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尔曼：发达国家为气候问题做的努力，看起来不太靠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
世界能源和经济危机将气候议程带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它们叠加在已经积累的问题上，这不仅让人质疑《巴黎协定》所述目标是否能实现，也让人质疑数亿人的福祉和人身安全。
发达国家有许多工具和资源，如果使用得当，可以对这些议程产生积极影响，并帮助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气候外交（CD）就是其中之一。除联合国外，各种“气候问题研究中心”也在全球、区域、国家和企业层面积极组建。在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气候外交和能源转型是否有足够的潜力帮助应对下一个挑战？
气候外交：发展和范围
一般认为，气候外交这一概念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具体“生日”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通过的那一天。
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是气候问题首次被置于国际多边法律文件的中心，并具备了强制执行力。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就与气候直接相关的问题达成一致或成功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奠定基础的尝试开始得更早。
例如，1972年召开了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该会议致力于在不影响全球或区域环境问题的情况下寻找减少贫困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一目标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主要原因发达国家都不愿意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你不能指责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放弃经济利益去致力于环保）。
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图片：© UN Photo/Yutaka Nagata）
与此同时，世界环境问题有增无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紧迫。
这促使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提议成立一个环境与发展特别委员会，由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担任主席。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不仅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还提出了平衡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这三个主要问题的若干途径。
如果经济、环境保护和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听起来很熟悉，那绝非巧合——至少从1972年开始，到近40年后在格拉斯哥还有沙姆沙伊赫（分别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和第27次会议缔约方），这种问题变得尤为尖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经济利益与发展优先权的公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角逐。时至今日，这种矛盾仍然远未得到解决。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之前，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这一组织“旨在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研究状况、其原因、潜在影响和应对策略。解决国家之间的环境和气候偏见，缔结双边倡议和协议”等等。
一些气候研究人员甚至将个别裁军协定纳入与气候或近气候问题相关的措施组，例如，美俄双方在裁军的框架下制定了《禁止以军事手段或以任何其他敌对方式使用影响环境的手段公约》，并于1976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本文的目的不是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或实践进行间接研究。笔者提供以上史料，只是为了说明气候问题已经被国际社会系统地考虑了十几年，已经成为了一个每年都会提到的世界治理焦点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各国分别积累了积极和消极的经验.
不幸的是，根据这些经验，笔者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如果一方面，目标是无条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遵守《巴黎协定》关于保持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决定，低于2摄氏度，同时努力控制在1.5度以下），另一方面要防止个别国家经济发展失败，充分遵守社会经济公平，那么最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简而言之，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发达国家“过河拆桥”式的排放分配方案，世界气候外交与能源转型之路仍然危机重重。
为能源转型建立机构
能源转型对重新绘制世界能源地图的影响越来越大，气候外交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实施能源转型的潜力，自然会导致相关机构的形成和加强。
