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忘却历史，能够救赎韩国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最近一段时间，韩国总统尹锡悦凭借其接二连三的“创意”言论，成为东亚舆论热点人物。其中最惹人注意的，应该是他关于历史问题的一些发言。

从韩国自掏腰包替二战期间强征劳工的日本企业赔偿，到反对要求日本政府为战争罪行道歉，再到不顾北极熊团旗所在、为美军吹嘘长津湖战役的功绩，种种言论，即便是在其国内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虽然有着历史和解、追求和平作为主基调，但这样的言论还是让人感到惊诧，以至于有网友调侃“难道大韩民国没有近代史的课程吗？”事实上，韩国的教育水平是很高的，东亚近代史的学者也不少，只是他们的历史观未必能够打动政客。

到底什么是“历史和解”？怎样才能与历史和解？以及，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言论？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略谈一二。

《日经中文网》报道截图

总有不能忘却的历史

所谓“忘记历史”的说法，在最基本的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广义上，“历史”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属于历史。因此，无论文理医工，任何学科都有属于它的学科史，每一个国家、民族也都会凝聚属于国与族的历史，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如此，忘记历史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人类文明的正常逻辑。

不过，由于历史总归是人们书写的产物，记忆会有碎片，历史书写也难免会有遗漏。就此而言，某些历史片段的遗忘确实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片段都可以被遗忘，作为人类文明的共性之一，总有一些历史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被铭记的，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苦难。

如今名人写自传，总少不了讲一讲“艰苦奋斗”的发家历史，且不论真假，这种取舍就能够看出苦难经历在其记忆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民族与国家而言，苦难的历程也同样重要。在当代世界，几乎每个国家在书写历史时，都会浓墨重彩地讲述那些悲痛的事件，比如美国人的历史课本中一定会有珍珠港和“9·11”，英国人的历史书中必然会有伦敦大轰炸，法国人的课本中更是少不了德国人的身影。

在这方面，韩国的邻国日本堪称“典型”。

日本的教科书编写经常在遗忘和记忆之间游走。比如，对于二战中侵略他国的内容，特别是屠杀百姓、掠夺资源、强征“慰安妇”这样的丑陋暴行，能忘多少就忘多少，恨不得全都想不起来；但是，二战中广岛、长崎上空投下的那两枚原子弹，日本的教科书非但忘不了，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详细，恨不得大书特书。

都是过去的事情，为什么沉痛的过往注定不能被遗忘呢？

一方面，苦难往事既是过去的伤疤，也是当下的经验。

早在一千多年前，被儒家学者视为三代以来最佳帝王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总结出了“以史为鉴”的道理，惟有充分吸收曾经的惨痛教训，才能避免再次犯错、防止悲剧重新上演。正因如此，在如今欧洲高度一体化的格局下，各国并没有忘记二战时期侵略与被侵略的往事，反而在各种教育和活动中记录二战故事，用那段残酷的历史警醒后人。

另一方面，共同的苦难经历往往最能起到凝聚人心、激励士气的效果。对此，学习过近代屈辱史的中国人应该都有感同身受的理解。

事实上，为了获得这种基于苦难的“加成”，侵略者也喜欢把自己包装成“受难者”。比如美西战争之前的“缅因号”事件，美国人抢先一步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成功催生国内的战争呼声。侵略战争中的日本更是此中老手，虽然手段总是不甚高明，但从柳条湖炸铁路，到虹桥开车闯机场，再到宛平城丢士兵，也都要给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形象，继而刺激其国内民粹情绪。

记忆、仇恨与道歉

既然苦难的历史过往意义重大，应该被铭刻牢记，为什么还会有人主动忘记苦难，而且不要赔偿、无需道歉呢？

按照某种解释，人家这是有面向未来的“大局观”，是不想因为牢记历史而深陷仇恨，进而耽误了当下的和平与未来的发展。

这种看似豁达的说法，其实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因为历史与仇恨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我们通常说的历史阐述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事实陈述，二是价值判断。前者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还原真相，力图在不带有任何预设立场的情况下，呈现历史的真实风貌。后者则是基于历史事实，作出诸如好与坏、善与恶的评判，由于这种主观判断势必基于某种立场，因此基于历史的判断与理解是可以调整与变化的。

