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生之路》总制片人魏巍：落脚上海，既是个人更是时代的选择
“上海出品”现实题材电视剧《人生之路》3月20日晚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当天上午，本剧总制片人魏巍乘坐早班机飞抵上海，准时出现在文艺会堂的电视剧观摩会现场。
《人生之路》改编自路遥成名作《人生》，在经典文学作品基础上“续写”高加林、刘巧珍等书中主人公在大时代的命运浮沉。
在魏巍看来，在路遥这一成名作影视化的过程中，上海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本剧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支持在上海立项，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跟踪扶持，并于去年3月初在上海开机。这也是继《平凡的世界》之后，再续上海影视剧与路遥经典作品之约。而在剧中，命运也将主角的人生之路引向上海，使他们在上海回答了路遥书中的未尽之言。
《人生之路》总制片人魏巍
《人生》的“全传”
魏巍是“70后”，20世纪80年代初路遥的《人生》发表，对他这一代人产生了深远影响。40年后，他所在的影视团队选择将《人生》这部经典搬上荧屏，这也与这一代人数十年来对这部文学作品怀有的特殊情感有关。
路遥的书中，高加林、刘巧珍的故事停留在80年代；而在剧中，他们的“人生之路”得以续写与延展。
如果将《人生》视作《平凡的世界》的前传，那么，《人生之路》则是《人生》的“全传”。
上观新闻：距离路遥的《人生》发表已过去40余年，这部作品也曾改编为电视剧及电影，为什么今日仍想把这部经典影视化？
魏巍：我们团队闫爱华是“60后”，我是“70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路遥的《人生》有特殊的感情。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很多，为什么选《人生》？我个人、团队，都特别喜欢《人生》，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成长小说，对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有很大影响。虽然高加林的起步是城市里的年轻人所不熟悉的，但他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痛苦、挣扎，哪怕是当下上海这座大都会里的年轻人，都能产生强烈共情。
我还记得，剧本定稿后找到导演阎建钢，他当时在北京只有两天时间，但是匆匆看完前三集剧本，阎导就说这个项目他可以接。因为我们前期的创作给了阎导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的创作方向是不仅要吸引《人生》的传统读者，也要和当下的年轻观众同频共振。《人生之路》的改编方向符合他的要求和期待，从此，这部剧就进入筹备的快车道。
上观新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生》以及高加林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魏巍：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我们这些“60后”和“70后”，大多都经历了一次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小说中高加林有一句“我联合国都想去！”，背后是高加林那一代人点燃的梦想。小说文本的时空定格在了1982年，但相信路遥先生本人的目光，是穿透了时空，投射到了今天。这条人生之路，无论是布满荆棘，还是一路繁华，都是高加林们渴望去拥抱的。
上观新闻：今天，再度翻开《人生》这本书，主创团队如何破题？
魏巍：我们带着致敬名家名作的心态去进行《人生》的影视化。《人生之路》实际上是一次对《人生》的续写和改编。路遥的书中，高加林、刘巧珍这一代年轻人的故事结束在20世纪80年代初。但如同路遥写的那样，这“并非结局”。这群人在中国改革开放浪潮下怎么奋斗成长，是我们所关心的。
名家名作的改编，最核心的是要继承、发扬作家的文学精神，把控好剧中的精神内核，包括高加林、刘巧珍的人物设定、气质特点。在续写过程中，再按照人物本身的行为逻辑，沿着自身合理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要告诉今天的读者，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赋予年轻人新的人生机会，给了这些年轻人更多的发展自由与选择的机会。在改编的过程中，很多情节、桥段都做了调整，但有一个原则始终如一，那就是一定要进行合乎人物命运的续写。把握好路遥作品的精神内核，无论续写到哪里，都力争最好地继承下来。
我很喜欢一位业内人士对《人生之路》的一句评语：《人生》某种意义上是《平凡的世界》的前传，《人生之路》则是《人生》的“全传”。我们在这部剧中，着力展现高加林、刘巧珍、高双星等一代农村青年在陕北的黄土地上经历命运起伏、逐渐完成青年心性向脚踏实地的转变；又在改革开放时代洪流的激励下，从西北黄土地奔赴东南沿海城市，寻求改变命运、创造新生活的奋斗历程，力求给今天的年轻观众以不断直面困难的精神力量。
为什么是上海
1982年，路遥的《人生》在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立即轰动全国，在大范围内引发讨论。如今，“上海出品”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则是与路遥经典作品跨越40年的再次相约。
为什么是上海？为什么高加林、刘巧珍走出陕北后，落脚在上海？魏巍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下，上海这座城市具有标杆性的意义。困顿和挣扎过去后，青年们循着时代潮流，落脚上海，既是个人的选择，更是时代的选择。
