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工力量：中国铸剑人——核技术的突破与发展
【文/青岚】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做了这样的总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那么，落后国家又该如何启动并推进工业化进程，最终达成变富变强的目标？
自重商主义先驱、法王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部长科尔贝以来，这一带有巨大现实价值的问题，已经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思索与实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甚至有云：“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便再也无暇顾及其他问题”。
中国，是人类工业化历程的最新典范。
201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越美国，登顶全球第一，十年后的202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6倍，其中制造业产值是美国的1.7倍。
每一场震撼人心的工业化奇迹，都会催生出经济理论的回响，二战前以苏德为代表的“第一波”后发赶超，奠定了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初步研究范式与核心论题，二战后以日韩为代表的“第二波”东亚案例，则形成了出口导向和官产学协同等重要理论总结。
广东提倡深化工业互联网发展应用，扶持企业转型。图为工人在内地一家照明企业生产车间工作（图源：新华社）
而中国的工业化，以其超大规模、特殊环境与绵长后劲，足以被独立划分为后发赶超的“第三波”，为经济理论的刷新，提供了丰富材料。正如科学史研究者托马斯·库恩所言，一旦某类活动找到了一种致胜的模式，即一种实；现可预测、可累积的进步的方法，它就达到了“范式”的状态。中国后发赶超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同样在呼唤着对中国发展特有“范式”的刻画和诠释。
中国工业化的推进，汇聚了全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合力，涵盖财政金融、城乡结构、行政体制乃至外交战略等众多维度的中国工业化“大战略”（Grand Strategy），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本书所聚焦的，是作为大战略核心构成部分的技术进步“中战略”， 探究该维度下“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一核心问题的答案。
落后经济体的赶超进程，相当程度上等同于新技术知识的产生及其扩散过程，技术进步，构成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经济增长，从而可被，也应被视为一个经济体汲取先进知识、增厚其社会肌体中知识存量的结果。
熊彼特曾用“创造性破坏”一词，揭示了工业文明的这一演化动力，“启动并保持资本主义引擎运转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式、新市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一论断清晰体现出，工业化并非静态均衡下要素投入的简单累加，而是一个由科技创新驱动的动态过程，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及充分展开，有赖于一个与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科技发展战略驱动。
如果以工业化进程的绩效作为战略质量的衡量指标，显而易见，中国的技术进步战略极为优秀，而本书的主题，正是对此一发展战略的机理与演进加以解析。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鲁梅尔特，在其战略管理名作《好战略、坏战略》中，指出优秀的战略必须具备外部环境洞察、远大抱负、连贯性活动这三大要素，在本书涵盖的不同工业门类案例中，明显体现出优秀战略的上述基本特点。
在异彩纷呈的中国工业化微观案例中，中国核技术的发展过程，尤其值得重视与研究，除了核技术本身在科技与政治领域的特殊地位，其对于理解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更有着关键性意义。
两弹一星工程的“中国精神”
一方面，以掌握核武器为目标的两弹一星大科学工程，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诸多传统特征的源头。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民用核技术的迎头赶上，又集中体现了这一战略传统成型后，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大价值。
两弹一星工程的主要技术成果、大体时间进度及先进人物事迹，通过数十年来的宣传，已近乎于一种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大众“通识”，因而并非本节内容的重点，更令作者感兴趣的，则是历经时间沉淀，这一大科学工程在思维、观念、方法、文化等诸多内涵上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传统的形塑。
如果说官产学三位一体，是后发赶超“第二波”，即日韩科技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如日本通商产业省、韩国经济企划院等技术官僚主导的发展战略“总参谋部”，那么中国工业化的“第三波”，在早期科学与产业基础极度薄弱、与西方技术贸易也极为受限的情况下，则首先呈现出官产学共同体中“官”这一支柱的极大强化，强烈的赶超意志，直接来自于势能更高的政治层面，而非技术官僚们所处的行政层面。
