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霸权的凝视”，已成网络技术革命的“麻烦制造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23年2月17日至19日，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下称慕安会）在德国慕尼黑——一座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被誉为德国最瑰丽“宫廷文化中心”，又见证着人类追求安全、和平与发展中经历过的种种挑战与挫折的城市——如期进行。相比以往的会议，2023年的慕安会有其特殊背景，在长期远离武装冲突的阴影之后，持续近一年时间的俄乌冲突，又将血火硝烟带回到了欧洲大陆。

以“促进和平解决冲突”为基调的本届会议，承载着各方的期待。中国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参会，王毅主任率领的高规格代表团，带着和平的善意、合作的诚意，在会上提出并系统阐述关乎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安全的“治本之策”，这体现了中国基于大国责任感的使命担当和坦荡胸怀。

此次慕安会召开前不久，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问世，迅速在全球掀起一股现象级的讨论，这是当今世界在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下进入数字时代的最新例证。在此时代背景下，慕安会对和平与安全的讨论，自然包含了在全球网络空间——一个由信息技术革命缔造的人类活动新疆域——探索构建信任、安全、稳定，建设完善良性的网络空间安全新秩序，促进数字技术服务可持续发展，造福全人类，构建和完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图片来源：ICphoto

对和平、安全和发展的追求，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但令人遗憾的是，必须承认当前全球网络空间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来源，就是不负责任的流氓霸权，一方面持续不断的滥用自身技术优势，在全球实施无边界、无节制、无底线的全面监控；另一方面，又虚伪的大谈所谓基于法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试图以所谓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网络空间新秩序为名，分裂全球网络空间，毒化乃至阻断建设性的务实合作，将全球网络空间重新拖回到霸权国及其小圈子独占的数字丛林时代。

回顾截止2023年的实践与讨论，客观的说，绝大多数行为体能够以务实、理性、客观和建设性的态度，认识和理解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与发展。人们并不期待当下立刻出现一个完美无暇的数字乌托邦，但人们真诚期待，各行为体能够朝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方向齐心协力、一起努力，让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尽可能的造福人类，赋能建设可持续发展模式与路径的共同探索与努力，从而让明天变得比今天更加美好。

但是，对于霸权国家来说，信息技术革命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获得、强化以及巩固霸权优势的一种工具。基于绝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单边安全观的指引，霸权国设置了一套以其他国家合理安全关切乃至核心利益为代价的绝对安全标准；霸权国试图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在全球网络空间获得单边的、没有限制的、乃至是绝对意义的行动自由，同时无限制挤压其他国家的正当权利，纵使是霸权国忠诚的盟友，也概莫能外。

具体落实到网络空间的实践，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霸权国从冷战时期开始，持续演化发展并延续至今的，在全球网络空间开展无边界、无节制、无底线的“三无”全面监控。从某种意义上说，霸权国此类举措所追求的目标，本质就是试图将全球网络空间转化成为西方学者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霸权国的特定部门与个体因此成为这种数字化全景监狱的“典狱长和狱卒”，尽情使用近似绝对的权力，监控其希望监控的任何行为体，无人可以幸免。

之所以说霸权国的这种行径是无边界、无底线、无节制的超级数字流氓行径，是因为有充分的案例证明其在全球网络空间开展的监控行动，已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国家安全需求，某些情况下甚至达到了堪称令人发指的地步。

就其表现而论，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方面：

第一，无视外交礼仪与盟友尊严，悍然监听盟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且毫无悔意。

在人们的一般认知中，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以色列等国家，是美国时常标榜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盟友。但2016年维基揭秘网站披露的机密文件显示，尽管是盟友，甚至可以说非常恭顺的盟友，都无法幸免：德国政要，包括默克尔总理本人，科尔、施罗德两任前总理及总理府工作人员等在内的125个号码，在数十年时间里，均长期置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之下。

比如，在2011年10月实施的监听行动中，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了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和意大利时任总理贝卢斯科尼就意大利经济危机举行的会晤；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2010年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围绕两国与美国关系的对话遭到窃听；2008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围绕全球气候变化的会谈也遭遇窃听。

2021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美国国家安全局就针对盟友的监听做出解释（图片来源:ICphoto)

更令人感叹的是，每当此类消息被披露时，美国政要、乃至所谓主流媒体的反应基调，就是“这证明美国情报机构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有观察人士指出，这种”涸泽而渔“的监控，骨子里反映出来的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控制欲“和”随时随地为所欲为“的霸道，以及无法言说却难以掩盖的”对盟友的深刻的不信任“。

