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马克之冠：当中国海外利益受损，我们现在可以有更多作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一

今天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24周年纪念日。

这是一个万分沉痛的日子，其沉痛程度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任何程度的缓解。

相关事件的历史事实是非常清晰且耳熟能详的，但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再重复一遍，因为有些事情在彻底了结之前必须一次次重复下去，重复它是为了强调它、牢记它，确保事情的严重性质不因时间流逝而有所弱化，确保我们不要偏离彻底解决问题的道路，确保事情最终能有一个恰当的结果，确保正义终得伸张。

贝尔格莱德时间1999年5月7日（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用B-2隐形轰炸机投下五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悍然轰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新华通讯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当场牺牲，数十人受伤，大使馆建筑严重损毁。

整个事件并不复杂，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事后美国方面声称是因为使用了错误的军事地图而发生了误击，说这是一起事故，并表示“遗憾”。而我们都知道，这种说法和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手里的那管“洗衣粉”同样不可信。

这就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恐怖袭击。

大使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象征，是一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关，对大使馆进行公开军事打击，实际上是在公开否认和破坏该国的主权；主权作为国与国交往时的第一权，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对主权的破坏就是一种公开且明确的战争行为。

而这种战争行为是以恐怖袭击手段起的头，则让整个事件更显卑劣。

美国方面迄今为止对这次事件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解释，凶手至今依然逍遥法外，美国方面甚至连象征性的赔偿都没有。

整个事情经过了二十余年的蹉跎，当年那些在北京街头愤怒不已的学生也已步入中年，昔日的满腔怒火逐渐变为阴燃的刻骨恨意，没有经历过那起事件的年轻一代也在逐渐长大。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那次事件正逐渐变得陌生，变得遥远，变得模糊，变得虚无，我们似乎只能从几十年前的故纸堆里一探昔日究竟，一次明目张胆的恐怖袭击和战争罪行似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但这种事情永远不应该不了了之，我们必须牢记它、解决它。

我们为什么必须牢记它、解决它？因为正义不会伸张它自己，即使我们不谈道义，只从最功利、最市侩、最现实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不去为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伸张正义，那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有朝一日变成下一个他们，美国人或者其他人的JDAM就有可能落在我们任何人的头上。

生存和安全从来就不是一种理所当然、俯拾皆是的东西，它是用一连串的挣扎、战斗、策略和运气夺来的战利品，你不去争夺，它就会从你的指缝中流失。

二

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代表的是什么人？他们代表的其实是广大在海外工作的华人，代表的是中国利益边疆的最前沿，代表的是中国社会不被法理领土所覆盖的那一部分；他们是我们的前哨、我们的先锋、我们的矛头、我们的开路者，从现代国家利益边疆的角度来看，他们实际上是边军、是戍卒。

边军和戍卒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面临的是孤军深入且后继无援的危险局面，古语有云“墩卒最苦，戍役至艰”，其他社会成员可以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从本社会寻求支撑，但他们没有这种待遇。

牺牲同胞葬礼

海外华人的抗风险能力差，是一个历史上的老大难问题。比如当年下南洋的华人群体，长期缺乏来自母国的支持导致他们养成了低调、内敛、温顺的社会特征，甚至出现了经济上富足但不敢过问政治的奇怪现象。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积极支持辛亥革命、积极支持抗美援朝，一方面是基于文明认同，另一方面是试图通过援助母国的方式来赢得话语权，进而在海外获得母国的支持。

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他们的这些投资基本上都打了水漂，他们从母国获得的支持，与他们为母国作出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同时东南亚地区不时爆发的排华浪潮中，他们每次都首当其冲，蒙受最大的损失，却只能得到最微弱的支持。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前段时间爆发的中非金矿惨案，再比如缅甸仰光莱达雅工业区的打砸抢烧事件、巴基斯坦的公交车袭击事件，往前追溯的话，还有1979年越南的排华浪潮、1966年印尼苏哈托政权的排华屠杀等等。

这还是大的，小的事情更是多如牛毛。比如某些国家由中国援建的机场却专门盯着中国旅客索贿，比如某些中国海外企业被当地地头蛇当作奶牛和肥羊，比如某些国家一方面高唱两国友谊、一边对中国企业的经营处处设限，比如某些国家一方面鼓励中国去当地投资经营，但扭头就搞杀猪盘。