1955年1月15日，专门研究发展原子能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做出了战略决断，领导人强调：“出兵朝鲜我想了三天，要不要搞原子弹我想了三年，结论是两句话，一，原子弹一定要搞；二，既然要搞，那就早搞。我们国家发现了铀矿，也训练了一些人，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好的战略，当然不只是设定一种抱负或愿景，更必须包含合理可行、连贯推进的行动方案。 为了贯彻战略决断，保障两弹一星大科学工程实施，出现了中央专委（专门委员会）这一计划管理的常设机构，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抓总，确保人财物等一切资源的集中。
两弹一星工程中形成的这种高层级、强力度、长期延续的战略意志，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首要特色，其影响与效能，至今未衰。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的核武开发尝试，是一个两弹一星工程的“完美”反面典型。
1965年8月，宋美龄开始了对美国长达14个月的访问，此次访问的重要内容，就是游说美方对大陆核工业基地进行外科手术打击，宋美龄甚至提出“借师助剿”，租借美方轰炸机，由国军飞行员驾驶，执行对大陆西北地区核设施的大规模空袭，以打消美方亲自下场的顾虑。
对这个疯狂的提议，即便以超级鹰派著称的国务卿腊斯克也表示了礼貌的回绝。
自恃“自由世界”中流砥柱的蒋介石当局，转而开始了自行开发核导的努力，美国对此曾一度持暧昧态度，比照南非、以色列等白人政权“自己人”的待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1975年9月，台湾中山研究院完成了原子弹理论模型设计，根据中情局评估，距离制造出实弹已经只有三四年时间。
然而随着其后大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台湾的“利用价值”骤降，发展核武器的“优待”自然也很快消失了，1977年4月，卡特政府对台当局下达了《六点要求》，指令其终止与民用核能研究无关的开发活动，停止重水堆运转，并在关键设施安装美方人员直接掌握的监控设备，台湾方面的第一次核武研发闯关失败。
1982年8月17日，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当天，蒋经国任命台军“参谋总长”郝伯村兼任中山科学院院长，在美方高技术武器可能“断供”的形势下，加速自主研发，核武器研制也悄然重启，郝伯村提出，核计划的发展目标是冲刺到核门槛的最后阶段，以备日后一旦有需要，能够在三到六个月内制造出实战化核弹。
在中断五年后，台湾方面再一次开始核武开发的闯关，除了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原班人马外，还与在美国的一位C姓华裔教授搭上了线，利用其人脉在加州理工大学的超级计算机上进行核爆理论试算，大大加快的研究进度。
1985年，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完成首次代用材料爆轰试验，1987年，以钚239为材料的900公斤级核航弹完成详细设计，截至1988年，台湾方面已经掌握了五十多公斤武器级钚库存，根据美方事后邀请其项目参与人员所作的对比评估，台核弹研发进度已经显著领先于当时“调门”最高的伊拉克。
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临门一脚的时刻，“美国友人”又一次出手了，1988年1月，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上校突然失踪，直到几日后“美国在台协会”代表上门问罪，台湾方面才知道，张宪义已经使用CIA提供的假护照出逃美国，并将台核武计划机密和盘托出。
这一次，美方对踩到“红线”的台湾釜底抽薪，拿出了一份“毫无谈判余地”的协议，直接要求拆除重水反应堆，剥离了其核材料生产能力，并勒令台方交出相关研究资料，对张宪义事件的进一步调查也被叫停，显然美方不希望其他布置的“线人”暴露。
无论得意时作棋子，还是失意时成弃子，依附于美国的本质决定了台湾追求“战略自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过河卒子不符合自身意图的乱动，特别是在核武器这一战略领域的自作主张，美国的出手并不会比对敌人温柔多少。
被狠狠敲打的台湾方面，只能发扬“我待美国如初恋”的乐观精神，端正态度，自我消化，正如台湾核武计划另一位深喉贺立维所感叹的：“我们靠美国的日子还长得很”。
海峡两岸军用核技术迥异的发展，凸显出战略意志的重要性。
战略意志为什么重要？原因并不难理解：后发赶超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外部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来自于经济层面，如中心经济体资本、市场与技术的开放度，也来自于政治层面上的外部遏制与干预， “第二波”工业化的优等生—日本，正是由于无法抵御美国在贸易摩擦中施加的巨大压力，无法继续坚持其选择发展道路的独立性，政治层面“战败”，结束了技术官僚的发挥空间。
两弹一星工程实施中，还形成了这样几个鲜明的特征，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传统：
任务牵引，基于现实的工程应用要求，自顶而下拆解总体目标，落实为工程各环节各条线的详细任务，赋予学术与工业界明确的方向感，这一思维方法，即其后《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所提炼的“以任务带学科”原则。
精益管理，工程应用的目标进行精心权衡，先解决有无问题，即实现从0到1的突破，在随后的技术深化过程中，则强调广泛预研、充分试验后的跃进，每一次任务迈上一个清晰的技术台阶，正是这样的指导思维，使中国得以用“五常”中最少的核试验次数，实现基本同等的技术能力。
拿来主义，面对一个新领域缺少技术知识，甚至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的窘境，积极引进外部世界资源，在突破核技术的案例中，除了早期通过《国防新技术协定》等合作框架，从苏联获取援助、派遣留学生以外，在中苏决裂后的60年代中期，中方还抓住中法建交等有利时机，从欧洲进口了一批精密加工设备和仪器、材料。
以我为主，相较直接进口先进成品，更青睐引进设计生产知识与诀窍（Know-how），哪怕为此付出任务进度适当拉长、成本适当抬高的代价，体现出对国内消化吸收的极端重视，通过与布局完善的国内学术、工业体系对接，使相关主体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主研发的初步能力，并通过任务牵引加以验证。