上观新闻：2015年，上海立项出品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播出，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此次，路遥的又一部经典《人生》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同样是“上海出品”。为什么是上海？
魏巍：《人生之路》的筹备最早始于2017年6月。在和路遥女儿路茗茗谈好创作改编协议后，我们很快来上海向有关领导汇报选题，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支持在上海立项，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跟踪扶持。
我们在上海启动这部剧的创作，去年3月5日在上海正式开机。虽然这期间我们和这座城市一起承受了极大困难，但同时也感受到了诸多温暖，在经历了上海、西安、清涧、靖边多地长达5000公里的转场拍摄后，这部剧终于在阎建钢导演的带领下艰难完成前期拍摄。
上观新闻：除了剧外与上海的缘分外，在剧中，《人生之路》把原著的时间线延展到新世纪，高加林也好，刘巧珍也好，包括黄亚萍、高双星，都循着命运的轨迹来到上海。为何选择这座城市成为他们新的人生舞台？
魏巍：我们在续写的时候，关于主人公们走出陕北后落脚的城市，经过了反复论证，最后决定让他们落脚上海。
选择上海，因为这座城市和路遥有特殊的渊源。《人生》就是1982年在《收获》上发表的，然后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轰动。可以说，《人生》也烙印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如果要续写这部只有15万字的中篇小说，我们想把时空延展到上海。
尤其是故事时间的设定，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代，一面是年轻人离开家乡、向往城市，一面是上海迎来浦东开发开放的时代机遇。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那个阶段，上海是标杆及缩影。把原著的故事线拉长，让续写的故事落脚在上海，主人公能够在与命运交手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迭代和成长，这也符合我们对这次影视剧改编的诉求。
上观新闻：在上海这座城市，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等人会有怎样的人生际遇？
魏巍：高加林、刘巧珍的人生都呈现为一个相对开放性的结局。我们这次改编，包括高加林、黄亚萍这些人物，以及剧中新添加的角色，他们的情感选择固然是推动剧情发展很重要的点，但我们想要呈现的，更多的是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视野下，一批年轻人的成长、奋斗与人生选择。
高加林是一个典型的农村青年，他到上海后，虽然带着自己独有的才华，但是到了这个城市，怎么样一点点去融入，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痛苦和挣扎。高加林的人生之路，是怀揣着他的文学梦想一步步艰难跋涉。而这也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为了文学梦想燃尽生命的路遥先生致敬。
深入的丰富及延展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
爱情与事业、理想与现实，《人生》讲述的是陕北高原上几位年轻人的困境、期待与选择。
不同于小说着力刻画高加林、刘巧珍等几位主要人物，魏巍将《人生之路》这部电视剧视为“群像戏”“年代剧”：
“时代赋予年轻人的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在时代的大变迁中这群主人公如何选择，如何成长。”
上观新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人生之路》中看到一个怎样的高加林的形象？
魏巍：高加林是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多少带有一些知识分子文人气的形象。高加林相对温和的外表，与内在汹涌澎湃的精神上的渴求，能够形成外冷内热的反差，从而让人物显现出更多精神层面上的力量。回过头来看，陈晓无论是个人气质还是表演风格等方面，都和我们心目中的高加林很“贴”。拍完这部剧，我心目中的“高加林”就是陈晓。
上观新闻：路遥的女儿路茗茗很欣赏原著中的刘巧珍。在巧珍这个角色的塑造上，本剧有哪些亮点？
魏巍：路茗茗对父亲的作品非常珍视，希望影视剧改编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我们也很感谢路茗茗对团队的这份信任和耐心。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和路茗茗保持着密切沟通，她和我们一样，期待着《人生之路》能够赢得观众的喜爱。
刚开始创作时，路茗茗便特意提过，她非常看重巧珍的创作。在父亲和她心中，巧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希望我们把这个角色创作好。包括她来看片花，都很关注巧珍的造型、故事脉络。
随着《人生之路》在央视和爱奇艺的陆续播出，李沁塑造的刘巧珍会伴随人生之路的延伸一步步走进观众视野，从最初美好得让人心疼，到历尽劫波后沁人心脾。
上观新闻：在原著改编过程中，《人生之路》是如何让各位配角的人物形象更丰满的？
魏巍：我们对人物角色进行了深入的丰富及延展。看《人生之路》，相信触动观众的不仅是高加林的人生、刘巧珍的人生，周边其他角色的人生同样会令人感慨唏嘘。这是电视剧的艺术空间所带来的，也是我们站在当下回望历史时所有幸拥有的创作空间。
说实话，最终参与《人生之路》创作的演员阵容，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算。但看到一个个纸上角色在这些优秀演员的努力下血肉饱满起来，给这部剧带来了独到的品质和味道，我觉得我们的超支还是非常值得。
上观新闻：对比原著，剧中高加林被高双星顶替上大学名额这一情节是一个比较大的改编动作。在这样的设计之下，会不会担心熟悉原著的观众不理解？
