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应对俄乌冲突，德国为何始终迟疑被动？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俄乌冲突，忙坏欧洲。

而欧洲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要看德法。

在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朔尔茨领导的德国社民党、绿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就向基辅传递了政治支持，但在实质行动上却瞻前顾后，犹豫拖延。如此“挤牙膏”般的决策过程是内外因共同驱动的结果，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国内的政党政治。

从外部看，泽连斯基政府能够挺过俄罗斯的第一波打击，是德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实质支持的前提——柏林的决策者在冲突爆发初期犹豫不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乌政府即将倒台，提供军援已毫无意义”的判断。此后的布查事件、俄对乌基础设施袭击和乌军的局部反攻，推动了德国以更积极姿态对乌援助、对俄制裁。这其中是不是有投机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另一方面，柏林对乌克兰的支持又始终遵循着限度。用朔尔茨的话说，援乌的目的是要“让俄罗斯输掉战争”——这和基辅讲的“乌克兰必须赢”有本质区别。柏林拒绝承诺支持乌克兰“赢得胜利”，言下之意是外交决策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不能反过来被乌方牵着鼻子走。特别是针对克里米亚问题，基辅对“战胜”的定义包括收回半岛，柏林虽坚持克里米亚主权归乌，却对基辅武力收复国土的主张含混其词，拒绝明确支持。

泽连斯基和朔尔茨（资料图）

除俄乌双方外，塑造德国决策的重要外部因素还包括东欧和美国。

德国发挥国际影响力要依托团结而强大的欧盟。乌克兰危机使东欧安全成为关注焦点，波罗的海三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借机挑战德法对联盟的传统影响。德国在欧盟经济独大本已令东欧国家有很多怨气，现在后者进一步提出，德法无权在外交事务上扮演欧盟领导者角色。面对朔尔茨的谨慎克制和马克龙执意同普京保持联络，来自东欧的外交官轮番抱怨：西欧大国凭借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在欧盟里高谈阔论、隔岸观火，而我们挡在“抗俄”第一线，却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

对于这样的批评，法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应说：作为大国，我们所考虑的国家利益原本就与你们不同！类似的话，德国官员却说不出口，历史包袱是重要原因。德国羞于谈论国家利益，总是以欧盟为“掩护”扩展自身影响力。但如今欧盟的队伍越来越难带，德国为保持联盟的团结，不得不更多迁就东欧的利益诉求。

俄乌冲突加剧了欧盟东西南北方成员国在战略目标上的分歧，令德国对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努力心灰意冷。这种挫败感转而强化了柏林对美国的依附。

诚然，德国对跨大⻄洋同盟的认识并非天真。德美、欧美在地缘政治、经贸财⾦、绿色发展、网络空间等议题上都存在分歧和竞争。但考虑到周边高烈度冲突持续、欧洲长期依赖美国承担防务责任的现实，德国既无意愿、也无能⼒对美国的俄乌政策提出异议——提了也肯定会遭到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否决。欧盟“另起炉灶”实现独立自主不具可行性，依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为之付出⼀定代价，成为德国应对战乱和危机的最现实选择。

无论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美国、东欧，外部力量影响德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后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党政治发挥作用的。德国政府决策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国内有若干主张不同的党派联合执政。具体到对俄乌冲突的处置，柏林态度摇摆、犹豫不决，根源在于联合执政的三个政党之间和各党内部分歧突出。

具体来说，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掌握着总理府和内政、国防、发展合作等部委的决策。社民党外交思想的基石是上世纪60-70年代创立的所谓“新东方政策”。该政策主张德国同苏东国家（及后来的俄罗斯）缓和关系，通过政治接触和经贸往来维护欧洲和平，并逐步引导这些国家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德国的政界、学界和媒体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宣告“新东方政策”破产，指责社民党“以接触促变化”的思路不但没有使俄罗斯转变，反而纵容了其扩张野心。迫于压力，社民党不得不在痛苦的“自我否定”中筹划与俄罗斯的经贸、能源脱钩，并冒着火上浇油的风险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这些政策背离了社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外交主张，引发党内激烈争辩。

2022年10月1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德国奥斯滕霍尔茨一次军演中，在一辆 “豹2 “主战坦克前与联邦国防军士兵交谈。（AP - Moritz Frankenberg）

面对内部分裂，朔尔茨一年来左支右绌，尽最大努力求得党内团结。无论是酝酿对俄施加制裁，还是讨论对乌输送重型武器，社民党一直身陷窘境，穷于应付。

与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社民党相对，德国自民党是一个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中右翼政党。其对外政策较之社民党，带有更强的“西方民主对东方专制”的阵营对抗色彩。自民党主张对俄强硬不足为奇，但要看到，该党同时又是一个高调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党，崇尚小政府，拥抱全球化，重视工商界诉求。

在自民党的基本盘里，既有政治上激进的自由民权斗士，也有奉行商业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者”。前者扬言乌克兰“必须赢得战争”，呼吁欧美联手对俄祭出最强硬制裁，直至普京下台、政权更迭。后者则希望德国尽量远离俄乌冲突，不赞成搞“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经济制裁，反对不惜代价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经济补助、武器援助、移民生活费等）。

自民党党首林德纳在朔尔茨内阁出任财政部长。他在俄乌冲突中的行事主张同时体现了该党上述两种不同特质——既彰显了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意识形态豪情，又不时流露出精于算计的投机心理。

类似的内部矛盾在德国绿党身上同样显著。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外长贝尔伯克在绿党内属于温和的中左力量，其对外政策主张与自民党内的自由民权主义者相似，意识形态对立和制度对抗是主基调。出于对能源、环保、性别等议题的天然关注，绿党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是德国国内旗帜鲜明的反俄派。在默克尔执政后期，哈贝克和贝尔伯克作为绿党党首，从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和气候保护多个角度，强烈批评政府的对俄能源合作计划。俄乌冲突证实了他们的“先见之明”，令绿党声势大振。相比之下，社民党因其“新东方政策”被广泛质疑，在支持率上遭绿党步步紧逼。

但与此同时，哈贝克和贝尔伯克在就任经济和外交部长后，挑动阵营对抗，激化德俄对立，支持千亿欧元军费增加，拥抱北约战略扩张的做法，导致绿党内部反战、反北约的左派支持者持续出走，动摇了党的组织根基。绿党内的左翼力量指责两位前党首一朝在政府高就，便背弃了初心，党变成了中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化身，成为德国“最好战”的政党。可见，绿党的政治明星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激进派而出尽风头，却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党的分化，造成长久损失。

总之，在德国多党联合执政的制度安排下，不存在超脱于党派利益的国家利益。俄乌冲突使德国周边环境发生剧变，深刻影响了决策者对德国、欧盟和国际格局演变的认知。冲突爆发一年来，德国外交决策的迟缓被动、犹豫彷徨，甚至政出多门、相互矛盾，值得我们从其国内政治中进一步探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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