精神动员，将科研生产活动与家国情怀进行强有力的情感连结，为官产学共同体注入超乎经济理性的凝聚力与鼓动力，“两弹一星精神”即为典型，在价值判断和审美层面，锚定了学术与工业界的文化基因，这一看似不可量化的精神因素，却往往能通过对微观个体，尤其是其中技术领袖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效提高资金、技术等资源投入的效益，对后发国家工业化具有重大价值，核工业系统泰斗彭士禄即为典型。
由两弹一星工程所形塑的中国科技发展传统，其后有力反哺了民用核技术的发展，也使之成为“中国制造”在新世纪迎头赶上的代表性案例。
中国核工业人的“二次创业”
1970年2月8日，在听取了上海市用电严重短缺的汇报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地区的用电问题，要靠核电。”中国民用核能发展从此起步，根据总理批示日期，核电站项目被定名为728工程。
728工程的压水堆方案，与军用核技术有直接承袭关系，可以说，正是军用核动力堆在这一阶段的突破，为728工程提供了实施基础，故此，我们有必要对第一代军用核动力堆的发展做出适当梳理。
1958年6月，苏联援建的试验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一堆一器）在北京401所试运行成功，标志着中国核工业科研生产体系初步成型，核技术的国防应用，也紧锣密鼓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6月2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最高领导人做了一锤定音的决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他七八次。”
6月27日，尖端国防科研的实际主管者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提出“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待初步取得一些经验以后，再考虑原子飞机和原子火箭等问题。初步安排如下：一、以xx型潜艇的资料为基础，先设计试制xx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xx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
1958年7月，代号09的核潜艇工程正式启动，其中最核心的系统，无疑是核动力反应堆。
1961年底，09工程原本规划的核潜艇下水时点，项目本身由于经济和外交形势陷入困境，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二机部不得不将核武器研制列为“一线”任务力保，而包括核潜艇在内的其他工作列为“二线”任务，进度大为放缓，1963年正式明确“下马”。
不过在核潜艇工程暂时停顿的日子里，中央专委继续批准保留了一支50多人的科研队伍（715所），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潜艇总体等关键项目预研，彭湃烈士之子彭士禄，正是这支队伍的技术负责人。
在彭士禄以身作则的模范领导下，这群来自不同工业部门，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以“屁股要圆、脑袋要尖”的精神，坐定冷板凳，苦练基本功，真正形成了一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队伍，也成为未来中国核动力研究的“黄埔军校”， 扎实走通了“引进-消化-创新”的学习曲线。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曾这样回忆当年715所的氛围：“我这辈子感到那段时间真是过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当时都是年轻人，精神状态非常好…彭士禄的威信是这时建立起来的，包括他后来领着我们来四川，在陆上模拟堆建造过程中的决断力。大家都服他！”
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好转和两弹工程突破，核潜艇这一战略武器平台再度“上马”，中央专委明确了两步走的工程实施战略，第一步先攻克核动力难关，造出攻击型核潜艇；第二步再突破导弹应用于潜艇水下发射的难关，造出导弹核潜艇。
业已准备充分的军用核动力科研队伍，获得了自主创新的施展空间。
在彭士禄这位技术会战“帅才”的带领下，715所选定四川省夹江县，建设一座和艇用压水堆性能一致的陆上模式堆（196堆）进行测试，这个代号909的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基地，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1970年8月30日，在彭士禄等909基地科研人员的见证下，196堆启堆试验达到额定功率，主汽轮机超过原定设计指标，中国核动力发展自此进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728工程的30万千瓦压水堆技术方案，直接脱胎于为核潜艇配套的第一代动力装置，在上海组建成立的项目设计单位—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728院），相当比例技术人员也来自于909基地。
1971年10月，二机部部长刘伟一纸急电，把核反应堆设计专家欧阳予召回北京，向其传达了新的任务：中央决定在上海附近建立一座核电站，要求二机部支援一名总工程师。
而正赋闲下乡劳动的欧阳予，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
抗战烽火中入学武汉大学电机系的欧阳予，在学校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1953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深造发电机工程，1955年中央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下达后，欧阳予又奉命临时调整学术方向，兼学核技术，并在苏联原子能研究设计院等单位考察工作过半年时间，回国后历任北京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等重要职务，是我国第一座军用核材料生产堆的总设计师。
