏丹军方的腐败和已被政府招安的军阀的通风报信，约瑟夫·科尼和“圣灵抵抗军”尽管每次都会遭遇围攻，却总能带领核心分子逃出生天。该组织在地方上依旧具有影响力，部分骨干成员很可能留在了部落军阀之中，为其提供精神武装与战术指导。
到2004年前后，这个组织的领导层还是成功钻出了联军的包围网，窜入了内战正酣的刚果，并再次改变其宗教与民族定位。2005年9月，“圣灵抵抗军”跨过白尼罗河侵入东方省，当地的武装力量根本不是这群疯子的对手，恐怖分子所过之处几乎鸡犬不留。
恐怖的实力和淋漓的鲜血让“圣灵抵抗军”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迅速在这个没有法度的国家裂土封疆，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秩序”。此后，约瑟夫·科尼重操旧业，继续将魔爪伸向儿童，并利用他们进行更大规模的破坏。
根据国际人权团体的报告，仅在2008年下半年，这个恐怖组织至少绑架了1400名儿童和400名妇女，杀害至少1200名刚果人，导致约23万人无家可归。势力再次增长的“圣灵抵抗军”甚至还向乌干达与苏丹再次派出部队，对两国实施劫掠屠杀。
为了应对再次扩张起来的恐怖军团，乌干达、苏丹与刚果组建联合军团，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支援下多路进剿。但一如既往的，由于围剿部队缺乏群众基础，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而“圣灵抵抗军”对领导层的高度保密，恐怖组织的核心部队于2009年夏季再次突破包围，进入隔壁的中非共和国，继续依托此前的策略在当地壮大。
2012年4月19日，乌干达特种部队士兵在与中非共和国接壤的边境森林地区追杀圣灵抵抗军武装及其头目。该分队横跨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刚果三个国家。图自新浪
2011-2012年，联合国维护部队、美军、苏丹和乌干达的部队先后发起7次清剿行动，沿着苏丹、乌干达、刚果与中非共和国的边境线迅速行动。不同于过去大张旗鼓的大规模进剿，这些行动都是基于相对可靠的通讯与侦察情报，对特定村落或林区展开突袭；但遗憾的是，最终也只是剿除了一千多个“小虾米”而已，科尼以及最高决策层依旧没有遭遇损失。
2013年，在非洲联盟的主导下，以乌干达、苏丹、刚果乃至西非以塞内加尔为首的多国，组建了一支拥有5000多名精锐士兵的联军，同时配套一支规模可观的航空队。非洲大陆终于有了彻底根除这支全非洲最臭名昭著的恐怖武装的机会，但随着2013年中非内战与2014年南苏丹内战的爆发，非盟联军不攻自破。
趁着这个乱局，“圣灵抵抗军”仿佛再次找到了机会，频繁在中非与南苏丹之间流窜，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和影响力。但由于内战加剧，人人自危，居民们开始囤积武器劫寨自保；大量雇佣兵也受雇于各个企业，进入当地保护高价值目标；军阀们的武装团伙，更是在乡间反复袭击争夺地盘。
这些高武装度的定居点和团体的存在，对只以宗教狂热见长、作战水平不佳且主动离开长期躲藏地的“圣灵抵抗军”而言，反而是难啃的骨头。随着战争导致的失血，其原本地盘也逐渐被军阀占据。既是因为不再相信约瑟夫·科尼的规化，也是为了苟且偷生，大量原“圣灵”成员（甚至可能包括核心成员）开始脱离核心组织，投奔刚果、苏丹与中非的各路军阀以及外部势力代理人。就像历史上的大部分流寇一样，“圣灵抵抗军”最终也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各国情报机构与媒体报告之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组织已完全消亡。时至今日，这个残暴无比的恐怖组织的大量残党实际上依旧活跃在乌干达、苏丹、刚果与中非等地，只不过隶属的组织变为了军阀、叛军和地方武装而已，其领导层也很可能在某一组织的庇护下。
毕竟，对于当地的当权者和代理人而言，这一恐怖组织尚有利用价值。而残党的行事手段及价值观也深刻影响了他们所效命的军阀势力，药物控制、使用儿童兵与滥杀无辜的“异教徒”，已成了当地军阀与叛乱势力的通行手段。