除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外，G7、G20、国际能源署（IEA）、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金砖国家、欧盟、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等国际合作机制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许多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气候外交方式和机构（如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沙特阿拉伯、印度等），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和银行以及领先的咨询公司，也都对能源转型作为气候议程的一部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实际上导致了企业层面气候治理中心的形成。民间社会和公共外交机构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活动和参与。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世界关于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的合作机制不可谓不多，甚至可以说此类合作机制完全处于饱和状态。然而，除中国外，各国的气候议题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拉扯中并未得到实质性突破，这与气候相关问题的高昂治理成本有关。
气候转型：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首要的代价是需要大量投资，来为气候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提供资金。
一项名为《需要多少投资才能实现无碳经济（净零）》的气候研究报告比较了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和彭博社的气候治理花销预测。根据该预测，从2022年到2050年，来自公共部门的、针对气候问题的投资从35万亿到55万亿美元不等。这还没有计算气候问题的私人捐赠与投资。到2050年，人类若想完全实现当前框架下的减排方案，最终可能需要的资金达110万亿美元到160万亿美元之间。
这个数字仍然是保守估计。能源转型（即使不考虑运输部门的转型成本）显然将在这个过程中占大部分成本。例如，美国政府曾在休斯敦著名的2022年国际能源商业论坛上，宣称他们进行了估算并公布了能源转型的大致成本，其报告称，到2050年期间，仅美国一国的气候问题解决资金就可能达70万亿到80万亿美元。
庞大的治理成本显然让发展中国家对气候治理问题望而却步或敷衍了事，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扛下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去热衷于气候问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资金用于发展的优先级远高于气候议题。
解决排放问题的主要工具
现代能源转型，也被称为第四次能源转型。以环保为主题的现代能源转型，与之前的能源转型有一个主要区别：在这之前，所有的能源转型都只是为了增加新的能量来源、提高机器运作效率，而现代能源转型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可持续、低污染等环保要求。
新的转型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该过程旨在用可再生绿色能源（包括天然气和核能作为过渡能源）去除和取代传统化石能源，并在未来用其他基于新技术的可持续能源进一步替代天然气等“低污染能源”。此外，这种能源转型涉及能源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优化，这将在下文提到。
各国将使用化石能源（电力、热力和交通）的部门视为转型的主要部门并非偶然现象。根据各种报告评估，73%至75%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这些部门。同时，它们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约为70%。将这些排放量限制在最低限度，将是实现减排目标的主要方式。
然而，世界主要国家却很少提及实现全球碳排放完全归零的目标，这并非巧合。欧盟和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已宣布它们将分别在2050-2060年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但对完全零排放的话题却置若罔闻。
我们必须牢记的是，首先，除了能源和交通的排放外，其他经济领域的排放也不可小觑（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将它们实现物理零排放）。其次，发达国家继续占据经济链条最高端、继续为民众提供高碳排生活的意愿不可磨灭，这也是为何他们极力想要通过发展中国家减排来达成其全球“碳达峰”目的的原因。
如果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二氧化碳捕获并储存或加工成有用的产品（从新的合成燃料到建筑和其他碳工业材料）来解决（本质上，这是无关政治的技术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则至少需要在可持续经济管理领域，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做出相当大的协调努力，以更积极的国际金融团结才能完美解决。在当前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国家渴望发展胜过环保议题的大背景下，笔者对问题的解决持悲观态度。
新能源转型的目标之一是整个能源领域的深度优化。这包括以下项目：
1. 通过使用例如热电联产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生产和运输中的损失等；
2. 基于风能和太阳辐射的可再生能源的周期性和间歇性运行而节约能源；
3. 封存和转化二氧化碳，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防止泄漏，捕获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并进行再生产，这将在实现转型目标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如果没有某些政治、法律、金融和社会经济措施的存在和正确应用，这样的技术过渡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框架内，国际社会有必要解决供需关系、非市场限制或优惠的施加、从集中式能源分配系统向更加分散的混合系统过渡的主要问题，还有地方一级的能源储存和调度等技术问题。