临危受命的欧阳予，从此一头扎进了民用核能领域。
在欧阳予的杰出领导下，上海核电站研发从天马行空的概念论证，转变成了脚踏实地的技术工程，从熔盐、重水等候选提案中，明确了压水堆这一主流技术路线，并完成了核电站选址的踏勘比选工作，最终在1981年11月，欧阳予牵头编写的《728核电站开展工程建设的可行性报告》获得国务院审议通过，728工程正式立项，次年，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了建设秦山核电站的决定，并列为六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1983年6月1日，在惊天动地的开山整地巨响中，位于嘉兴市盐城县秦山海岸的核电站开始了外围工程建设，包括欧阳予在内的核工业建设者们，吃住在这片荒山野岭搭起的临时住宅里，日以继夜奋战施工。
他们不是孤军奋战，除了秦山现场施工队伍，还有分布在全国的核工业及相关工业系统六百多家工厂、十万名以上工人和技术人员参与了设备制造和安装测试，全国一盘棋的大力协同，使这一超级工程逐渐从图纸变成了现实。
1991年12月15日，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30万千瓦的秦山核电站一期正式建成，并网发电，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七个可以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
秦山核电站一期30万千瓦机组，虽然功率等关键性能在建成之时已经算不上优异，但却标志着中国核工业人完整走完了一个民用核电站巨型工程的研制全流程，完全自主研发的秦山一期反应堆成套技术，不久就出口巴基斯坦，中巴两国合作建设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的协议，标志着中国从此跨入核电站出口国俱乐部。
有心的读者不难察觉，从周恩来总理的728工程批示，到秦山核电站一期并网发电，间隔长达21年。
与同样高度复杂的核武器、核潜艇项目相比，这是一个长得异乎寻常的工程周期，以核潜艇为例，依靠陆上模式堆（196堆）提供的动力装置性能试验、验证数据，核潜艇工程进展相当顺利，首艇长征一号于1970年12月26日下水，次年即完成反应堆装料与核动力装置联调，1974年8月1日正式服役，09工程第二步，即导弹核潜艇首艇长征六号，也于1981年建成下水，83年8月1日正式服役。实现了中央专委的既定战略规划，中华民族，自此拥有了自己的海基核反击平台。
梳理秦山一期项目史，从728批示到1981年可研报告获批，项目论证等前期准备工作历时十一年，事实上，本书后续描述的不少尖端科技领域，在八十年代后曾不约而同出现过发展的阶段性减速。
这种减速，在表象上可被归结为这样一些原因，如中央财力相对下降导致的投入不足、体制内外待遇落差导致的人才流失，乃至民间网络上诸多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激愤“阴谋论”。
真正的原因，乃是新中国在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发展战略本身正经历着一场重构。
此时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正处于在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上水乳交融的巅峰时期，显示出后发赶超“第二波”，即出口导向战略的强大效能，相比之下，苏东式强调进口替代的“第一波”发展模式，曾被学术界期待能够更有效组织科学技术创新，却在以应用领域快速模仿见长的东亚“第二波”面前相形见绌。
对于当时的中国决策者而言，利用世界市场、拉近技术差距，这些美好愿景与最终实现之间，横亘着发展战略上的认识落差，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如同今天最出色的创业者，深愔“精益创业”的智慧，微观层面充分放权，鼓励无数个体对自身利益最优的追求，在边界可控的前提下，观察总结宏观涌现出的共性规律，扶优汰劣，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官产学共同体最重要支柱，即政治领导人与技术官僚群体，对“第二波”后发赶超战略的学习内化，并与“前30年”已经成型的发展战略传统相融合，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第三波”发展理念。
秦山一期的发展，正是受到了这一发展战略“再学习”阶段的影响。
同一时期，核电站的用户部门—电力系统，倾向于引进法国第二代核电技术，借助香港资金，建设大亚湾核电站，从投入产出的经济核算来看，这无疑是远优于全自主建设秦山核电站的方案。
在引进项目的实施上，也可谓“兵强马壮”。由彭士禄担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备组总指挥，在他主持下，大亚湾项目确立了引进法国M310压水堆的技术路线，完成了这个中外合资巨型工程主要商务谈判工作，提炼总结了核电建设“资金、进度、质量”三大控制的管理方法论，形成了许多改革开放之初开历史先河的市场经济做法，还留下了从909基地带来的昝云龙等一批青年领军人才，被评价为“在整个广核的项目过程中功不可没”。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秦山一期能够立项上马，经济价值是难以服众的，更多的考虑是以这一项目维持核工业系统科研生产单位的运转，这在八十年代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无疑是“奢侈”的目标，因而在高层批示中，也出现了“下不为例”的告诫。
改革开放后，工业界对外引进与“以我为主”之间如何平衡与衔接，此时还是一个充满未知的课题，与当年苏联的援建相比，掌握先进技术的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更赤裸裸要求着真金白银或者市场份额作为对价，有限的资源，似乎仅能在“引进”与“自主”之间做二选一的投入。
决策层自上而下，工业系统自下而上，都在努力求索着这一课题的理想答案。
核工业系统，通过自身的巨大努力，为这一课题的解答，做出了宝贵贡献。
针对核电领域新问题，中央适时调整了核工业部与水电部之间的权责划分，体现出发展战略“再学习”中快速试错、快速调整的精益管理作风。
