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巴切维奇: 美国想要复制二战的胜利“君临天下”，结果会如何？
【文/安德鲁·巴切维奇，译/刘啸云】
1952-1953年，我还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随家人一起居住在芝加哥的公共住房中。很多个夜晚，我们举家聚集在二手电视机前，观看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制作的26集纪录片《海上的胜利》。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和庄严的叙述，这部纪录片将二战描绘为这样一场正义的战争：在二战期间，美国发起了人民战争，数百万普通公民响应号召、奔赴前线，美国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战争的结局，使自由最终战胜了邪恶，二战的结果就是美国民主力量的体现。
《海上的胜利》将二战史描绘得引人入胜、波澜壮阔。仅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也确实是直截了当、令人信服的事实。这部纪录片传达了这样的主旨：二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美国将君临天下。
《海上的胜利》剧照（图源：The National WWII Museum）
《海上的胜利》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曾在二战期间服役，这使上述影响被进一步加深。在我的父辈看来，对德国和日本的“十字军东征”作为他们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决定性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似乎也将改变他们的后代的人生。
然而，《海上的胜利》也暗示了未来的困境。其最后一集的标题是“和平的计划”，但这一集的内容与其说是和平计划，毋宁说是警告。“一架飞机投下一枚炸弹，7.8万人死亡”，伴随着这样的旁白，镜头扫过被摧毁的广岛，“两枚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屏幕上闪过解放集中营和部队回家的画面。在隐晦地提及“自由世界向明天进军”，并引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对决心、抗争、宽容与善意表示高度赞扬后，影片落下帷幕。观众无法从中理解这场破坏力空前的战争究竟有何政治或道德意义。
影片的戛然而止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当《海上的胜利》上映时，美国的某些战时盟友已转变为新的死敌，与美国开启了一场核竞赛，双方争相制造比投放于日本的原子弹更为致命的核武器；美国军队开赴朝鲜战场，再度投入战斗，但这一次，他们不会再迎来胜利的结局。“和平的计划”即便曾经存在过，在1952年也已经被搁置了。唯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美国已赢得全球霸主地位。
即便如此，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二战仍是其记忆的主旋律，而冷战则是二战某种程度上的续集。正如二战时期的美国击败了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冷战时期的美国也将击退苏联、捍卫“自由”。在美国人的集体想象中，二战与冷战融为一体，并提供了一种典型的经验：在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下，美国已获得至高无上的全球霸权。
但事实证明，1945年那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既非美国力量的体现，也非美国胜利的预兆，反而是幻觉的源头。这种幻觉一度被20世纪60年代代价惨重的越战所熄灭，又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而死灰复燃。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受挫，再度暴露出美国所谓军事霸权的名不副实。
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却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一情况本应为美国敲响警钟——正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为英国敲响了警钟一样。1956年，英国政府策划了一系列行动，试图压制埃及总统加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但以惨败告终。为此，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饱受谴责，被迫辞职。艾登的对手、英国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将苏伊士运河行动描述为“灾难性的愚蠢行为”，“对我国的声望和名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一判断鲜少遭到质疑。苏伊士运河危机迫使英国人承认其帝国计划已经走向末路，拉拢弱者的老伎俩已不再奏效。
对美国而言，近二十年就是一场漫长的“苏伊士时刻”。然而，美国外交政策机构拒绝面对现实，坚称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尽管美军在伊拉克受挫，美国政府依然未能吸取教训，继续在阿富汗发起所谓“良好的战争”——这一轻率之举最后以2021年混乱而耻辱的撤军行动告终。
美国本可以借此契机，宣告属于二战和冷战的激情岁月已经结束。但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举动，使我们错失了时机。受俄乌冲突影响，美国重拾了“秀肌肉”的传统。无论是作为美国史上最漫长战争的阿富汗战争，抑或始于20年前、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的伊拉克战争，此刻都已被美国抛诸脑后。美国政府沉迷于所谓“全球领袖的义务”，很可能即将重蹈覆辙。
俄乌冲突是美国最后的机会，使其有可能在不遭受惨败的前提下吸取“苏伊士式”的教训。目前，美国对乌政策尚且是务实的，甚至堪称克制。然而，乔·拜登总统及其团队在谈论这场战争时，往往陷入一种早已过时、道德主义、不计后果、宏大叙事的美国力量愿景。如果拜登能够在做出浮夸姿态之余，结合对乌克兰利害关系的冷静评估，或许就能从霸权的迷梦中醒来，并获得一个额外的好处——证明美国人无需以儿童睡前故事的形式理解美国的国际角色。
但反之，如果拜登试图借助俄乌冲突，使美国重获基于军事力量的霸权，则反而可能陷入困境。他那高谈阔论、有欠考虑的言论或将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从而使结局变得更为惨淡。
要么成为美国的朋友，要么成为美国的敌人