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最近，就发生在当下。

事例太多，不胜枚举。这么多案例让人不禁想要问一句：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中国人？中国人就天生活该要被屠杀、被驱赶、被剥夺、被羞辱吗？

我非常反感一种说法，即认为那些在海外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是自讨苦吃，就因为他们去的地方有风险、局势不稳、政治动荡，所以认为他们的苦难是自找的，是不值得同情的。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须知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大部分安全的、低风险的海外经济机会基本上已经被那些先发国家抢先占据了，留给中国人的自然只有那些不那么安全的、风险高的经济机会。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换言之，不是那些国人想要去危险的地方，而是只有危险的地方可选。

吃肥肉谁不会？可肥肉都被人吃完了，他们可不就只能啃硬骨头了吗？国内内卷严重，他们于是出国碰碰运气，这也不难理解。

对于这些勇敢的、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不应整天站在干岸上说风凉话、扯后腿、装客观。再说了，要是没有他们孜孜不倦地开拓中国社会的利益边疆、扩大中国的利益版图，这些人还能站在干岸上吗？还有干岸可站吗？

眼下的要务，是想方设法为那些在海外戍守中国社会利益边疆的开拓者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尽可能支援他们的开拓事业，为他们撑腰，让他们不再孤立无援，让他们不需要再用天灵盖去挡外人的狼牙棒。

三

以前，你可以说中国国力不足，没有机会、没有条件给海外国人提供支持。比如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恐袭，当时确实是没有办法，这点我也承认，当时大家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咽，技不如人，认了。

但现在呢？国家每年为安全投入那么多的资金、建设那么庞大的力量，我们现在有那么充裕的资源和力量，有那么雄厚的物质基础，有那么充分的条件，是否可以想办法，为那些在海外拓展中国利益边疆的开路先锋们，为戍卒们做点什么呢？

不要总是找借口，我们需要的不是借口，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海外国人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那些在非洲、在东南亚、在拉美的国人。需要指出的是，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虽然遭到了美国人的卑劣谋杀，但他们好歹是有官方背景的海外国人，他们身处大使馆之内，大部分时候基本上是安全的，他们在海外的境遇和条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海外的国人。就连他们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其他那些条件还不如他们的国人身处何等险境，不问可知。

被炸中身亡的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左一）、《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其夫人朱颖（中和右一）

当然，我不是说每次中国人的海外利益受到损害，就要大军尽出，就算是美国也没这么霸道。但在大军尽出和零作为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选项，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

不要总拿美国当借口，并不是中国人在海外的每一次利益冲突都和美国直接相关。那些综合国力不如中国的国家，比如法国、俄国，它们在捍卫海外利益边疆时就相当积极主动，法国前些年有“薮猫行动”，俄国的瓦格纳在非洲大打出手，也没见它们眼睛里只盯着美国，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学到点什么？

中国也是有这方面的正面例子的。比如中国前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在美军攻占伊拉克之后，他受命当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复馆小组组长，带领武警人员赶赴伊拉克，着手实施中国在当地的外交工作。当时发生过七名中国公民被当地武装力量绑架的事件，带兵出使的孙必干大使在当地纵横捭阖，闪转腾挪，一方面和当地的穆斯林长老会、伊斯兰党等当地势力结交，向绑架中国公民的武装力量施压，另一方面通过半岛电视台喊话，软硬兼施，最终迫使绑架者释放了人质，七名中国公民安全脱险。这次事件，是现代中国外交官最出色的战绩之一。

孙必干大使除了交涉解救人质外，还在与当地的美军打交道时态度坚决。美军召集当地的各国外交官举行会议时，带兵入场的孙必干大使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孙大使留下的渠道资源也为后来中国与伊拉克政府发展双边关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当时是2004年，彼时的中国，远远不及当下。

我们现在的条件比孙大使当年更好，所以我们有义务比孙大使当年做的更多。

至少，我们应该让其他人明确意识到，损害中国人的海外利益、侵扰中国的利益边疆，永远不会是无代价、无成本的。这样，再有其他人试图损害中国人的海外利益时，他们至少会有所顾虑，而不会如以往那样肆无忌惮。

中国人的利益出现在哪里，中国人的安全就应该在哪里得到恰当的保障，这应该成为常识。也只有让中国人的海外利益得到保障，让海外中国人能够更加安全，才是告慰南联盟大使馆三烈士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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