比如二战中纳粹德国的暴行，对于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而言，无疑是刻骨铭心的痛。直至今日，其种种暴行仍在被历史学者挖掘、揭示。但在今日的世界中，对于德国的仇恨并没有因此而增加。相反，由于二战后德国反思战争比较彻底，对于战争罪行的检讨与赔偿也相对更有作为，得到了更多的谅解。

时至今日，二次大战仍然是欧盟各国教科书中的必修内容，好莱坞的二战题材电影也不少，关于二战的纪念活动更是年年有之。但所有这些几乎都不是为了憎恨德国，反而是为了呼吁和平。可见牢记惨痛的过往，反而能够有利于维护宝贵的和平。

在这方面，日本其实也并非只有负面形象。就以中日关系而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多届政府对华态度就相对比较友好，包括当时的天皇在内，在访华期间对于战争罪行也都有所表态，而且向中国提供了诸如低息贷款等支持，促成了一段中日友好交往的时代。

可以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近代以来被日本侵略的历史，但只要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到历史错误，并做出该有的道歉和改正，战争的仇恨同样可以被化解。

事实上，不止是中国和欧洲，但凡是有担当的国家，都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一方面，该算的账必须要算，所以二战后有大规模的战争罪行审判；另一方面，只要认错到位，仇恨也是可以翻篇的。

当然，能不能认错到位，往往取决于很多外部因素，比如同样是战争罪行，日本对美国的谢罪态度就很到位。如今美国人不继续追究偷袭珍珠港的责任，不是因为他们宽宏大度地将仇恨翻了篇，而是该认的罪日本人早就认了——毕竟“五星天皇”都可以有，跪下认错又有何难。

总而言之，牢记历史并不意味着记住的是仇恨，只要各方能够基于事实作出应有的表态，该悔过的悔过、该追责的追责，并在未来不再翻来覆去地横跳，相信仇恨终会翻篇。

低人一等的救赎

牢记历史不等于牢记仇恨，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但为何还会有人害怕铭记历史呢？

这就有必要再回到刚才提到的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虽然都是关于历史的陈述，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只参与前半部分的研究，也就是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追求严肃的真相；至于后半部分如何评判历史，特别是怎样古为今用，历史学家往往无心也无力参与，而是由人们各取所需，所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说法，亦由此而来。

古往今来，打“历史牌”一直是政治家们常用的手段，即便是在工业文明的近代也是如此。比如二战中纳粹的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就先鼓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以此为侵略制造了“追求民族自决”的理由。就算是自己没有“自古以来”的历史由头可以用，也可以给别国的历史“泼脏水”。比如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人就坚定地帮伊拉克写上了这一笔历史，不仅把试管拿到了联合国，更是把结论写进了无数的文件和书籍中，就差刻在两河流域的石柱上了。但到底有没有？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反正美国由此制造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战争借口。

如今韩国的政客拿历史大做文章，其中的套路丝毫没有新鲜感，诸如讨好日本、追随美国的目的更是昭然若揭。但在这场由历史引发的“大戏”中，他们的入戏角度之怪、程度之深，却还是让人有些惊讶的。

一方面，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对于关乎本民族利益的历史评判，都理应严肃、谨慎地对待，至少也要听听本国学者的意见。

因为民族历史这不止是学术问题，也是关乎“谋国”的政治问题，以及关系政治家“谋身”的利益问题。即便是为了美化侵略罪行的某些日本教科书，也总归要装模作样召开几次所谓的研讨会、修订会，走一走相应的流程。政治人物不用铺垫就直接开口，怎么看都显得有些草率。倘若一国的大位不甚安稳，动辄出现波澜，那么对于这样的原则问题显然更应该慎重，至少不能反复颠覆。

另一方面，但凡是拿历史别有用心做文章的，向来都要强占道义、地位的制高点，把自己包装成既高尚又受害的有利形象。

仍以二战为例，无论是纳粹德国的日耳曼血统论，还是日本的大东亚之说，尽管荒唐至极，但他们都要把自己放到最高等级。而在具体的事件中，他们又会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尽可能地把自己塑造成被迫害者的形象，继而以所谓的历史理由作为行动依据，以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

韩国作为二战中被侵略的一方，本来从历史出发，是占有绝对道义高地的，如今却要主动忘却历史、不谈罪行，还替罪人赔偿，难不成只要自己的地位足够低，就能感化对方？如此说来，“太阳的后裔”变成“太阳旗的小弟”，就能无往而不利？这样的救赎方式，多少有些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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