时至今日，在中非与刚果缺乏维护的丛林公路上，还会经常出现用伐倒的树木拦截卡车并实施掠夺的童子军存在。没人知道他们的隶属，从幸存的当地人向维和部队汇报的损失来看，除了生活必需品外，这些举止怪异的孩子专注于掠夺床垫、净水药剂、发电机、燃油、加工设备与太阳能电池板，这显然不单单是为了改善生存环境那么简单。而尚未从内战中完全恢复的中非与刚果政府，对这些危险态势置若罔闻。
2017年到2020年5月“ISIS”和“基地”分支在非洲发动的袭击。图自全球政策中心
其他
上文介绍了四个最为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团伙，但对于遍布苦难的非洲大地而言，他们也不过是冰山一角。在利比亚活跃的“穆斯林兄弟会”与“ISIS”残党，在整个西撒哈拉地区肆虐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GS），在多哥、马里、布基纳法索及周边国家蠢蠢欲动，每年都要造成近千人死亡的“伊斯兰人民阵线”（JNIM）及其下属的“马西纳解放阵线”(FLM)，连远在好望角的南非和纳米比亚都有部分以“ISIS”、极端种族仇恨主义者为核心的恐怖组织存在。
大约几十万年前，人类古老的祖先曾沿着地中海沙滩走出非洲；但在21世纪，来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势力却正在流向这里。其中一些正在这片大地上休养生息，伺机恢复自己的势力：例如“ISIS”，尽管其主力早在2020年前就被俄叙伊三国联军消灭，但根据2023年3月的最新报告，这个恶名远扬的组织尚在非洲积攒人力与资金，并正试图沿着西非省——利比亚——沙姆伊拉克——呼罗珊的路径，复活自己曾经的跨大洲恐怖王国，目前这一进程甚至还在加速。
对此，我们无论是能说的还是能做的，其实都不是太多。近些年，非洲恐怖组织的发展与死灰复燃，由四个因素构成：
其一是欧美等老牌殖民国家的压制，这些披着文明外衣的国家仍需要从原料和廉价轻工业产地的非洲前殖民地榨取资源，且寄望于在这种经济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为此，他们不惜专门篆养恐怖组织，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马里、中非与刚果地区，由法英间接扶植的反对派武装，以及与其有利益关系的恐怖分子。
其二，是前殖民时代残留下来的民族与宗教矛盾、领土矛盾所造成的仇恨，并由此发展而来的恐怖犯罪，比如胡图族与图西族。殖民者人为划分的阶级与种族裂痕，时至今日依旧在人群中制造仇恨，阻挠当地的发展。
其三是由于非洲国家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新问题，进而成为新恐怖分子的滋生土壤，例如人口增加和外部战争（如俄乌冲突）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农业现代化与工业技术迭代造成的传统农民失地与失业，大学低门槛和缺乏高级企业造成的大量高学历无业者等等。
其四，则是由全新的外来投资、现代式殖民与建设带来的新恐怖主义思潮及人力。例如，土耳其将叙利亚和中亚的泛突厥原教旨主义者运往利比亚。再如，前文提及的“ISIS”大扩张，以及大量利用募集资金在中非、南非、西南非洲开矿赚钱的亚洲与高加索地区的恐怖分子等等。
以上四个因素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除此之外，非洲大陆上从不受边境线限制的战乱、难以遏制的腐败，也是这四个因素的催化剂。
丰富的自然资源、较高的出生率与快速进行的城市化现代化，为当地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机遇。经济发展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并非所有问题都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解决。相反，伴随着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信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反而可能成为钩出老病、诱发恶疾的“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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