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中国历史上的“叶文洁”，比小说要让人头疼得多

【视频/潘妮妮】

【内容提要】

前段时间我讲《坂上之云》的时候，重点就讲明治时期的日本，他们怎么理解所谓“文明”的概念，又是怎么用“文明”这个词去为侵略掠夺行为做正当化的处理。所谓“因为我素质高，所以我可以素质低”。

最近正好有一个电视剧，它的原著恰恰就涉及了这个问题，也就是一个物质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文明，在面对这方面水平更高的文明的时候，它所能够表现出来的态度。

《三体》反映了一个文明在面临危机时的众生相

我说的就是《三体》。《三体》第一部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三体星人准备殖民地球，而地球叛军作为带路党要协助三体人，而另一群地球人就和地球叛军接触、互动、冲突，最后挫败了三体人想要征服地球的计划，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被三体的高科技所折服的带路党地球叛军里面其实有三拨人，俗称是降临派，幸存派和拯救派。

降临派和幸存派其实都很直接，幸存派就是我想给三体老爷服务，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能够幸存下去。降临派就是加速主义者，认为人类文明已经没救了、累了、毁灭吧。而拯救派是看上去内心最为复杂，最可能引发部分读者同情，但是同时可能又是最膈应一部分读者的派别。

拯救派的成员按照小说的设定，基本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而成员整体知识水平都比较高的一个群体，类似于一种新兴的宗教，把三体人看作是主。他们认为地球文明是粗野的、幼稚的，问题重重的，而遥远的三体文明是美好而丰满的——虽然他没有真的见过。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来拯救和接纳处在危机当中的三体文明，帮助三体文明点亮宇宙，为此可以一定程度上牺牲现有的人类文明，从而使得两个文明都被拯救。

叶文洁 《三体》剧照

而这个拯救派的精神领袖，也是《三体》原著第一部的女主角叶文洁。叶文洁是一个争议巨大的复杂人物，她的家庭在文革期间遭遇了不幸，她的母亲背叛了知识分子父亲，父亲和妹妹死亡，她也被自己非常信任的同事所背叛。而叶文洁本人因为卓越的科学才华，被送到一个秘密科研基地工作，嫁给了一个科学家，她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虽然作为科学家，她的发展可以说还是比较顺利，但是在家人不幸离世和个性遭受压抑的情况下，她就对人类文明失去了信心，于是向三体人发出信息，召唤他们来殖民地球。

她的内心独白是这样的：“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们的文明已经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这不就是周作人吗？

读者们会同情叶文洁的遭遇，也会认同拯救派对地球文明各种问题的批判和分析，能够理解他们的失望情绪，但是没有办法认同他们的做法。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分析地球文明的问题的时候，拯救派是非常唯物主义的，是高度理性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然而，当他们在畅想三体文明是如何优秀的时候，却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是一厢情愿的，是极度幼稚的。

叶文洁牺牲了自己的丈夫，间接牺牲掉了自己的女儿，同时她必然也会牺牲掉那些在大兴安岭事实上曾经帮助过她的淳朴老乡。而小说里面后来故事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拯救派的幻想荒谬可笑。

尽管《三体》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这种所谓被“文明”入侵的历史经验，我们确实是真的体验过。我当年读到叶文洁这个人物的时候，就想这不就是周作人吗？

周作人资料图

那是民国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家。在他投靠日伪政权当汉奸之前，甚至还可以称为著名思想家。

叶文洁和周作人都是自己领域里面的顶尖人物。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周作人先后出任了日本控制之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北平图书馆馆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这些伪政府职位。

因为周作人的名声非常高，因此他是当时日本笼络占领区的知识分子，进行占领宣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觉得叶文洁和周作人有三个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的个人感情都非常丰富细腻。

第二，他们对本民族、本物种的文明都持有批判的态度。

第三，他们对侵略者和殖民者的文明都怀着非常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

叶文洁的这些特质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就来看看周作人。

大家读鲁迅的文章都知道，鲁迅小时候家道中落，父亲生病，要在当铺和药店之间不停的奔波，但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身为长子的鲁迅来做的。

成长环境催生了周作人细腻敏感的性格

周作人作为次子，并没有吃什么苦，他到日本留学，各种事情和麻烦都是鲁迅帮忙处理好的。这样的生活经历，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两兄弟在文学思想和行动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比起总是充满战斗性的、大多数时候都很冷峻的鲁迅的文章，周作人的文笔很美、很细腻，同时更善于描写很多生活化的事物，抒发细微的感情。