此次调整后，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总工程师，并担当重任，负责秦山核电站二期项目的筹建工作，1989-1992年，又担任秦山二期联营公司首任董事长，在秦山二期项目最艰巨、最关键的阶段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而秦山核电二期，在中国核工业发展史上又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中国核电发展两条早期脉络：秦山一期和大亚湾项目的交汇点，也是中国核电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点。
在中国民用核电站的技术进化图谱上，秦山二期居于主干和源头的地位
秦山二期原计划继续引进国外二代核电站技术，但由于其后的风波和西方制裁，导致与日本、德国等卖方的成套引进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彭士禄果断抓住这一时机，上书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建设方针，即依托已经引进的广核M310压水堆技术作为参考，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工业配套能力，形成自主设计的核电站方案，核岛、常规岛少量国内确实无法加工的器件进行中外合作，选取国外供应商配套。
彭士禄确立的这一建站方针，可以说在至暗时刻挽救了中国核工业。
八十年代军转民浪潮中，核工业系统长期陷于困顿，军品任务明显萎缩，在民用领域，也难寻用武之地，“下不为例”的秦山一期后，新核电项目在国外先进方案的挤压下，似乎已经没有了技术落后的国内院所“练手”机会，核二院等单位，甚至要靠给啤酒厂设计产线来维持生计，人才流失严重，梯队面临断档，机构积累的工程技术知识与诀窍（Know-how），不断耗散。
发达国家的“卡脖子”，却意外成为核工业人“二次创业”的东风。
通过彭士禄开风气之先引进的招投标机制，他一手带出来的子弟兵—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909基地），得以打破部门和地域条块分割的体制藩篱，参与并成功中标秦山二期反应堆系统设计，由此进入了民用核电产业。
在参考百万千瓦级M310压水堆设计的基础上，核动力院结合军用动力装置从0到1的正向研发经验积累，对堆芯燃料组件进行了大胆修改。
对于核反应堆这样各种器件紧密耦合的复杂装置，堆芯组件的修改，意味着几乎整个核岛都需要针对性地重新设计适配，正是通过秦山二期反应堆（CNP600）设计的磨砺，核动力院等国内院所，完成了对法国二代压水堆技术的透彻消化吸收，实现了跨越式的技术进步，与国外核电工业水平几乎已没有了“代差”。
秦山二期这一案例，对理解后发赶超的“中国范式”有重大价值，在顶层战略之外，中国科技创新的绩效，同样依赖于产业内部微观主体的能动性发挥。
核工业领域，原有的科研生产体系，在引进技术很可能“重起炉灶”的压力下，为自身的生存，奋力吸收消化技术知识，主动打破原有体制藩篱，证明了自身承接技术引进并再自主创新的能力，以及这种创新主体组织能力的不可替代。
技术进步上对外引进与“以我为主”的命题，就这样在一个个关键性行业的具体实践中，沉淀出明确的协调框架、路径与方法，形成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微观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工业界的这种奋斗，是对两弹一星工程以来，前30年形成的后发赶超战略诸多特色的继承与发扬。
“第一波”与“第二波”发展战略的精华元素，通过改革开放后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同步发生的“寻优”过程，逐渐糅合为中国特色的“第三波”。
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发展的需求驱动下，中国核电站建设迎来了新一轮热潮。
这轮空前的浪潮，又将被导入怎样的方向？
核工业系统提出以国内已经掌握的百万千瓦级二代压水堆技术为基础，引入新的核安全系统设计，小步快跑升级到第三代核电技术。
基建计划部门则提出，成套引进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方案，一步到位跨越到第三代核电技术。
拥有更大政策话语权的“引进派”在激烈的辩论中最终胜出。
2006年12月，中美签署《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先进压水堆核电项目及相关技术转让的谅解备忘录》，约定中方在取得AP1000相关技术后，改进开发的更大功率堆型，可以作为中方知识产权对外出口。
“美国高科技”的光辉形象，是AP1000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隐秘助力，然而美国制造业的硬实力，却已经无法匹配其深入全球公众心智的强大软实力。
AP1000方案的全球首个落地项目—中国三门核电站，原计划2013年正式建成投产，然而美国厂商提供的核心部件—反应堆主泵出现明显质量问题，导致最终并网发电推迟了五年之久，项目预算也由于拖期严重超支，西屋电气在此期间，还经历了肥皂剧般的转卖和破产清算等大戏。
这种美国本土装备研发项目越来越“习以为常”的松垮状态，极大震撼了中国人，AP1000高枕无忧的技术路线“大一统”地位，也明显动摇。
自主创新的第三代核电方案，迎来了转机。
此时，核工业系统传统双雄：中核、中广核集团，分别提出了ACP1000和ACPR1000+的三代核电方案，追根溯源，其都脱胎于核动力院在秦山二期完成的CNP600方案，在国家相关部门协调下，两套方案最终融合为第三代核电的中国明星—华龙一号。
华龙一号方案，很快显示出在技术、成本、效率上相对AP1000的优越性，不仅在国际市场上连续取得突破，甚至福建漳州核电等原定采用AP1000机组的项目，也中途转换规划，改建华龙一号机组。
中国核工业从秦山一期起步，经历了引进美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核电技术的“万国牌”阶段，并在这一阶段完成了技术消化和产业升级，为国之重器—“华龙一号”的诞生创造了基础，中国民用核技术，也终于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迎头赶上”的历史性跨越。
