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两字”之差，意味着什么？

今年全国两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备受关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代表委员们认为，这次改革将有助于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理顺管理体制，进一步巩固了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披露，过去五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1%提高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创新支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放眼全球，科技竞争形势日趋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代表委员们认为，面向未来，我们要在更多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提升基础研究支持比例

从全球科技发展的历史和规律来看，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是基石；建设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是“源动力”“元实力”。

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黄勇平看来，基础研究可以挖掘未知的现象与规律，许多重点、难点领域的核心技术都基于基础研究发展而来，例如生命科学、量子科学等等。“具有强大基础研究能力的国家，在当前与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都占有更大的优势。”

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的战略重点。过去五年，我国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五年增长一倍，科技创新引领功能不断提升。

但同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还存在短板。代表委员们指出，我国的基础研究阵地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企业和社会的支持有限；在人才方面，我国缺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军科学家，加之基础研究科研岗位收入相对较低，人才流失严重，后备力量不足。

科技创新是一项“从0到1的漫长过程”，这在基础研究领域更为明显。“基础研究的新发现新突破，带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也不一定直接作用于科技突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建议，国家要提前布局，对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科研领域，进行持续、稳定地投入与支持，“让热爱基础研究、潜心学术造诣的研究者不怕‘坐冷板凳’。”

“长周期、高风险、颠覆性的基础研究成果，是基础科学的本质创新，也是创新策源的根本动力。这些研究项目在整个基础研究领域中，数量虽然少，但意义十分重大。”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表示，当前，对于支持开展这类基础研究的资源仍然不足。他建议，明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支持资助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渠道，发挥统筹兜底作用。“我们应以原始创新、科学前沿为导向，聚焦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布局，加强对基础学科研究及基础性研究的支持比例。”

近年来，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取得不少新突破，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核电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但在另一些重点、难点领域，我国也存在起步时间晚、基础研究不足的现实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建议，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重点支持面向世界前沿科技的基础研究，鼓励研究人才勇攀高风险科学险峰，使我们在重点难点领域具有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

突出企业科创主体地位

科技创新并不仅局限于高校或科研院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在科研和成果转化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不少代表委员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去年报告中的相关表述则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从“创新主体”到“科技创新主体”，两字之差耐人寻味。

“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角色、使命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丁光宏说，新形势下，企业不仅是技术创新主体，要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同时也是科学研究主体，要在科研新现象、新领域、新方法和新范式方面作出贡献。数据显示，2022年，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超过四分之三，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更加明显。

“市场需求是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核心动力，反过来，企业也最容易发现市场机会在哪里、核心难点在哪里。”在丁光宏看来，我国市场规模庞大，产业链相对完整，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企业唯有不断投入创新，对市场需求进行前瞻把握，才能保持生命力。但目前很多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依旧薄弱，创新劲头不足，应进一步引导企业投入更大比重的基础性、原创性研究，增强创新动能。

“企业是科创的主体，但由于企业的类型和规模不同，其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印杰解释说，比如一些高科技初创企业虽然规模小，但手上握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强的创新意愿和科研能力。“在这类企业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政府要帮他们和高校、研究机构搭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和成果转化的平台，进一步激发其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科技成果的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诸多不可控的风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司徒国海认为，基础研究中的创新性成果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生产力。他发现，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权人与企业的需求匹配度并不高，仍然存在大量“沉睡”专利，“有货无市”，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对新兴产业技术需求旺盛，但是获取渠道有限。

“实施专利产业化的高端专业人才缺乏，是制约企业专利产业化的最主要原因。”司徒国海解释说，此类高端专业人才包括技术经纪人和创新技术产业化专业人员等，他们要能对技术的成熟度和实施价值进行研判，并对接企业需求，实施或指导完成专利技术的产业化研发。他建议，加强“从1到10”这个“中间阶段”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社会资本更多支持中间阶段项目的投资，同时加强发明专利产业化高端人才培养体系。

培育良好科创生态环境

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不仅要有强大的科创主体和科研能力，还要匹配相关制度保障和创新环境。采访中，“科创生态”和“科创环境”是代表委员们提到的高频词，大家认为，有了体制机制的活力，才能有自主创新的竞争力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实力。

众多体制机制问题中，人才制度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家、各省市设立多项针对海外优秀人才引进的项目，为吸纳国际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凸显了本土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吴蓓丽建议，设立针对本土培育优势人才项目，在政策上避免搞“一刀切”，通过分类评价等举措，为本土人才的晋升和发展创造条件，倡导培育更为宽容多样的学术环境。

科技创新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失败风险，建立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是鼓励创新的必要保障。但也有代表委员直言，如果因创新主体“大胆探索、挑战未知”，尽了“勤勉尽责义务”就一概一“容”了之，也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完善的纠错机制，认真分析失败原因，防止类似错误重犯，同时也要考虑项目相关方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体制机制。

科创风险的高低，除了受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影响，也取决于整体的科研环境。“近年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科研不端行为取得明显成效。”金力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涵盖行政法、民法和刑法的科研不端行为法律规制体系，但距离真正实现以法律规制科研不端行为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比如，对于抄袭、剽窃他人项目申请书等不端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还存在争议。“目前我国尚无针对科研诚信、科研不端行为的专门立法。”他建议加强相关立法的顶层设计和整体统筹，加强对现有罪名及其构成要件的学理解释，完善科研不端行为的刑事证明标准、程序规定等，推动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建设。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是营造良好科创环境的重要一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以创新药研发举例说，涉嫌专利侵权的药品一旦纳入国家集采或在地方招采平台挂网，就会迅速触发生产和销售，这不仅会导致专利权人不可挽回的损失，也会挫伤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的积极性，不利于医药产业的创新升级。他建议完善专利侵权预防机制，实现全流程“强保护”，加大侵权惩罚力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