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对华恩情论”是对中乌关系的片面曲解，当休矣！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原泉】

从2022年初至今，国际关系格局中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莫过于2022年2月底俄罗斯与乌克兰——这两个主要民族为东斯拉夫-罗斯斯拉夫人的国家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外界普遍认为，俄乌冲突是苏联解体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所遭遇的最大挑战。而俄乌过去一年在战场上打得有来有往，胜负难解，任何一方都没有对另一方形成压倒性的态势，让战争在新的一年、乃至未来更长时间内的走向蒙上一层迷雾，也使其对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

显而易见，俄乌冲突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百年未有”的复杂和凶险，而中国如何在这纷繁复杂、充满未知变数的环境下处理中俄、中乌、中美等关系，乃至如何自洽，自然成为我们在今后较长时间内需要应对的棘手问题。

中国对俄乌冲突的立场是稳定和一贯的：2022年2月24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的王毅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表示，中方“一贯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和特殊的历史经纬，理解俄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合理关切。中方主张应彻底摒弃冷战思维，通过对话谈判，最终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用简短的话语，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俄乌冲突当中所持的立场。此后，中方先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这一立场，坚持至今。

对于中国为何在俄乌冲突中采取这一立场，广大国人都颇为关注。但自从冲突爆发以来，有一种类似“乌克兰恩情论”“中国应当报恩”的声音，一直在华人互联网、舆论界有一定市场，特别是被部分怀揣着各种目的网民所利用，煽动国内舆论的对立撕裂，比如包括但不限于朴素同情乌克兰人民的遭遇，由于历史恩怨看不惯当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由于俄乌冲突影响自身工作生活，单纯对俄罗斯或普京不满，以及一些网络“1450”等等。

其中，最典型的“包装”便是借苏联解体后中乌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反复刺激着国内舆论对于该采取何种立场的争论，这其中便夹杂着上述提到的“恩情论”声音。

首先应当承认的是，从苏联解体至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前，中国和乌克兰开展了长期的军事技术合作。据统计，截至2015年，乌克兰向中国转让出口了30个大类的军事技术，涵盖了船舰动力系统、大型运输机设计、超音速高级教练机、坦克发动机和空对空导弹等关键领域，其中包括众多军迷耳熟能详的武器装备，如“辽宁号”航母，“雪龙号”破冰船，歼15舰载机等，都是依托乌方提供的技术发展起来的。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国防军事工业的进步。

但在笔者看来，部分网民如借题发挥，将这些军事技术合作解释为乌克兰对中国的所谓“恩情”，从而脑补为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持立场的出发点之一，这不仅肤浅地解读了中方立场，有意无意引导大众对中方立场产生误解，也不符合历史和当下的现实。

“瓦良格号”通过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

2018年4月18日，航行中的辽宁舰。

第一，中乌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问题。

据西方学者估计，乌克兰作为苏联军工产业最重要的富集地之一，至苏联解体时，大约继承了苏联军事工业30%的份额；苏联军事工业的精华——战略导弹、大型水面舰艇、大型航空器制造业都以乌克兰为基地。但解体后，也由于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工业联系的切断，以及与乌克兰本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相匹配，乌克兰军事工业失去了配套的上下游产业和需求。同时，苏联时期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不复存在，而规模庞大的军工遗产涉及范围广大，人员众多，本身又为转型转产增加了巨大负担。

在多种消极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乌克兰军事工业陷入了崩溃边缘，大量军工领域专家和工程师在朝不保夕的赤贫状态下苦苦挣扎。

此时恰逢中国对军事工业升级的需求十分旺盛，中乌合作把乌克兰军事工业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了一些，使其在苏联解体后的乱世下继续维系了20多年。双方的军事工业合作本质上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基本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援助现象，更无谓“特别的恩情”了。

第二，中乌军事技术合作更多展现出“自发性”、“民间性”和“非正规性”，乌克兰在国家这一层面，在其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十分有限，甚至有可能消极性大于积极性。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无论在2014年颜色革命之前还是之后，苏联解体后的历届乌克兰政府的政策方向都是倒向西方以融入“文明社会”。在此背景下，除了因产业和需求配套的原因同俄罗斯保留大规模军事技术合作之外（至2014年颜色革命以前，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始终是俄罗斯），那个时期的乌克兰官方层面对与美国及其盟友表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而军工企业和军工人才也是对资金实力更加雄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趋之若鹜，彼时乌克兰军工人才主要流向美国、德国、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国。

相对而言，中国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与乌克兰当局所努力的方向相左，因此乌克兰当局对同中国开展军事技术合作本身就持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的）轻视的立场，中方所能开出的合作条件也较为有限。

而中乌两国军事技术合作之所以能进行下去，并为双方带来巨大收益，更多的是基于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以及中国各路政府、民间人士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不懈坚持：须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仅仅对原苏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也大大压缩了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对我们的国际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尽管如此，时任国家领导人在自身面临极大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长远眼光，创造条件与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专家技术人员个人进行“抢救性合作”。比如在人才引进方面，中国留苏学生的优秀代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就主持推进了针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独联体各国人才引进的“双引计划”，从国家层面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外，各路政府和民间人士，从国家、民族及自身的长远发展考虑，面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独联体国家陷入混乱失序的时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通过官方和民间、正规和非正规的渠道，以各种方式与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专家学者建立联系，而其中相当大部分的合作关系是“非正规”的、甚至是“不合规”的。