在“第三代核电”的戏剧性博弈中，中国核工业系统的坚忍不拔固然是核心因素，如业内泰斗彭士禄，就曾长期为第三代核电的自主创新奔走呼吁。彭士禄和李定凡等老一代核工业领导，还曾联名上书，提出核电行业重归“大一统”的方案，建议重新统一国内所有的核电设计、投资和建设力量，有利于发挥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也避免不同核电集团在海外的恶性竞争。
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美国核工业的“不争气”，也葬送了本已板上钉钉的AP1000前景，为华龙一号的崛起，让出了空间。
从产业发展方向领军者，到被嘲笑调侃的笑料，美国核工业的衰落，正是冷战后美国制造业演变进程的缩影。
如果说所谓的“第三代核电”上，美国厂商还能在国际市场有所斩获，那么在“第四代核电”，即快中子、熔盐等堆型的研发和工程运用上，美国企业在产业版图上已经难寻踪影，而在中远期发展方向，即核聚变堆的研发上，美国同样已经被中法等国抛在了身后。
中国的托卡马克事业
核电技术的中远期技术方向—聚变堆的发展史，同样能够展示这种战略技术领域沧海桑田的格局变化。
二战结束后，战争所催熟的种种科学技术成果，开始大规模转化为普通人能够享受到的新奇产品，走入美国中产阶级千家万户，如同今天“万物互联”愿景下，学界与商界对5G\6G技术及其应用场景的热情探索，原子能的商业应用也出现了许多“脑洞大开”的想法，从给孩子的放射能启蒙玩具，家用放射能花肥，到无限续航里程的核动力汽车。
利用核聚变这一恒星级的能源，则是更有想象空间的方向。
1953年起，在原子能委员会第二任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的热情支持下，美国开始了代号舍伍德（sherwood）的核聚变反应堆工程研究，基于从原子弹到商用核裂变反应堆的发展经验，斯特劳斯自信满满地预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最晚十年之后，总之到1970年代，核聚变发电站将使能源变得过于廉价，以至于失去了核算意义（too cheap to meter）。
另一位高水平的战略家，哈德逊研究所创始人赫尔曼·卡恩则相信，可控核聚变带来的过剩能源，将使资本主义阵营的物质生活达到极大丰富，每一个普通人都将在未来享有今天百万富翁的生活水平，彻底“消灭”无产阶级，从而使美国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竞赛中最终胜出。
舍伍德计划明确了可控核聚变的基本方法论，即将轻元素“燃料”加热至恒星级的超高温度和压力并保持足够长时间，使轻原子核之间出现足够强度的聚变反应，以至于释放的巨大能量可使这一过程自我维持下去，维持平衡之外的过剩能量可为人类所利用。
要实现这个看似简单明了的设想，最大的难点很快浮现，那就是如何将加热至上亿摄氏度，处于等离子体状态的“燃料”容纳起来，约束在一个高压状态下，地球上任何材料直接接触这一高温等离子团，都将瞬间气化，只有基于电磁力的强磁场约束具备工程实现可能。
在舍伍德计划中，同时铺开了仿星器、磁镜、箍缩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磁约束技术路线研究，然而率先“突破”的却不是美国人。
1957年8月，英国大型箍缩装置ZETA启动，在其后的试验中测得大量中子，英国人据此认为该装置内的高温等离子体已经发生了聚变反应，次年1月，这一成果被广泛公布，作为应对苏联发射卫星震撼性影响的反宣传，被鼓吹为迈向无限能源的第一步，西方阵营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上的领导力体现，不过仅仅四个月后，这一结果就被证实是高能等离子体不稳定运动所致，与核聚变无关。
ZETA丑闻对Z箍缩这一当时最主流技术路线声望的打击，以及同时期核聚变研究的热心倡导者，刘易斯·斯特劳斯卸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使第一次可控核聚变研究的热潮悄然终结。
直至60年代末期，苏联长期独自坚持的托卡马克（Tokamak）磁约束技术路线对外公开了惊人的等离子体约束性能，并得到了英国研究团队的确认，为实现轻元素聚变的“点火”条件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也因此掀起了第二波世界性的核聚变研发热潮，当时的美国科学界乐观地判断，基于托卡马克路线的核聚变反应堆将有望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电。
苏联人实现了原理验证的托卡马克，技术的大规模深化却是在美国完成的，这一耐人寻味的事实，凸显出此时美国工业界的创新活力。
1978年，中国托克马克技术先驱，与陈景润等人一道被特批晋升正教授的青年才俊陈春先，启程赴美考察可控核聚变技术发展情况，访问美国期间，他被现代产业与前沿科学的紧密互动所深深震撼，托卡马克这一技术路线一旦方向明朗，美国人便能够依靠齐全而雄厚的产业体系和高效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一哄而上”，快速集成出大大小小一百多套托卡马克装置，遍地开花，迅速赶超了苏联水平。
陈春先从此成为了创新成果孵化“硅谷”模式的热心践行者，被誉为中关村下海第一人，1980年12月，陈春先拉着物理所的10多位学术骨干一起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实际上是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陈春先的事迹被正面报道后，激励了一位名叫柳传志的中科院技术员下海创业，此为后话。
在两大阵营你追我赶的同时，中国的核聚变研究还在艰难地起步阶段徘徊。
1955年10月8日，被软禁5年之久的钱学森一家通过深圳罗湖桥口岸，终于回到新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李整武、孙湘这对博士夫妇以及他们刚刚满月的孩子。
李整武先生（因档案登记笔误，后改名李正武）回国后，很快提出了开展“可控热核反应”，也就是可控核聚变研究的倡议，在不久后公布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正式列入了“进行有关热核反应控制的研究”这一内容，不过优先级还无法与核武器研究相提并论，并未马上开展实质性研究。
李正武（资料图）
