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融冰：地震救援“重土轻叙”，德国对叙政策变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钟融冰】
2月6日发生在土耳其的两次强震现已造成土耳其、叙利亚两国逾四万人死亡。地震发生后，多方国际救援力量为两国提供紧急援助。但一个现实是，来自近邻欧洲的救援力量多集中于土耳其，而受灾同样严重的叙利亚西北区域，特别是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阿勒颇市，却因本国至今仍处于美国的制裁下而未获得西方足够的援助。
作为欧盟领袖，二战后被视为人道主义救援优等生的德国的态度尤其值得关注。
自2012年叙利亚内战以来，德国对叙资金、物资支持和难民接收均表现出积极而开放的立场，此后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更是前总理默克尔后半期执政生涯的聚讼所在。但在本次地震中，德国对叙利亚的援助似乎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阶段。
这是国际局势新变化下朔尔茨政府对叙政策有所调整，还是在实操层面面临特殊困难？本文拟结合笔者在德多年的生活经历作一番观察，供读者参考。
当地时间2月9日，叙利亚阿勒颇，地震发生后，一家人在临时营地里。图自澎湃影像
德国朝野对叙利亚文化的特殊关注
“叙利亚”（Syria）无疑是一个值得全人类尊崇的名字。古叙利亚文明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地，它地扼亚、非、欧交通要冲，是西方起源两希传统（希伯来、希腊）的交汇点，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发源地。也正因如此，“叙利亚学”是欧美文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作为世界历史语言和古文明研究的重镇，德国学界对于叙利亚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与美、法两国明显不同的面向——后者多立足于“西方中心论”立场而依恃考古发现，前者则将古叙利亚同样视作具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文明发源地，多从古典文明的视角阐释叙利亚历史。
不仅德国学界对叙利亚文明兴趣盎然，普通德国民众对以叙利亚为核心的中东地区好感亦远超一般想象：数据显示，德国人阅读叙利亚历史和文学著作以及前往叙利亚旅游的热情，在西方人群中无出其右者。自2012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即便因连年战争、IS恐怖活动及近年来新冠病毒疫情导致赴叙旅游警告不断，但每年仍有大批德国游客抑制不住心中热情前往叙利亚探古访幽。
叙利亚文明在德国人心目中不因现实政治而消减的吸引力，构成了德国政府和德国社会近十余年来对叙政策不可忽视的文化心理基础。
外交关系与援助
1927年德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设立利益代表领事，德叙之间的直接联系就此建立。二战中，叙利亚地区短期被臣服于纳粹的法国维希政权统治，1941年后被英法反纳粹力量占领。1946年4月叙利亚宣布独立，1952年与西德（联邦德国，BRD）正式建交。后因西德于1965年与以色列正式建交，叙利亚遂与其断绝外交关系，转而与东德（民主德国，DDR）建立伙伴关系——这意味着德、叙两国的外交通道从未被真正阻绝。
两德统一后，德叙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
随着2001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应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邀请飞赴柏林展开国事访问，两国双边关系及合作（当然主要是德国对叙利亚的发展援助）站上了新的台阶。但由于2012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德国官方称之为“人民战争”，Bürgerkrieg），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遂以阿萨德政府“独裁政治”酿成叙国内“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对叙利亚政府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德国在政治上自然也不能另作他想，关闭大马士革的大使馆而不与叙利亚断交已是其最“独立自主”的表态。
其后短短数年间，内战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此过程中，德国从未袖手旁观，而是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叙利亚难民接收国，领导欧盟为纾解叙利亚国内的难民危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实际帮助。