魏巍：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创作时着重考虑的。从小说中民办教师被顶替，到《人生之路》里高考被冒名顶替，同样是人生机遇的被剥夺，这种处理极致化了原著中那种命运无常，拉长了人物的困境，也随之放大了人物的弧光。我们相信在这样的设计之下，原著《人生》中高加林哪怕被埋在黄土里也要奋力生长出来的生命之力，在剧里会更加动人。
而高加林、高双星这两个原本的好兄弟意外“互换命运”之后，他们如何在漫长的生活里适应现状，又如何在既定的事实中重寻自己、回到人生正轨，也是来自原著精髓的“人与命运的博弈抗衡”。对路遥先生精神价值的继承，始终是我们创作中放在首要位置的考量。
总体来说，《人生之路》是站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视角下，回首20世纪80年代初那一代年轻人的生存状况和命运选择。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文明的转型过程，给这几代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改变。从今天的视野出发，我们会把这件事情看得更加清晰，也会更加理解剧中人物的选择。而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做《人生之路》最大的初心。
焕发新的生命力
魏巍和他的团队向来重视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与创作。从《红高粱》《幸福到万家》，到如今的《人生之路》，这支团队对厚重的现实题材情有独钟。
魏巍眼中，在多年来的历次改编中，路遥的《人生》难度最大。团队从2017年启动筹备，凝聚集体的汗水和智慧，耗时6年才最终完成本剧的创作。
他们相信，影视剧的再创作，能够让文学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影响力。
上观新闻：《人生之路》筹备了6年，为什么耗时这么久？
魏巍：《人生之路》的剧本创作经历了一个很痛苦漫长的探索尝试过程。小说《人生》是十几万字的中篇体量，在遵从小说的基础人物设定，符合生活、历史逻辑的前提下，需要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为主人公创造更多的戏剧成长空间。
虽然创作之路坎坷曲折，但我们感觉，只有这样才能为这个时代回答当年路遥先生曾经被反复问到的问题，那就是“高加林后来怎样了”。站在时代的视野下，是时代在续写这部具有极强时空穿透力的作品，我们只是在为时代背书。
总体来说，本剧剧本创作周期长。在确定把故事延伸到上海后，为了更能写出上海这座城市的质感，我们找到了上海女编剧洪靖惠和另外一位优秀编剧未夕。导演开始筹备创作时，也亲自操刀，完成了长达40万字的导演台本。
《人生之路》走到今天，从剧本创作开始，便凝结着集体的汗水和智慧。也许，这本身就是经典的魅力和感召力。现在片子完成了，回头看这个故事时，我们看到了编剧洪靖惠、未夕的巧妙构思，更看到了导演阎建钢的独到贡献。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赤诚之心，能让这部曾经影响一代人、如今渐渐淡出年轻一代视野的经典作品，在光影世界里焕新再现。
上观新闻：《人生之路》拍摄周期194天，除了上海外，特意到路遥家乡清涧县取景。在路遥家乡完成他的经典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主创团队有何感受？
魏巍：这一次拍摄周期比较长，除了受疫情干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一个细节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美术和造型方面，演员在陕北穿的大量的服装，都是从农户家里收的旧衣服；观众看到的陕北所有的景，都是实景。高加林家、刘巧珍家的窑洞，都是租的农户家的窑洞，门窗、家具也是从农户家收的旧货，特别有年代感。服化、美术置景，都力求高度还原那个年代人物的状态。
对于主创而言，大家对小说《人生》很熟悉。但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踏上这片路遥生活过的热土，都很激动。从导演到主演，包括戏份并不太多的演员，大家都趁拍摄间隙去路遥纪念馆、旧居参观。
这次我们在路遥老家清涧县拍摄，这是黄河边一段景色特别壮丽的地方。当地也想把路遥这一文化名片做大做强，借拍戏的机会完成文旅资源的打造。我们在当地搭建了一个影视基地，还原20世纪80年代老县城街景；高加林任民办教师的小学就在黄河岸边，也是我们新搭的。每一处景都能做到高度的真实感。我们非常自信，这部剧在影像的质感上会有自己独到的美感。
上观新闻：《平凡的世界》《人世间》等作品的成功，再度让经典文学进入大众视野。您如何看待经典改编热这个现象？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适合影视化改编？
魏巍：我们一方面从文学经典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方面也不断地用时代的眼光去解读文学经典。影视剧的再创作，能够让文学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影响力。
和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学经典，更有利于影视化改编。《人生》里高加林的成长磨难，正是小说能够成为经典，并跨越具体年代背景的力量所在。书中年轻人的选择、奋斗、成长，和当下的年轻人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希望这部剧在更广阔的时代视野下，让父辈的青春给予当下青年人更多启迪和感动。
魏巍
曾任山东卫视传媒总经理。在卫视传媒出品的 《红高粱》《搭错车》《大刀记》等剧中任制片人。其中，《红高粱》先后获得白玉兰奖、飞天奖、亚洲电视大奖等国内外众多奖项，近年来《功勋》《幸福到万家》《猎毒人》等出品作品赢得市场、口碑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