1957年末58年初星际航行（苏联卫星发射）与受控核聚变（英国ZETA装置）接踵而至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刺激了中国科技与工业领域的“大跃进”热情，已经开展的科研项目指标越提越高，诸多还未开展研究的空白领域也顺势起步，1958年5月，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内组建了第一室103组，由李正武夫人孙湘先生牵头，正式开始了中国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工作，中科院当年的《工作跃进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在1961年内利用高电流脉冲放电的方法，制造出摄氏500万度以上的高温”，这一指标显然是意图追赶上当时最先进的ZETA装置性能，同年10月，103组研究团队使用小型脉冲放电装置制造出的高温等离子体作为中科院国庆献礼重点成果之一，得到人民日报报道，被誉为“人造小太阳”。
除了中科院，在“大家来办原子能科学”的大跃进激情下，当时的国内核技术研究另一重镇、二机部原子能所也组建了第14研究室，开展可控核聚变研究工作，不仅如此，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先生甚至倡议；“各省市都搞一个反应堆和一个加速器“，1958年11月 ，黑龙江省原子核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依托哈尔滨地区良好的工业和院校环境，很快也开展起核聚变研究。
进入1959年，可控核聚变的研究被进一步提速，以中科院物理所为例，该所将人工控制热核反应列为重点项目，计划“四年内达到实现人工控制热核反应，建立一种可控制热核反应方案”，根据当时物理所制定的可控核聚变研究八年规划，最终目标是到1967年前后，将实现核聚变反应堆发电，且发电成本要低于水电站，这一目标甚至超过了当时最乐观的美国科研规划进度。
脱离实际的规划在三年困难时期理所当然地遭受挫折，几家研究单位规划的大型装置很难得到经费支持，骨干人员如孙湘、王承书等学者也被调入两弹研制任务，可控核聚变研究实质进入了停顿状态，在这一阶段，“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主基调，1963年，整合了黑龙江原子核物理研究所等地方单位的东北技术物理研究所，被进一步划归二机部管理，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研究组也正式撤销，1965年，在三线建设的形势下，二机部进一步将原黑龙江所与原子能所第14研究室的可控核聚变科研力量整合，在四川乐山筹建二机部585研究所（即日后的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成为中国可控核聚变研究的“国家队”。
在理顺了队伍之后，中国可控核聚变研究重新出发。
1966年4月，国家科委在哈尔滨召开了可控核聚变为主题的“第三次全国电工会议”，同意中科院物理所恢复核聚变研究，并明确了技术路线的分工，科研力量更强的二机部585所主攻当时最有前景的磁镜方向，中科院则承担箍缩类装置的开发。
1969年，负责585所筹建的李正武先生带领原14室全体人员南下，与前期抵达的原东北所职工会合，585所正式进入工作状态，孙湘先生也回到了李正武身边，这对博士伉俪从此心无旁骛地投身到了中国可控核聚变事业之中。
585所初期的科研重点放在了代号303工程的超导磁镜上，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是一个相当有远见的研究思路，目前有数家私营企业也正在试图从这一方向突破小型核聚变堆，不过在当时，低温超导这一关键技术还远未成熟，严重拖累了303工程进展，同一时期，中科院的箍缩装置尽管率先实现了高温等离子体聚变中子的放出，但箍缩这一技术方向的未来前景更为渺茫。
托卡马克冲击波出现后，对于这一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国内的反应应该说相当敏锐。
1970年，中科院物理所当时的青年天才陈春先，率先提出了与中科院电工所正在开发的大型储能装置结合，建设“强磁场环形热核反应实验装置”（即托卡马克装置）的设想，在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多方奔走活动下，1972年10月4日，相关设想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总理指出受控热核反应研究应当“两条腿走路，百家争鸣”。
借助这股东风，1973年1月，中科院在合肥建立了受控热核反应研究实验站，1977年，代号八号工程的中大型托卡马克实验装置获批立项，定点合肥，中国科学院随后正式组建了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作为业主单位，中国可控核聚变研究四川、安徽双中心的格局初步成型。
也是在这一时期，作为老大哥的585所经过全所大讨论，毅然决定放弃已经投入多年的磁镜和仿星器技术路线，将科研重点放在托卡马克（当时称为‘环流器’）装置上，1973年，在李正武、孙湘夫妇的奔走努力下，代号451工程（二机部‘四五’期间第一号重点项目）的中型托卡马克装置正式上马。
相比起在第二次核聚变研究热潮中独领风骚的美国人，中国人的眼光和嗅觉丝毫没有落后，但薄弱的产业底子如同老迈的手脚无法配合意识，使中国托卡马克研究在前期仍然大大落在了世界水平的后面。
1979年，中国经济进入又一个调整阶段，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指导下，中科院的中大型托卡马克装置“八号工程”被迫下马，研制保障条件更好一些的585所中型环流器项目得以保留，并最终于1984年成功启动，被命名为“中国环流器一号”。
中国环流器一号的研制成功，只能说解决了从零到一的有无问题，其性能被含蓄地界定为“在第三世界核聚变研究的装置建造、实验研究水平上处于领先地位”，与主流大部队还有不小的差距。
1991年，中科院等离子体所与俄罗斯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达成合作协议，引进后者研制的T-7中型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并会同俄方专家进行深度改造，最终于1994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超导托卡马克装置HT-7，其性能再进一步，“毫无疑义地处于第三世界的领先地位，将接近国际聚变研究的前沿”，也就是说，能够被主流学界“看得上眼”了。HT-7这一较大科研装置的建成，也使周恩来总理当年批示的，等离子体所与核工业西南所的可控核聚变研究“两条腿走路”格局名副其实。