自默克尔雄心勃勃地做出“我们能搞定（WIR SCHAFFEN DAS）”的承诺，决定取消难民进入欧盟的禁令，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难民便不必再赌上身家性命、暗中勾勒偷渡曲线，而得以坦坦荡荡地将这个欧洲制造业最发达、社会最稳定的大国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地。于是，斯图加特、慕尼黑、纽伦堡的火车站，因戈尔施塔特、奥格斯堡的汽车总站，每天都在迎接这些来自古老大地上的求生者。
不仅联邦议会的所有党团一致表态支持默克尔的决定，绝大多数德国本土民众也对难民的到来敞开欢迎的怀抱。翻新的安置公寓、宽裕的生活补贴、免费的医疗体检，以及物美价廉的食物供应，让叙利亚的客人们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欧洲龙头”的热情好客。
2015年9月6日，在德国多特蒙德，人们手举“欢迎来德国”的标语牌迎接难民。（新华社/美联）
同时，为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全德各州从高校到中小学都增设了针对各年龄层次叙利亚难民的免费德语班，并组织专业技术人才开展高水平的职业技能培训，可谓“鱼”“渔”兼授。对于叙利亚的青少年学生，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还联合康斯坦茨大学专门建立了“叙利亚领导力”项目，该项目除了由联邦外交部出资对学生提供资金支持外，还为来自叙利亚的学生量身打造关于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结构知识的课程，旨在按照德国模式培养其今后回到家乡重建叙利亚社会的能力。
笔者自2015年秋季在德国慕尼黑求学生活的五年时间内，正好见证了中东难民大量进入德国的过程。客观上，难民的到来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导致了社会资源和治安问题。
各国留学生们都发现房子更难租了，奖学金更难申了，工作更难找了；早期在德国定居的各国移民也多有抱怨，称自己外裔身份之前吸引的社会关注或政府帮扶迅速被手无分文的难民稀释，自己只能比平时更加辛苦地工作，为政府贡献更多税收，而“既无恒产也无恒心”的叙利亚人却可以凭借难民身份长期享受德国社会的各项优质福利，这对勤劳的人们——尤其是以吃苦耐劳见称的东亚、东南亚移民显然不公平——因此，在如何看待叙利亚难民的议题上，本土德国人和早年定居德国的外裔移民间的巨大分歧真实存在。
与之相对的当然是背井离乡的叙利亚人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留德期间，笔者曾结识过几位来自叙利亚的学生。他们的年龄从7岁到20岁不等，家庭条件也各异，却无一例外地表达了自己留在德国，继续享用优质的社会教育资源的决心。为此他们十分刻苦地学习德语，只为得到更多的深度参与各项社区事务的机会。很多叙利亚小孩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就能基本掌握这门并不容易的语言，比起一些养尊处优的移民小孩，他们明显展现出更为强劲的语言习得能力——生存危机可以激发人类的潜能，在语言学习上也获得了证实。
德国难民政策的渊源与影响
作为曾经以高等种族自我揭橥并对世界造成深深创伤的民族国家，战后德国对待国外移民，特别是战乱国家的难民呈现出了开放和包容的国家形象。
1949年5月23日在波恩颁布的新宪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GG）第十六条明确规定，政治受迫害者享有避难权（“Politisch Verfolgte genießen Asylrecht.”）。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纳粹奉行种族主义为世界造成深重伤害的愧疚，德国在竭力足额支付战争赔款的同时，也渴望通过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积极的“门户开放”政策重塑国家形象，背后逻辑之清晰非常符合德国人的思维：历史上的德国曾为世界制造过多少难民，今天的德国就应该接收多少难民。因此，单单用“历史负罪感”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德国社会的这种心态或许不够准确，“生产—偿还”的因果逻辑反倒更能为德国大众接受。
此外，通过大量吸收难民并对其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或能成为让德国摆脱人口老龄化的“妙招”，也可视为当时默克尔政府的“如意算盘”。遗憾的是近十年过后的今天，尚没有足够有说服力的数据显示他们对德国经济作出了令人欣喜的贡献。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德国所面临的新困境是，如何正视并尊重欧盟内部不同成员国难民政策的差异，在整体框架下协调各国消极的难民接收意愿（主要是西欧发达国家）和接收能力（主要是中东欧国家），无疑需要更高级的外交智慧。