NSC-68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罗塞塔石碑”，是对美国战后世界观的权威表达。在保罗·尼茨（Paul Nitze）领导下，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于1950年起草了这份高度机密的文件。该文件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基于“自由社会的高度多样性、宽容性与合法性”，奠定了美国冷战期间的政策基础。与所谓“自由社会”相对立的是苏联的“奴隶社会”，它要求“无一例外地对苏联境内所有公民，以及共产党与苏联治下的所有国家，享有全部权力”。
NSC-68条理清晰，毫无歧义，为美国霸权做出了明确而有力的辩护。文件断言：“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无序的国际关系是不可容忍的”，鉴于此，美国必须承担“全球领袖的责任”，有义务“以符合自由和民主原则的方式，实现秩序和正义”。为此，美国不仅需要遏制苏联，也不仅需要对深受饥饿和苦难困扰的人民施以援手，而且必须拥有迫使他国行动的能力与意愿。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政府承诺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世界警察”，军事实力为主，治国方略为辅。
时过境迁，冷战已结束数十年之久，但NSC-68中基于冷战的“摩尼教式”二元对立世界观却依然存在。拜登往往坚称，民主与专制的殊死斗争将决定人类的命运，这一论调正是NSC-68的新版本。从美国五角大楼的开支、海外基地的数量和使用武力的倾向中可见，军事霸权的必要性已成为美国的信念。受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以及向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扩张）影响，各国之间的距离继续“缩小”，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力随之与日俱增，这一过程几乎是毫无争议的。
但是，如果美国霸权旨在通过审慎地使用硬实力，建立全球秩序、实现全球正义，那么这一目标并未完全实现。自1950年至今，生活在英语国家或巴黎、东京的人们过着相对优渥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数十亿居民的状况则相去甚远，只有少数人能享有更长久的寿命、更健康的生活、个人自由以及人身安全。“政府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与其说是现实，毋宁说是一种期许。
诚然，情况有可能变得更糟：比如，冷战期间，美国花费巨大代价制造了数千枚核武器，试想一下，假如当时美国使用了其中任何一枚，会发生什么？不过，现实已经足够糟糕了——1950年至今，美国所发起的战争（以及各种秘密干预行动），堪称轻率、渎职、浪费的集大成者。
始于20年前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愚蠢的军事行为之一，仅次于越南战争。“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初衷是掀起解放浪潮、一改中东局势，但其最终留给当地的遗产却是死亡、破坏与混乱。战争支持者一度自我安慰道，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将使世界更加美好。但如今这一说法已经破产，再多的狡辩也无济于事。
许多普通美国人可能认为，假如将美军战后的所有牺牲都宣告为无效，未免显得太过苛刻。但是，美军在伊拉克的失败更像是普遍情况而非意外——1950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向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派遣美军，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15年后，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定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前往越南，这一决定的糟糕程度令朝鲜战争都为之“黯然失色”；始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成为了“泥潭”的代名词；至于伊拉克战争，2002年，时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巴拉克·奥巴马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这是“周末战士”“愚蠢”、“鲁莽”、“不顾他人的企图”，目的是“把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喂给我们”。
美军从阿富汗狼狈撤离（图源：NPR）
但是，假如美国要维持其全球霸权，那么以上每一项决策都是当时的必须。按照NSC-68的逻辑，如果美国错过“解放”并统一朝鲜半岛的机会、让越南倒向共产主义，或任由塔利班继续统治阿富汗，将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将据说拥有（并打算继续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萨达姆赶下台，也是政治和道德上的当务之急。
问题是，在上述每一项决策中，美国都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判断，挥霍了美国的财富以及上万美国公民的生命（更不用提数十万他国公民的生命）——是的，挥霍，唯有这一词语能准确地描述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据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估计，911事件以来，美国军事行动耗资约8万亿美元，数十倍于拜登政府那备受吹捧的“建设更美好的美国”（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基础设施计划预算，而美国从中获得的收益却远远小于成本。
但即便如此，支持干预的逻辑依然“坚不可摧”。拜登担任副总统时反对在阿富汗大规模增兵，担任总统时决定从阿富汗撤军，但他依然坚持着这样的基本信念：美国军事力量具有长期的效力。作为对阿富汗战争失利的回应，拜登决定增加五角大楼的预算，而国会不仅没有反对拜登的决定，还给出了更高的预算额度。