第二，肆无忌惮践行双重标准，将监听商业机密通讯作为所谓“公平贸易”的必要组成部分，毫无商业伦理可言。

冷战时期，美国与所谓“五眼联盟”的成员，建设并完善了被称之为“梯队”的全球监控系统。这一系统最初的宗旨，是服务于冷战时期对苏东阵营国家的信号情报搜集需求；但1999-2000年，欧洲议会持续收到投诉，称欧洲企业，如空中客车公司等，在与以波音公司为代表的美国企业，进行正常商业竞争时，时常遭遇对手的“精准-降维打击”，莫名其妙地丢失本该得到的订单；欧洲议会组建专门的临时委员会，于2001年发布调查报告，发现这些欧洲企业遭遇到的降维打击，就是波音公司等美国企业直接“借用”梯队系统，监听商业机密通讯，窃取对手经济情报，继而在竞标中通过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胜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双标到近似扭曲的判定标准：为了保障美国企业获胜，必须保持监控，这不是滥用，这是正常商业竞争的一部分；但如果美国企业输了，那么赢的那家企业一定是得到“国家情报力量支撑”，“窃取美国企业商业机密”。对中国读者来说，再眼熟不过；这套判定标准，从2015年之后就曾经反复应用于对中国政府的无理指责、以及对中国企业的蛮横打压中。

第三，毫无分寸的监控普通网民，入侵并获取海量没有情报价值的个人信息。

人权、个人隐私保护……这些经常被美国政府挂在嘴边，当做肆意抨击其他国家和政府的理由及价值依据。但2013年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使用“棱镜”系统对全球进行监控之后，即使如BBC、《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在经过详细的核实与调查之后，也不得不尴尬承认，国家安全局NSA监听着的90%是普通网民，而不是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适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所谓“外国情报”监听对象。

据BBC引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内容，花费了4个月时间，评估了国家安全局自2009年到2012年收集的大约16万封电子邮件和短信，以及从大约11000个网上帐户中收集的7900个文件，最后发现其中九成是“情人间的窃窃私语”、“几乎像偷窥般地”讲述“恋爱、伤心、性关系、精神崩溃、政治和宗教对话、钱财方面的担忧和希望、失望等等”。

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图片来源：ICphoto）

无论是当时入主白宫的奥巴马，亦或后续继任的特朗普、拜登等，均未用美国一贯对待其他国家人权态势的高标准、严要求，进行让围观者可以感受到的有效调整与变革，而是或狡辩，或生硬否认，或装睡当做没看见、没发生、不知道，蒙混过关，毫无悔改。

第四，以直接损害商业活动信任基础为代价，进行极为罕见的供应链污染行动。

2020年2月11日《华盛顿邮报》刊发题为“本世纪的情报之变”（The intelligence coup of the century）的深度调查报告，披露在超过50年的时间里，通过一家名为Crypto AG的瑞士加密设备制造商，美国中情局与西德情报机构合作，以污染算法降低加密强度等方式进行“后门预置”，然后将其出口给120多个被美国认定为是“盟友“的国家和地区，受害者名单中包括巴列维时期的伊朗、由美国情报机构扶持的拉丁美洲军政府、被美国确立为“南亚民主橱窗”的印度，冷战时期在南亚扶持用来对抗苏联影响扩大的巴基斯坦，甚至还包括西方宗教中心梵蒂冈。

这些客户对美国出售的设备毫无警惕与防范之心，没有想到美国不仅对盟友下手，而且还敢于采取污染供应链这种会对整个产业生态产生负面影响的方式，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实践中，美国国家安全局还设置了具备专门的物流劫持和供应链污染能力的定制接入办公室（缩写TAO），大量研发可以置入思科等公司硬件防火墙中的软硬件装置，继而将”加料“的设备”精准“推送到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全球各类行为体手中，肆无忌惮地进行情报监听，毫无底线地污染和影响全球营商环境。

相比上述行动，更令人感叹的是，美国精英对此种流氓行径的无耻认知：在调查报告问世前，2000年3月17日，美国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 伍尔西（James Woolsy）在《华尔街日报》署名刊发题为《为何我们要监听我们的盟友》（Why we spy our allies）的文章，以极度标准的美式自恋逻辑指出：监听盟友，是保障美国企业获得“公平贸易”机会的必要前提，因为美国企业是最好的，如果美国企业竞争不过，那么一定就是盟国企业“作弊”，所以美国企业必须监控盟友，确保自己能“公平贸易”。

无独有偶，13年后，2013年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披露“棱镜”项目后，时任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缩写CNA）全球战略事务的首席分析师科比（Elbridge A. Colby）于同年12月4日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发题为《为何我们必须监视我们的盟友》（Why We Must Spy on Our Allies）一文，明确指出“有时美国的重要利益与我们的朋友所保守的秘密有关（所以必须进行监控）”，以此为美国强行辩护。

此后的2014到 2017年，科比进入新美国安全中心，成为以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命名的罗伯特盖茨高级研究员；2017年后，科比进入美国国防部，先是国防战略撰写人，后来升任负责战略和部队发展的副助理国防部长。

披露“棱镜门”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图片来源：ICphoto）

很显然，长期以来，以“三无“方式滥用网络监控能力的流氓霸权，已经成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稳定与发展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客观上，在遭遇“三无”监控之后的逆来顺受、息事宁人等做法，无论是对受害行为体本身的利益，还是对全球网络空间的长期发展来说，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作为最主要受害者之一的美国盟友，应该拿出真正的勇气来践行所谓基于真正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国际规则，勇敢对实施霸凌行为的网络流氓说”不“，继而用切实行动来反击这种威胁全球网络空间的负面行为，并与一切负责任的行为体一起，朝着建设真正意义上能造福全人类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出坚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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