《何以为家》的主人公，在现实中就是一名叙利亚难民。
救援不力？德国的对叙政策与朔尔茨的政治出口
本次地震发生后，西方救援力量迅速抵达土耳其施展援救，这当然是源于土耳其在区域内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德国对此体会尤为深刻——在德国长居的土耳其人高达四百多万，他们开设的超市、理发店、赌场、酒吧、妓院遍布全德，势力庞大冠绝各个外来族群。地震发生后，朔尔茨政府不敢怠慢，救援力量和物资以最快速度抵达了土耳其灾区。但对于自己近年来的重点帮扶对象叙利亚，德国的态度即便不像美国那样冷淡，但也明显只将仁义道德停留在嘴边而未付出行动。
这一点无疑和俄乌冲突爆发一年以来形成的新地缘环境有着直接关联。虽然长期看来，维护稳定的德美、德俄多边关系是德国制订外交政策的机要所在，但拜登上台，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发生的大小事件表明，强调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再次成为当下德国外交政策的主流。
在作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彻底转向亚太的评估后，德国的政策制订者们显然愿意以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维护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正如德国外交部中东事务处的西格尔博士的分析，鉴于叙利亚仍处制裁中，没有必要在救援问题上“刺激”（reizen）美国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德国执政者的政治妥协。
另一方面，叙利亚西北部势力犬牙交错，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实际控制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阿萨德政府显然拒绝对反政府军控制的区域进行直接援助，而美西方提出的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的救援也被大马士革置之不理。毕竟在那里，NGO不是什么值得信任的名词。因此，德国政府除了设立土叙两国难民特殊入欧通道外，也只能在其外交部官方网站上宣传自己对叙利亚“过往”的援助历史，在叙利亚当前的政治局势下，真正要做到为了援救生命搁置政治斗争在操作层面也难以实现。
地震重创叙利亚。图自CNN
受国内“军事克制文化”和俄乌冲突的影响，德国在北约军事安全框架和建构欧洲独立防务间的游移正在显示出了向前者的倾斜立场。因此，既然对叙利亚的直接救援有着客观上的现实困难，那么就坡下驴地对其冷处理，在朔尔茨政府看来，也能换取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对德支持。
在默克尔结束长期执政后，其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多边高层交流渠道和战略互信正迅速封闭与消散。目前看来，朔尔茨似乎未能也不甘萧规曹随地被动接受前任留下的政治遗产。
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启政治生涯的他被德国人比喻成不折不扣的政治机器，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职业政客，朔尔茨显然有着更远大的个人抱负，在世界格局重组的十字路口，他自信能以更灵活的身段骑驿于美、俄之间。但其近来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举动表明，他正利用乌克兰危机淡化默克尔建立在与普京的密切私交基础上的互助共赢的德（欧）俄关系，转而在欧洲安全议题上更加依赖北约同盟而非强调欧洲主体性。
自去年开始，乌克兰成为了俄罗斯与北约角力的新战场，但严谨的国际政治观察家们并未忘记，以叙利亚为核心的中东依然是塑造德（欧）、美、俄多边关系的重要区域。德国人近年来借助人道主义援助在叙利亚国民中建立的信任感或将帮助他们在未来与美、俄的较量中获得宝贵的人心依附。
也正因为此，在土叙地震之后，朔尔茨政府将援助的力量集中于土耳其，而对制裁下同样亟需救援的叙利亚口惠而实不至，显然不是明智的决定。特别是将这种犹疑的态度置于德国近十年来对叙难民倾力救助的背景下，此间的反差更有让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的风险。协调务实外交与国内民意，在顺时求变与政策延续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重新对自己在叙利亚议题上能够扮演的角色进行精准定位，是朔尔茨政府未来必须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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