这样的心态之所以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庞大的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所发挥的影响力。1961年1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告别演说中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军工复合体”手中的“错位权力”或将“灾难性地增多”。对此，艾森豪威尔给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由“警惕的、知性的公民”来控制美国那“庞大的工业和军事机器”，“以便我们的自由和安全得以健康发展”。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希望落空了。事实证明，对于国家安全事务，美国人漠不关心，而非保持警惕。许多美国人仍然推崇艾森豪威尔，但他们所推崇的不是1961年那位发出警告的总统，而是1945年那位使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的将军。
美国在二战的胜利中获得了目标感，并将之写入NSC-68。但是，二战的胜利也同样是美国的桎梏。正如学者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近日所言，“我们被困在了二战的图景中”。战后70年来，美国在重要领域的国家安全政策无不致力于维持和延续这一图景，其首要目标就是复制一场二战的胜利，从而获得安全、繁荣、尊重和特权，或者说，让美国借由“传播自由民主”的“使命”而主导整个世界。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东的剧变，以及美国1990-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美国似乎短暂地实现了其梦想，获得了一场可与二战胜利相媲美的新的胜利，使历史“终结”于唯一的、“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治下的单极秩序。“不可或缺的国家”一词如今已与“白人的责任”（译者注：“白人的责任”出自英国诗人吉卜林的诗歌，根据这一观点，白人有责任管理“野蛮人”、“懒汉和异族”，消除“愚昧”、终结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译者注：即一战）一样沦为笑柄，但在1989年，这一词语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政治精英们的自我陶醉。美国为了“惩罚世界各地的作恶者”而制造了大量混乱——在所有声称以崇高事业为己任的国家中，要数冷战后的美国最擅长挑起事端。
这场由意识形态驱动的狂欢持续了数十年，直至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颠覆了美国政治。特朗普在竞选时发誓要改弦易张，制定一条“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新路线。“美国优先”的口号看似温和，实际含义却无异于重磅炸弹——这令人们回想起二战期间，英国正抵抗纳粹侵略时，曾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卷入战火。特朗普所承诺的不只是一种相对克制的外交政策，而是要颠覆战后美国治国方略的道德基础——无论是有意抑或无意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打出“美国优先”的标语（图源：华盛顿邮报）
2016年，特朗普在一次竞选集会上抱怨道，北约国家“没有支付他们应付的开支”，指责北约“掠夺美国”。“而我们对此做了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做。这些北约国家要么补交过去未交的开支，要么退出北约。如果这将使北约遭到破坏，那就随它去吧。”
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再度强调了这一点：“我们捍卫他国的边境，却没有捍卫自己的边境；我们在海外抛洒了数万亿美元，却任凭国内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我们帮助其他国家走向富裕，却丧失了自身的财富、实力和信心”。“从今天起”，他承诺道，“美国优先将成为唯一的准则”。
在这种“异端邪说”的冲击下，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陷入崩溃，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当然，由于特朗普向来信口开河，且在历史方面相当无知，我们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否理解“美国优先”的深层含义；即便他理解了，由于他那惊人的无能和少得可怜的耐心，他也未能改变美国的方略。
在其任期内，911以来无休无止的战争依然持续；北约维持原状；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几乎毫无变化；美国境内的军工复合体欣欣向荣，耗资巨大的核打击能力现代化进程仍在悄然继续。总体而言，美国依然遵守着NSC-68的基本原则，将二战以来的信念作为其政策的试金石。“孤立主义者”仍是一句骂人话，用来贬损那些不支持美国运用海外力量解决世界问题的群体。
然而，当美国统治者还沉浸在旧日角色中时，世界本身却在经历深刻的变化。这正是特朗普任期内的一个重要悖论：特朗普誓要放弃战后范式，因此，建制派如临大敌，竭力为NSC-68辩护，但事实上，美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根本与此无关，例如崛起的中国、加剧的气候危机、失控的南部边境、失去机会的工人阶级、飙升的毒品相关死亡人数、肆虐的疫情，以及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党派和宗教分化引发的国内动荡。正是由于这些分歧的存在，特朗普才能于2016年当选总统，并在连任竞选中获得大量选票，从而有可能在败选后拒绝和平移交权力、试图推翻宪法秩序。
神话的制造者
有关战后美国力量的愿景，无法与这些接踵而至的失败和缺陷相抗衡，这似乎昭示着“苏伊士时刻”的临近。不过，在美国治国史上，拜登的总统任期标志着一个没有转折的转折点。拜登任期内，美国总体战略陷入一系列矛盾中。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军事化全球领导模式已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即便能够用于维持该模式的资源日益减少、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逐渐下滑，美国也必须将这一模式维系下去；而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坚称，美国的军事化全球领导模式是无可替代的，并将俄乌冲突作为典型的论据。
根据他们的说法，俄乌冲突后，美国应当重启NSC-68。但是，今天的俄军不是红军，甚至根本不可与后者同日而语。除非普京动用核武器，否则俄军很难对美国的安全与福祉构成威胁，欧洲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确保安全。总之，对美国政府而言，俄乌战争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俄罗斯不是美国的问题。
去年2月至11月，美国国会批准了近5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援助乌克兰；这笔款项本可以用于缓解气候变化、解决边境危机或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处境，但拜登政府却认为上述任务远不如乌克兰重要。
