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吉·夏尔马：政府救助利好老牌巨头，这不该是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

【文/鲁吉·夏尔马，译/刘啸云】

以硅谷银行为主角的讽刺喜剧终于落幕。这场危机始于美国科技业最受欢迎的银行内部，但大型科技公司成为了政府救助的最大受益者。在大型科技股的推动下，市场恢复了平静，投资者自然如释重负。但是，对这一基于救助的体系的未来走向，投资者仍需保持警惕。

仅仅在20年前，繁荣-萧条的周期还是资本主义的标志，前浪与后浪的更迭由此成为可能。而今，“混乱”尽管仍被大家挂在嘴边，却逐渐丧失了扰动市场的能力。老牌大公司成为危机后政府救助的最大受益者，但这本不该是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

3月10日，美国政府对硅谷银行予以救助，大型股随即迎来春天。如今，美国最大的五家公司均为科技企业，总计占股市的20%以上，集中度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高，两倍于十年前的数据。

3月10日的硅谷银行总部（图源：CNBC）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救助日渐频繁，由此导致的副作用是竞争流失的减少。1987年美股崩盘后，美联储介入以支撑市场，自此，股市急剧增长——此前股市仅占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半，而在2020年股市达到峰值时，其规模为1987年的两倍。有人认为，随着市场扩大，竞争流失也将增多，但美国的情形并非如此。

1990年，共有3家美国公司在过去十年间稳居全球前十，至2010年代末，这一数据稳步上升至6家。竞争流失在美国有所减弱，但在全球多数地区依然相对强劲。自2010年至2010年代末，在日本、欧洲、中国和全球稳居前十的公司分别仅有2家、4家、4家和2家（即微软和Alphabet）。

如今，在全美最大的十家公司中，前五名与后五名之间的差距达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峰值。新冠疫情初期，全美前两大公司的市值占前十大公司总市值的35%，而现在，该数据上升至近50%。如今位列第一的苹果公司市值近乎六倍于位列第十的联合健康集团；但在30年前，位列第一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市值仅为位列第十的南方贝尔公司的两倍。

数字网络在规模上具备天然的优势，公司仅需付出极小的附加成本，即可拥有更多客户，这足以说明大型科技公司崛起的原因。然而，上述“网络效应”无法解释为何美国四分之三的行业（不仅包括科技行业）一直被少数公司把持。该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是政府救助——现有的大公司是政府救助的最大受益者。

过去，科技领域的更迭极为迅速、日新月异。从大型计算机至个人电脑，再至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计算机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带动了一批新秀的涌现。而如今，最新的科技进展已转移至人工智能领域，但行业巨头仍是微软、Alphabet等老牌公司。美国垄断企业日益崛起，相应地，小型公司和初创企业陷入危机。

美国政府对银行的救助行为是对市场的干涉，否则你也不会在得州读到这篇文章。近日，得州沃斯堡市长表示，商界领袖担忧的“主要问题”是，假设硅谷银行服务的对象是石油行业而非科技行业，政府是否还会“以同样的方式采取行动”？

政府救助无可避免地扭曲了资本的分配方式，将之交由政客决断。市场不再以经济意义为判断标准，转而致力于迎合政府。但是，出于对经济危机的恐惧，当今社会越来越乐于接受这种扭曲的激励方式。

主流评论家不仅不质疑政府的救助行为，反而希望政府更进一步，将银行国有化。房地产等其他不景气行业的头部企业也借此机会，声称其行业同样存在系统性风险、同样需要政府支持。

然而，竞争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政府无法维持所有现存企业的生存。如果这一日益畸形的体系还保有一点能量的话，就应当在未来几年内淘汰一些老牌公司，为新一批优胜者让路，而不是进一步巩固老牌企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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