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荣：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始末

【文/ 杜丽荣】

1961年1月上旬，寒冷的北京，正在举行共和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这一年，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曾出现了两道非同寻常的风景：劳动节这一天，平静的广场没有像往年一样举行盛大的游行，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去了外地做调查研究；国庆节这一天，游行的队伍里没有农业方阵的身影。

回眸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无疑给我们党的执政和领导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毛泽东五次听汇报，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曾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则率先垂范，经过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党中央制定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例，使各级党委有了明确的遵循，从而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9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中国农业生产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下滑；1960年，中国农业生产又遭受百年不遇的灾害，占总耕地一半以上的农田受灾，由此城乡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严峻的形势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正确判断客观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国民经济调整政策。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分析了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议召开之前及参会期间，毛泽东先后听了五次汇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毛泽东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这篇讲话，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要到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同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讲调查研究问题。3月23日会议闭幕的当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示，解决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场大规模的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活动，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一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留下了许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了解农民疾苦，制订“农业六十条”

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和问题，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三个调查组最后会集广州，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

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考察了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在沿途的调查中，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3月22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中共中央也专门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要求从现在起，县以上的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将调查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并定出制度，造成调查研究的氛围。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随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分别带着“六十条”草案，集中一个主题，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条一条地念给农民听，请农民提意见。刘少奇去了湖南的长沙县和宁乡县，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的武安、涉县，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陈云到了上海青浦县，邓小平到了京郊顺义、怀柔县。此外，中共中央还直接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调查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

此次全党农村大调查中，中央领导人、中共中央派往各地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的调查组发现，农民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是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他们在其调查报告中也无一例外地历数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种种弊端，认为食堂不能不散，供给制不能不取消。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下发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与草案的不同之处，就是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

不久，“农业六十条”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快显现出来。1961年起，我国农业生产开始摆脱1959年以来连续下降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农村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较之1960年大为减少。1960年全国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9.23‰，1961年则为2.41‰。

为进一步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在全党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委托田家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1962年2月13日发出。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作出的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的决定，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举措。

摸清工业情况，制定“工业七十条”

农村困难状况有所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

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及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周恩来在1961年分别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为了解森林工业的发展情况，刘少奇在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的森工企业调查了近一个月；为了解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调查，他对手工业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些意见，对推动和促进手工业的政策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邓小平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城市工作和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

1960年3月11日晚上，毛泽东视察长沙汽车电器厂，在车间内同干部和技术员探讨技术革新问题

在一系列详细的工业调查的基础上，中央考虑制定有关工业调整的重要文件。由邓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负责，经过讨论、修改，形成《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是年9月16日，草案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发布试行。它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工业七十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并作出许多具体规定，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的章程，它不仅恢复了被“大跃进”运动否定和打乱的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而且建立了一些“大跃进”以前未曾建立的制度，使我国工业企业的管理在调整中向规范和健全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对科教、文艺等领域也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调整政策。这一时期，相继出台的科学14条、高教60条等，对各条战线工作秩序的整顿和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春节前后，县以上领导干部七千多人，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工作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这一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虽然还没有过去，但是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恢复，为以后经济和各方面的调整，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60年代初带头进行的这次系统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五风”问题。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这一领导方法和领导经验，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而今，深化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实践中，也使深入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