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鹏鲲：1.31亿经费，转化率为0！高校科研干啥去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近期，《中国青年报》科创版刊登了一篇名为《谁来唤醒“沉睡”的科技成果》的报道，邀请了五位资深科研工作者为高校成果转化难把脉献策。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研究员司徒国海为一组数据感到既喜悦又忧虑。“喜的是，过去5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2022年增至36.7%，创5年新高；忧的是，其中的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司徒国海认为3.9%这一数字太低了，通过调研，他找到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1.目前高校和院所的成果与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存在大量“沉睡”专利；

2.从1到10这个“中间阶段”链条不完备，缺乏实施专利产业化的高端专业人才、资金、设备和场地；

3.高校和科研单位专利产业化率较低的原因，不是专利的技术含量不够，也并非专利技术前景不乐观，而是成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不够坚固，转化环节和链条还不够完备。

参加访谈的专家们对高校成果转化不足的现状忧心忡忡，普遍认为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科研又懂市场的“经纪人”和“桥梁”。问题真的是这样么？培养一群技术中介，就能实现高校成果转化的老大难问题？

资料图

“沉睡”的成果并不多

通过报道，给人的感觉是高校里好的成果非常多，只是缺乏转化而已。好像有无数个“沉睡”的白雪公主，等待着市场这个白马王子去“治疗”和“唤醒”。

对此，著名科学家、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2014年末的看法却完全相反，他说：“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而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为了证明这一点，施一公还列举了包括自身在内的三个例子。他说“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结果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家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此外，美国科学家Joseph Goldstein是诺贝尔奖得主，并不妨碍他成为包括辉瑞在内的多家著名生物制药大企业股东。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时，九位医学生的研究改变了美国制药史的例子，说明技术的转化是水到渠成的。

施一公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论断已经过去8年了，但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鉴性和现实意义。一项科技成果能否产业化，与能否通过科技成果鉴定，通过哪一级的科技成果鉴定息息相关。

根据相关文献，早在2007年，通过省级及以上鉴定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就有将近10%。尽管参与鉴定的专家仍以高校和科研单位为主，但加入可行性和产业需求的角度进行考察后，还是能筛选出更适合产业化的技术。

事实上，目前科技成果转化配套的政策已经较为完善了。

例如去年的冬奥会上，能够在极寒天气下快速启动且续航较长的新能源汽车让各国来宾都啧啧称奇。电动汽车能够做到这一步，离不开孙逢春院士团队的成果。“十三五”以来，他们研发的-40℃~60℃全气候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已经实现直接产值超过5亿元。

2022年9月，教育部举行第十五场“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会上提到：“十年来，高校专利转让及许可合同数量突破6.5万项，专利转化金额从8.2亿元增长到88.9亿元，增幅接近十倍”。十年增长十倍的背后，是不少像孙院士团队这样的成果得到了很好的转化。

那么是不是只有少数团队和少数大学的科技成果得到了转化呢？数据不支持这种看法。2022年6月，《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在京发布。

报告中给出了2020年度3000多所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合同金额，其中第1名清华大学的金额为32.15亿元遥遥领先，但第100名华中农业大学也有1.74亿元。转化科技成果超过1亿元的高校院所数量有261家，第1和第261的差距都达不到两个数量级，说明高校成果转化是很普惠的，确实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科技成果转化前1-5与96-100名合同金额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不能转化的成果，其市场前景是值得怀疑的。如果高校的科技成果真的是“沉睡”这么简单，科技含量真的这么乐观，那么高校的校办工厂和企业的利润率一定不会低。然而“疫情三年”中这些企业的压力都非常大，2021年校办企业的标杆——清华紫光还申请了破产重整。

因此，与其说高校成果转化的还不够，不如说高校还没有足够多可以转化的高科技成果。

客观看待3.9%与48.1%

尽管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现状难以令人满意，但绝不能简单地把3.9%和48.1%进行对比，得出高校产业化科研效益不到企业1/10的结论。经过调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研究员司徒国海引用的这一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数据的调查方法和调查对象，一定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和代表性。《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中明确，相关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取得的。针对专利权人，共下发企业问卷16188份，高校问卷只有920份。此外，回收到的有效问卷比例，高校和科研单位明显低于企业。这表明问卷发放方对调查中不同主体的掌握情况并不一致，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差。

报告中专利权人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此外，企业会倾向于夸大自己专利的应用情况，而编制内的高校教师则呈现出两级分化的倾向。成果转化较好的会进一步夸大自己的产业化水平，而成果转化较为一般的则倾向于说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布局。高校教师的这种心态，将对问卷调查的结果产生明显影响。

2019年，《中国科学报》刊登了《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分析》的文章。文章指出：“国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大致有三种模式，分别是自办企业模式、合作转化模式和技术转移模式”。

其中，国内外高校教师最青睐的是技术转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对教师而言，虽然收益最低，但风险也最小，而且不需要学习商业方面的知识。

在当今的环境下，这种模式恰恰很难实现。根据《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大、中型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达到50.9%和55.4%，而小、微型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只有45.3%和22.0%，这是十分反常的。