谈及俄乌冲突时，拜登的论调仿佛是上个时代的回音。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不到一周，拜登就发表国情咨文，他吟诵道：“当此之际，我们的决心与良知正经受着历史的考验，我们应当担负起责任，拯救民主”。这样的时刻、这样的任务似乎不只需要美国的承诺和决心，更需要艰难的抉择与牺牲。然而，美国并不打算为乌克兰这样做——美国的对乌援助将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拜登明智地承诺，即便民主已面临所谓危急存亡关头，美军也不会代表乌克兰作战。
对NSC-68的重提、政府的高谈阔论和源源不断的媒体评论，在人们心中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俄乌冲突召唤着美国重新成为历史的舵手，带领人类走向预定的目的地。然而，恰恰是由于这样的傲慢，美国才一次又一次误入歧途。
美国若想摆脱自我满足的姿态、以更负责任的方式谈论和理解自身的全球角色，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拜登似乎决定坐失这一良机。2022年，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如是说：
“放眼全球，世界依然需要美国的领导。我们正身处战略竞争中，这竞争将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同时，世界各地的人民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亟需加强全球协作，担负责任，共克时艰。因此，美国将以我们的价值观为引领，与我们的盟友、伙伴及利益共同体保持一致。我们不会让那些不向往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世界的人掌控世界的未来。”
这段堆砌辞藻的语句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无法奠定连贯的政策。将这样的文字营销为国家战略，恰恰证明国家没有战略。
凯南的方案
如今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份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取代僵死的NSC-68范式。实际上，早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一片欢声中，就已有人提出可供替代NSC-68的方案，但这一方案一直未能引起广泛的注意。1948年冷战伊始时，尼茨的前任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了一种不含意识形态色彩的方法，用以衡量美国的政策是否成功。凯南指出，当时的美国“以全球6.3%的人口，占据了全球约50%的财富”。根据他的建议，美国未来的任务应为“制定一种国际关系模式，使我国能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维持上述状态”。
乔治·凯南（图源：经济学人）
凯南的方案旨在确保美国人的安全，同时使美国那举世艳羡的物质财富得到保护乃至进一步强化。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杜绝感情用事和白日做梦”，专注于“我们眼前的国家目标”。他指出，“利他主义和世界慈善太过奢侈，超出了美国的承受限度”。
凯南的长篇备忘录就美国应对战后世界的方式做出了相当详细的阐述。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对于凯南的分析，我们现在应当关注的不是其细节，而是其精神，即务实、清醒、节制，以及对目的、纪律和所谓“努力的经济”的强调。1948年的凯南担心美国人会被萌芽于战时的“浪漫主义和普世主义概念”所迷惑，他不幸言中了。
自1948年以来，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差距已经缩小，但并未消失——今天的美国仍以全球4%的人口占据了全球约30%的财富。但这些财富的国内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1950年，美国0.1%的富人占据了全国10%的财富；而今，他们拥有的财富上升至20%。同时，美国的财政健康状况也有所下滑：目前，美国国债总额目前超过31万亿美元；自2010年至今，联邦年均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
荒唐可气的不平等与极不负责的挥霍，使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美国陷入内外交困。军事力量也无法弥补内部凝聚力与政府自律性的缺失。美国若“一屋不扫”，就无法“扫天下”，无法行使全球领导权，更不用提在民主与专制的假想战中占据上风了。
如今的美国迫切需要遵循曾被历代执政者所忽视的凯南方案：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履行建国时的承诺，为普通公民提供良好生活。美国应要求国防部重新部署，将美国军队建设为一支保护美国人民的军队，而非将之用作全球力量投射的工具。
如何落实凯南的方案？首先，美国应认真履行《核不扩散条约》中规定的消除核武器的义务；关闭多个地区军事总部（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减少海外军事行动；禁止向军事承包商支付超支费用；“锁”上支撑着军工复合体的政商“旋转门”；恢复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战争权；而且，除非宣战，否则将军费开支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内——即便如此，五角大楼在军费开支方面仍能领先世界。
1947年，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X”的文章，这可能是该杂志史上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道：“美国只需保持其良好传统，就能证明其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拥有延续的价值”。如今，美国的“良好传统”或许早已毁灭殆尽，但凯南的建议依然有其意义。即便美国复制了一场二战的胜利，也不能就此解决所有问题。当前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是艾森豪威尔所呼吁的“警惕的、知性的公民”。政府对权力的滥用和对士兵的虐待几乎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我们应当构建一个不再对此姑息纵容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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