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法布里奇尼科夫：面对“两面三刀”的西方，俄罗斯陷入沟通困境

【文/伊利亚·法布里奇尼科夫，译/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 夏青】

毋庸置疑，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这一年成为了新时代和新现实的起点，我们还需要时间去了解新现实的轮廓。旧的世界秩序原则似乎已被放弃，外交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旧原则的破坏。

我们从小就接受了国际法条约不可动摇的意识，直到不久前，俄罗斯的外交仍在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俄罗斯一直将它视为外交的基石：联合国决议是对国际关系的最高审理——哪怕只是在表面上遵守所有必要的礼节。

然而，过去的2022年和崭新的2023年为国际外交对话实践带来了一些新的方式。可以说，国际沟通的新标准已经被规定。尽管早在2020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已经首次指出最高级别秘密会谈的新标准，公开地讲述了他与俄罗斯现任最高领导人在个人交谈中的内容和一些有趣的细节。总之，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白宫对站在其外交政策对立方的态度，显然，这是在为所有人划定美国可以接受的底线。

“玩模拟游戏”，截图自《国际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网站

同时，法国当局在此关头表现突出，通过《世界报》泄露了普京与马克龙的会谈内容。尽管双方关于利比亚和白俄罗斯话题的谈话时间更长、更深入，但引发媒体热议的却是有关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中毒事件。当然，马克龙政府驳斥了泄密事件，并承诺将惩罚肇事者。

然而，马克龙和普京于2022年2月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的个人电话交谈还是被拍了下来，这一片段的详细内容还被放进一部关于法国第五共和国年轻总统的历史角色的纪录片中。值得注意的是，普京为法国纪录片制作人充当道具的这次电话交谈，成为了莫斯科和巴黎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

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开始。随后，真正的新外交对话方式公诸于众。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在接受自由电台采访时坦言，明斯克协议（载于2015年2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第2202号决议）框架内的所有谈判只是“给乌克兰准备时间”的便利道具。克里姆林宫不屑地回应了波罗申科的声明：好吧，随便您，一个退休的乌克兰政治家，在给自己脸上贴金，提升国内的声望罢了。

不过，这个话题并没有结束。安格拉·默克尔和弗朗索瓦·奥朗德认为有必要就明斯克协议的可靠性发表意见，顺便又谈了谈诺曼底模式。这两位与前总统波罗申科的想法在本质上一致。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默克尔表示，明斯克协议是在试图给乌克兰加强自身能力的机会。奥朗德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2022年的乌克兰已不再是过去2015年的乌克兰，它加强了自身的军事能力，为的是彻底解决与俄罗斯的矛盾。在这样的言论背景下，把欧盟的整个外交进程视作为乌克兰准备对几个反叛共和国和克里米亚进行新一轮敌对行动的一种协调政策，也并不奇怪。

资料图来自法新社

从俄罗斯的立场来看，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莫斯科的欧洲老伙伴，即柏林和巴黎，利用他们几十年来（从威利·勃兰特和戴高乐时代开始）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利用他们的地位和立场，故意误导俄罗斯领导人，让俄罗斯在其最敏感地方的战略遭到失败。他们使用了俄罗斯在传统上认为的不可动摇的互动渠道和形式，即使在最严重的危机下，通过这些方式也能建立起信任的氛围。

欧洲的逻辑也很容易理解，法国和德国在统一欧洲的政治中一直扮演着特殊角色：柏林——货币和经济，巴黎——力量和政治。他们已经创造了机会，甚至可以限制俄罗斯利益对泛欧战略愿望的潜在影响，那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毕竟，没有人向任何人承诺过存在永恒的友谊和无限的信任，而普京以他的“红线”和能源胃口，已经让欧洲的统治集团厌烦了20年，尽管俄罗斯有关安全和主权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因为环境压力而得到任何改变。

俄罗斯的主要欧洲外交伙伴发布的那些声明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即使在形式上，外交部和总统在其外交辞令中也多次提到了2013年向亚努科维奇提供担保问题时欧洲人的敷衍塞责（正如他们所说，这些担保的结果记在记分牌上）。总之，承认自己是被这些明目张胆的两面派伤害——这种感觉很不是滋味。