申请一个专利，前后投入的成本和代理费用超过万元很容易。从表面上看，资本不甚雄厚的小、微企业申请了专利，但不投入使用，未免太浪费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企业资金不足且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部分成果拿不到足够的资金投产。另一方面对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导致他们真正投产的核心技术往往不敢公开，进而不想申请专利。真正被申请为专利的，是其今后打算逐步实施的技术。

高校沉淀的大量专利与小、微企业的申请有相似之处，一方面高校的这些技术并未达到很有市场前景的地步，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又想留下自己思考的痕迹，因此申请了专利。

未来如果对小、微企业甚至个人的知识产权保护逐渐完善，这些沉淀下来的专利确实存在被“唤醒”的可能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全部视为为了申请而申请的垃圾专利。

高校和教师不能有卸责思想

尽管大环境存在不利于科技转化的种种因素，并不意味高校和教师就完全没有责任。老谈“经纪人”与“桥梁”问题，实质是一种卸责思想。为了鼓励成果转化，有很多大学规定，专利转化中，高校教师可以获得70%~80%的收益。这不仅不能反映出高校支持成果转化，反而是另一种懒政和束缚。

成果转化是商业化很强的活动，如果在专利产业化的过程中，学校做好了服务，努力解决资金和市场的问题，只拿20%~30%就显得太少了。所以实际上这样规定的高校，都是教师走完了几乎所有的产业化过程，学校只是完成一些程序性和批准性的工作，这就拿得太多了。

因此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团七二五所所长王其红提到，目前国家尚未出台关于国有科研院所跟投相关的指导文件，使得科研人员难以享受到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

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般过程（图源：东北农业大学）

然而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说明，国家很难出台法律对市场化的行为进行具体的指令化的指导。成果转化还是要靠高校和教师们共同探索，才能走向光明大道。

2018年底，重庆大学制定并实施《重庆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提出“权益让渡”的转化模式。他们解放思想，打破了高校成果主要是缺乏资金的思维定势。“权益让渡”模式认为，高校不适合进行风险投资，同时企业家继续在高校内工作，缺乏将成果产业化到底的动力。

在“权益让渡”模式下，高校评估并收取一定比例的资源占用费后，将成果所有权让渡给完成人或赋予完成人长期使用权，由完成人自主实施转化。

在完成人和发明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发明人和学校实质实现了技术转移，没有任何风险。此时完成人还往往是毕业生或小、微、中企业，这就促进了创新创业工作。而完成人和发明人相同的情况下，向学校缴纳资源占用费实质是保留了高校停薪留职的退路。

在新模式的帮助下，重庆大学朱涛教授的分布式光纤传感器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得以商业化。2020年，重庆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合同金额为15.43亿元，位列全国第7，超越了办学规模以及学术声誉。到2022年，重庆大学已经转化科技成果100项以上，吸引直接投资超3亿元，实现了明显的进步。

除了高校要改革，教师也不能仅仅坐等大环境的改善。应该首先提升科技成果的含金量，专家们认为目前从1到10缺乏“桥梁”，其实产业化的每一步都很难，10到100、100到1000、1000到最后辉煌的10000都不容易。不能遇到问题了，就要政策支持，这反而是不利于产业化的。

计算机顶尖企业龙芯的总裁胡伟武在回忆龙芯团队放弃原有事业编制，从中科院计算所辞职下海的经历时深有感触的说：“我们做企业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数开始”的。

高校科技成果要超过行业过去很多年的进步，市场化的前景才会好，而很多高校成果的进步并不大，但是“学院派”的作风又对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很大，这样自然就容易失败了。

另一方面，龙芯的成功也说明研究人员要大胆地走向市场、拥抱产业。从2001年到2010年，龙芯研发经费投入超过4亿元，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突破，总体产业化却举步维艰。作为带头人，胡伟武受到社会的质疑。“大家对龙芯怒其不争，我这么支持你，但你为什么还不能跟英特尔竞争？”。

当时领导和专家就觉得龙芯都做10年了还不行，看来发展CPU主要得靠引进，国家项目主要支持引进国外技术的CPU，只在工控领域给龙芯一些小支持，经费不到引进X86和ARM的5%。

之后，龙芯开始市场化运作，对龙芯处理器研发成果进行产业化。龙芯团队放弃原有事业编制，从中科院计算所辞职下海。胡伟武承诺，从此以后不评奖，不评职称，放弃院士申报，他说：“中国不缺院士，缺的是像英特尔这样的企业”。

经过市场化的十年，龙芯团队滚大了，打精了，看到了更大的希望，也收获了此前难以想象的成功。进而高层也改变了看法，坚定了自主化的决心。

不管政策有多好，高校和教师始终是成果转化的市场化主体，始终发挥着先锋的作用。所谓高校成果“沉睡”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高校和教师想要产业化带来的大量收益，却希望避免资本投入的风险。不到产业化的泳池中试试，是不可能学会游泳的。因此专利产业化比例偏低，有大环境的种种原因，但只有高校和老师才能承担起根本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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