中国的可控核聚变研究水平，在“两条腿”协调地迈进中明显加速，HT-7建成后不久，西南所与德国方面达成协议，拆运德国退役的ASDEX中型托卡马克装置回国，以其两大主机部件和支撑系统为基础，辅助系统国内配套，于2002年底完成了中国环流器第二代装置HL-2A的建设，
在中国人一步步向上攀登的同时，美国人则如同龟兔赛跑中的那只兔子，亲手掐灭了自己在第二次核聚变研究浪潮中的势头。
1986年，耗费三亿多美元（相当于今天的近10亿美元）研制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巨型磁镜实验装置MFTF，在建成的第二天即被通知封存弃用，上峰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平衡预算，这一闹剧折射出，可控核聚变研究在美国业已政治化的困境。
自里根以降的共和党人，对于可能影响到油气生意“大循环”的可控核聚变，始终报有敌视态度，即便里根发起了最初的ITER国际聚变实验堆合作倡议，但着眼点也更多放在了粉饰形象的对外宣传价值上，对于其经济前景不报期待，按照美国人的测算，一个可能的核聚变发电厂，其发电成本充其量可以将将追平现有燃煤发电，并非公众幻想中点石成金，无本万利的生意，国内对聚变发电验证堆的建设成本估算，也达到了约150亿美元的惊人水平，超强磁场的承载材料、超高能等离子体的约束控制、聚变中子射流的防护，都还有许多技术上的不确定性。
而在环保议题上日益极化的民主党，则将其政策主张与风电、光伏等分布式清洁能源路线深度捆绑，显然是由于这个圈子里的金主更加慷慨。于是打环保牌，本应大力支持核聚变研究的民主党阵营，反而也对可控核聚变加以妖魔化，例如公知名人杰里米·里夫金就曾感慨，可控核聚变将是我们星球上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取之不竭的能量会带来愚民群氓巨大的浪费，乃至加快耗尽地球的资源。（“It’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our planet.”）
在这种“左右夹击”的窘境里，美国可控核聚变研究本就不算很高的投入一次次缩水，70年代研究热潮中建成的大科学装置相继停用废弃，学者梯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而HT-7与HL-2A两个进入国际主流水平的托卡马克装置，则为中国可控核聚变事业赢得了实质性跃进的“敲门砖”。
2003年，中国以“平等伙伴”身份加入了即将开始实质性工程建设的国际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谈判，2006年11月，正式签署了ITER计划协议书。
所谓平等伙伴，是指分担一部分资金，享受全部的项目权益。加入ITER后，中方将能够共享这一巨型托卡马克装置获得的各种研究成果，既包括受控核聚变各类科学现象及其控制手段知识，也包括一个巨型科学装置的项目管理规范等软科学成果，ITER为中方所分配的设备采购包，还有力带动起相关工业领域的产品、材料、工艺、标准进步。
2006年，中科院等离子所在合肥建设的先进实验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简称EAST，正式投入使用，EAST较之上一代平台HT-7，综合性能有了大福提高，从“进入国际主流水平”跃进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前列”，作为世界上性能最好的托卡马克装置之一，承担起了为ITER进行先期验证实验的重任。
2009年，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提出的中国环流器二号M（HL-2M）装置也获得批复立项，这台级别与EAST类似的装置，除了承担ITER等未来巨型反应堆的预研验证工作，更重要的用意在于消化ITER项目中得到的成果，通过走通一个同类大科学装置从设计到建造调试的完整过程，带动国内相关产业。
这正是经典的中国式科研方法论，本书后续将加以详述的，集成创新“跳跃”与自主创新“下蹲”的黄金组合。
2020年12月4日，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HL-2M装置在成都双流的西物院基地成功放电，标志着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已经迈开双腿，稳稳站在了聚变技术的最前沿。
在HL-2M占据着媒体聚光灯中心位置时，中国可控核聚变已经又迈出了新的步伐，2019年，十三五规划中的十大超级科学实验装置之一，“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CRAFT）在合肥正式开工建设，这一研究设施将补足ITER原理验证堆与中国核聚变发电工程验证堆（又名CFETR）之间的最后一块拼图。
通过预研与试制、试验，储备超导磁体和偏滤器这两大核心系统的关键技术。降低未来核聚变电站的建设风险，该设施超越ITER的超强性能，还能够带动高能粒子与等离子体的基础科学研究，乃至深空推进技术探索。
2030年前后，根据ITER和CRAFT所获得的成果，中国核聚变发电工程验证堆将正式投入运行，再经过20年左右的长期运行验证，2050年代，中国人将很有希望率先摘取人类科学事业的一个圣杯—实现受控核聚变的实用化、驯服这一恒星级能量来源。
中国托卡马克聚变装置的先驱者，传奇人物陈春先于2004年不幸病逝，他下海后的创业远没有达到柳传志等中关村后辈的高度，但是可堪告慰的是，他开启的中国托卡马克事业，在今天已经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或许更有意义的是，陈春先在美国国势巅峰期所亲眼目睹，并且终其一生试图实现的那种产业与科研、市场与行政有机结合，良性循环，生机勃勃的科技进步环境，已经在今天的中国实现了。
中美之间核工业科研、生产能力的消长变化，或许证明这样一个道理：科学、产业、文化社会紧密耦合正向循环的“盛世”，并不属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其内在生命力，蕴藏在发展战略之中，科技发展战略的耗散、磨损与老化，导致了产业现象层面外显的诸多现象，而如何塑造与维护良好的发展战略，中国后发赶超这一发生在当下的“第三波”工业化奇迹，将为观察者提供丰富的解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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