特别是鲍里斯·约翰逊最近在BBC一部纪录片中愤怒地暗示明斯克协议只是个虚幻的东西，是为了让在乌克兰事件中的个别受益者为新一轮甚至更激烈的对抗精心做准备。鲍里斯·约翰逊还因时制宜地突然声称普京要亲自用俄罗斯的核武器威胁他、杀害他。普京说的不是“要把约翰逊烧成灰烬，并让他只需要忍受一分钟”，不过这完全不重要，他想说的重点是，乌克兰一旦加入北约，从基辅到莫斯科的导弹飞行时间将不超过一分钟。在目前局势下，这种肆意的断章取义可能成为新常态。

鲍里斯·约翰逊声称普京用导弹威胁他的性命（截图自BBC纪录片片段）

更让人好奇的是，事后该怎么办。谢尔盖·拉夫罗夫忧愁地表示，他完全不明白之后（言下之意是指军事行动结束后）如何与欧洲伙伴进行对话。的确，近代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回顾一下，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双方是如何推进沟通的，当时苏联和美国双方都找到了值得信赖的人——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和罗伯特·肯尼迪，他们不仅建立了战略对话、缓和了局势，还确保了美国导弹从土耳其撤出。在我们看来，建立这种战略对话的工具是赫鲁晓夫时期最重要的成就。后来勃列日涅夫和施密特也用了这种方式，通过苏联记者瓦列里·列德涅夫和德国政治家埃贡·巴尔进行了类似的交流。

但那个时候，苏联在东欧具有稳定的地位，这种基于信任的交流形式是可行的。而如今这些关于国际交流问题中的新做法，如“假”协议或有针对性地泄露政治敏感的秘密谈话，在当时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连续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欧洲和苏联的政治家们对自己的声誉非常敏感，他们明白，一个不经意间说出来的词，可能会让局势变得非常严重。

今天，国际关系体系中没有这种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珍贵品质了。当然，这不仅是苏联解体的结果，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崩溃的结果，也就是传说中的“历史的终结”。在体制对抗中赢得胜利的美国当局理所当然地决定：美国现在是自己话语权的主人，它想给出承诺就给，想收回就收回。而且，最主要的是，美国的这种行为方式总是起效的。詹姆斯·贝克可以忘记他对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说过的话：“北约不会向东方移动一寸。”

作为调节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信任，最终消失了，尽管信任是平等的归宿。

欧洲的官僚机构，以及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大概都没有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克里姆林宫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

就俄罗斯而言，它没有相对柔软的工具来说服其外国伙伴相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随着“集体西方”的公民社会迅速被侵蚀，这一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以前，公民对苏维埃制度的不满是影响国家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如今则是显而易见的“政党路线”统治国家政治，不会给权力机构带来不便和危险的动荡。况且，秘密对话和建立信任的工具已经被“政治公共关系”所取代：欧洲、美国以及俄罗斯的专家们现在更关心的是如何向公众解释对手恶意而疯狂的行为，温和地将公众舆论引向军事对抗的升级具有其必然性。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欧盟在方方面面将乌克兰的冲突视为对自身生存的挑战。正因如此，欧盟采取了即使在冷战最糟糕的时期也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行为。因此，我想指出，这些行为方式是极端的，欧盟和美国自己都认为旧的国际关系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使这种体系已经被证实是稳定可靠的。毕竟，那些“旧时代”意味着和平共处。

如今涉及到的是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不被禁止的东西都是允许的，而没有什么是被禁止的。旧模式似乎最终变成了仪式性的模仿，甚至是返祖现象。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奥拉夫·朔尔茨可以尽情地谈论与俄罗斯保持对话的必要性，而且能够预知对话的结果。即使得不到什么成果，俄罗斯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和与美国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的定期会面仍具有一定意义——他们互相认识，而且重要的是，他们互相理解。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双方进行了高层次的保密对话，且双方正在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如交换囚犯。然而，截止目前，这些显然并不能给国际关系带来任何根本上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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