正是官方和民间、正规和非正规并举的多渠道、多层次、多手段方式建立起了合作关系，才使得中国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在起点虽不如西方国家，但最终在投入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可见，与其说感谢乌方的“恩情”，不如感谢时任国家领导人的眼光和各界人士的负重前行；至于对乌克兰当局的感激，就更无从谈起了。

第三，也是笔者认为最根本的一点，自2014年“颜色革命”后上台的乌克兰当局，同2014年以前有着重大区别。现今乌克兰当局与过去的历史做完全切割，彻底倒向西方，甚至对中乌合作进行一定程度的阻挠和破坏，抹煞了中乌军事技术合作的意义，也瓦解了日后得以继续进行的情感基础和政治互信，因而合作的前景可以说黯淡无光。

在此，笔者还想提请大家回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相对于具体细节鲜为人知、扑朔迷离且引人无尽猜测的军事技术合作而言，笔者认为中乌两国交往中最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所熟知的成果，莫过于1999年中乌合拍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剧目，该剧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改编自外国名著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将久违了的共产主义战士——保尔.柯察金的高大形象再次生动地展示在了中国观众面前，国内当时引发巨大的轰动，堪称“现象级”的电视剧。通过该电视剧，很多改革开放后成长的第一代认识了保尔，并被他身上所散发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品格所感染。而更多的观众则通过这部电视剧的播出，第一次深入认识和了解了乌克兰这个国家，并对其人民产生了朴素而美好的感情。对中国人民来说，这部剧成为中乌民间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情感基础。

乌克兰青年演员安德列.萨米宁，曾在1999年中乌合拍影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饰演保尔·柯察金。

同时，笔者还要指出的另一个事实是，中乌军事技术合作的开展，同样也有相关乌方专家对中国的朴素的“阶级情感”的倾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人民与所有独联体国家的人民一起陷入思想上的迷茫和无助，来自中国的合作橄榄枝给了那些不愿在资本主义物欲下沉沦的乌克兰专家以新的方向，他们愿意在西方更大的物质利益诱惑面前，选择来到中国，用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乌军事技术合作对这些同中国合作的专家来说，是“有恩”的。正是这种相互成就，让中乌军事技术合作在先天条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然而，2014年颜色革命后上台的乌克兰历届政府，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立场，迫害共产主义人士，从2015年起更是立法规定清除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标志，如公开展示、持有共产主义标志将面临五年左右的刑罚。

于是，人们看到基辅仅存的列宁塑像被推到，保尔在其家乡舍佩托夫卡的遗迹被掀翻，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和曾经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专家被扣上“乌奸”的帽子而惨遭羞辱。而双手沾满乌克兰各族人民鲜血的彼得留拉、舒赫维奇、斯科罗帕茨基，以及在二战中犯下累累罪行、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斯捷潘.班杰拉则被请上神坛，登堂入室。俄乌冲突爆发后，我们通过媒体看到乌克兰“亚速营”等非建制武装更是公然佩戴纳粹标志，挑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

图自AP

可以说，国人通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中乌军事技术合作、通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剧、甚至再往远了说——通过苏联时期中乌友好交往的历史（为中国抗日战争献出生命的库里申科大队长，为提高我国肉类产量而引进乌克兰大白猪等）建立起来的对乌克兰及乌克兰人民的朴素情感，正在因受到西方蛊惑的乌当局和法西斯分子不断地自我践踏，而濒临瓦解。

如果说上述行为瓦解了中乌军事技术合作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自2014年颜色革命以来乌克兰当局对中乌军事技术合作的一系列实质破坏和阻挠，则对合作造成了实质性损害。2014年后的乌克兰执政者为了进一步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靠拢，一方面加快本国军工技术向西方开放和流失的进度，另一方面加大了对中乌合作的限制。

受此影响，2014年颜色革命以后，中乌之间再没有成功展开大型军事技术项目的合作。2021年，乌克兰当局更是出尔反尔，将本计划由中方收购的马达西奇公司进行所谓的“国有化”，并制裁相关中资企业，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中乌军事技术合作的生态环境。

随着乌克兰进一步向西方靠拢，以及未来极大可能加入欧盟、北约的前景，西方对乌克兰军工技术流向的操纵和监视势必进一步加强，而乌克兰也势必会认真执行巴统——瓦森纳安排，与西方国家一道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再加上，苏联解体三十年来，乌克兰先进的军事技术也差不多流失殆尽，未来中乌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可以说前景黯淡。

当地时间2022年9月3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根据“加速程序”申请加入北约。视频截图

总的来说，中乌军事技术合作，确实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军事技术的飞跃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双方的合作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绝非乌克兰单方面的 “施舍”。双方合作之所以成果丰硕，也要更多地看到中方的高瞻远瞩与坚持不懈。由此可见，当下互联网、舆论场上流传的“乌克兰恩情论”与“中国报恩论”根本是经不起推敲的无稽之谈，此类言论当休矣。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国际热点问题中，为自身国家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而计。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崇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下的外交政策不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方不会受其它势力的干扰和胁迫，在俄乌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正是这一政策逻辑下的选择。

而中国坚持尊重俄乌双方国家主权，坚持尊重俄乌关系历史经纬，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俄乌冲突的立场，对于维护俄乌双方的正当利益，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都大有裨益。在俄乌冲突局势尚不明朗的当下，中国明辨是非，坚持理性判断，相信未来能为俄乌冲突公正合理的解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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