更重要的则是实现国际深度合作，这需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团结一致，更需要发达国家放下借环保议题保持发展领先地位的小心思。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度远胜技术问题。
2021年10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开幕。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下一阶段：顺风顺水，水深火热
很明显，能源危机作为最强大的驱动力，将为世界的能源转型过程定下基调。
高油价也推高了电价。由于冬季需求气和工业用气的短缺，欧盟开始恢复使用煤炭，这是向绿色浪潮过渡的严重挫折。
另一方面，传统化石能源的高价格通常导致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增加。这似乎现在就会发生，也许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引入速度，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在没有解决节能问题的情况下，过快引入新的高容量可再生能源很可能会重演德国和美国发生大停电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能源消耗巨大的主要国家，其电网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担增加的负荷。
在德国，该国政府宣称将在2035年之前让所有交通工具都改用电动机。但问题是，如果机动车电气化以如此激进的方式发展，而不是彻底的现代化和渐进式发展，那么德国的电力分配系统将会崩溃，这是一个巨大的额外长期成本。此外，德国能源改革的大背景是经济衰退去工业化，德国将有多大能力进行电网改造与电动车生产？笔者对这种前景并不看好。
在瑞士，该国已经认真考虑在能源危机背景下限制使用电动汽车的措施，即一方面在照明、供暖和通信用电与个人“绿化”方面做出努力。另一方面，在机动车方面推行激进的电气化。
我没有理由怀疑瑞士人的智慧，但将新能源连接到网络的能力和数量也不是无限的，它们不仅要扩展，还要让新能源系统与老旧的电网相适应，并研究出越来越多的小体积能源设备。所谓的小体积能源设备，即屋顶上有面板的家庭系统网络，如太阳能系统等。这将对欧盟老旧的电力网络有所帮助，但这并没法真正改变局面。由于一些现实问题，我们总是会遇到小容量能量设备明显的局限性：并没有足够数量的可用性电池和生产电池所需的稀有金属，电池安全回收的技术也远不达标，能够符合大容量、小体积标准的电池的操作条件和效率等也没有达到技术标准。
不仅是电池的回收问题，而且已经拆除的、已投入使用的和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回收问题，也开始越来越严重。例如，第一批大型风电场和SPP的使用寿命很长并且已经退役，必须对其进行处理，最好是通过使用绿色能源，当然，以最环保的方式。
这些远不是当今能源转型面临的所有问题。
能源转型面临的问题有的是科技领域的，有的是政治领域的，尤其是在努力“平均”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对全球零排放的工作方面；能源转型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财政负面影响巨大；大型项目的开发和国际融资都需要巨额款项支持，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能源转型的动力。这导致印尼、越南和南非等国煤炭产能的长期居高不下。
但同时，国际碳交易市场正在逐步发展壮大。预计将在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的《巴黎协定》第6条，将有助于扩大为脱碳做出贡献的参与国的数量。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和地区（例如欧盟）打算或已经引入各种形式的跨境税收或提高对低碳进口商品的要求。金融机构在其投资和贷款政策中增加的环境要求，也越来越多地被各国所普遍采纳。
笔者希望需要新技术的能源转型，将成为经济发展和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引擎，以取代因传统能源退出而失去的就业机会。我也有理由相信，除了更广泛地使用氢气和其他非生物气体（例如氨气）之外，新的可持续能源领域也将取得突破，为人类创造微型核反应堆当地用途、新的节能系统等。当然，这也需要意志、时间和资源，更需要各国合作。
谨慎预测
针对目前的能源转型和气候外交的实际情况，笔者做出了一些谨慎的预测。
尽管存在真正的挑战和困难，第四次能源转型仍将如期发生。尽管时间框架、规模和实现它们的一些方式将发生变化，但绿色趋势仍将是主要趋势。转型将会产生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能源系统，这一系统能够用于高效的生产和分配、负责任的能源消耗，以及更环保的运输工作。新的可持续能源可以使这种转变更快、更有意义。
同时，不要指望传统资源会在25-30年内完全停止在世界上的使用，但它们的份额和使用方法会发生变化，有利于“绿色化”。
一方面，通过廉价化石能源发展经济与解决紧迫的气候问题之间的主要矛盾，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存在。天然气和核电作为低碳能源，加上二氧化碳储存能力的提高和碳信用市场的发展，可以减少这一矛盾的负面影响，但如果不系统地应用其他措施，不太可能完全消除这一矛盾。
一个更公平、更有针对性的国际金融责任分担体系，现在是并将是平衡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能源转型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和发达国家集团让利的决心，决定了能源转型的实际效果和成败。
气候外交机构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和企业层面继续发展和加强。
气候外交作为通过寻找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和方法实现能源转型的主要手段，不仅将保持其重要性，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与相关领域的互动也会越来越多。与通常被认为是“可能的艺术”的古典外交不同，气候外交有时不得不扮演“不可能的艺术”的载体。气候外交更多可能将会作为各国“讨价还价”的议题平台，作为各国利益交换的掩护工具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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