除此之外，周作人年轻的时候爱国爱民的感情还是很强烈的。他早年曾经追随鲁迅参与文学社会运动，写过很多战斗性的文章。比如，1927年李大钊遇害之后，当时有日本外务省出资的一个报纸叫做《顺天时报》出来带节奏，说李大钊作为学者，应该淡泊名利、专心学术，其思想可以终身得到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而为了主义牺牲是很不值得的；同时，还奉劝读者，在国家多事之际，应该苟全性命的好。

周作人就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来进行反击。这篇文章叫做《日本人的好意》，里面就讽刺日本人要中国人不要“辜负帝国主义教养之恩”。他直接就写说“日本自己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意，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

虽然很多年之后，周作人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说那时候跟着鲁迅写的都是一些打架文章，并不符合自己的性格和追求，但不能不说他年轻时还是很热血的。

此外，周作人还曾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平民主义思想家。

他留学日本的时候和日本的一个文学派别“白桦派”交往颇多。

白桦派的作家很多出生于日本的传统贵族，家庭生活优越，很有教养，所以他们很看不上明治政府那套强制发展的方式。于是，白桦派就在日本搞新村运动，其实就是类似于欧洲早期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弄块地，所有的人一起劳动、协作、平等分配。

周作人非常推崇新村运动，1919 年写了一篇文章叫《访日本新村记》。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陶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说是不奇的奇迹了”。

周作人的思想主张在当时地位很高、影响很大

周作人回国之后也极力推崇新村运动。周作人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讲人道主义，其实讲的都是高高在上的慈善人道主义，是精英对底层的施舍，但新村运动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他认为个人主动的劳动应不受外部力量的压制和束缚，实现个人的自由和主动性，以及自发实现对乡土的爱，而这种自然的乡土之爱再上升到对集体和国家之爱。

周作人的主张在当时看确实是显得非常有思想境界，受到知识界的普遍赞同。当时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曾积极研究和思考这个运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青年都拜访过周作人。

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的思想在付诸实践的时候，必然会遭遇现实的挑战和检验，道路是非常曲折的。一个真正有坚定理想的人，既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勇敢面对挑战，同时也要根据现实调整自己的具体做法，最后才能够让理想落实。

就像鲁迅，一方面要面对批评和攻击，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方面，一直在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去了解年轻人的思想，去了解底层人的真正需求。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鲁迅是一直在调整自己。

但是周作人相反。的确，他生活在一个很糟糕的年代，这个糟糕的状况不必我多讲。不过在当时众多不幸的人当中，相对而言，周作人本人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受到巨大影响，并没有特别的不幸。当然，关键原因是鲁迅挡在前面。

但是思想上的挫折就打败了周作人，让他和叶文洁一样，转向了批判、抛弃，甚至是诅咒自身的文明。

思想上的挫折打倒了周作人

当时主要有两个让周作人非常颓废的事情，一个就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思想和实践，要求把群众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周作人的主张是新村运动，是桃花源式的生活，他要求绝对的个人主义，所以觉得革命运动很不和平，损害了个人的自由。所以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平民的积极斗争，反而让他觉得非常不安、非常挫败。

所以，周作人当时写过一篇文章《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他把自己比喻成是一个“孤独的行人”，说自己“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他认为大多数民众既然不听自己的，那自己就不需要再有拯救他们的义务。周作人的文章里面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大意就是“蔷薇色的梦破碎了，破灭了”。他非常喜欢“蔷薇色的梦”这个概念。

另一个影响周作人的事情，就是国民党政府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尤其是当时参与屠杀的不仅有蒋介石这样的军人，还有若干和周作人一样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这些知识分子领袖对该问题持支持或旁观态度，这对周作人内心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三体》小说里面压垮叶文洁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被一位志同道合并且非常信任的记者给出卖了，这个心态就有点像周作人在“四一二”时候的心态。

于是周作人这时候就开始写文章，开地图炮，说“把杀人当作目的，……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他还说“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绝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

到这里，周作人对本民族文明的态度已经和叶文洁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说有以上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人一定要做汉奸带路的。

我们看近代的这些民国大师们，哪个没有骂过所谓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鲁迅我们就不说了，很多学者就算一直说中国历史是假的、中国文明废物，到了抗战的时候，他们照样要讲中华民族伟大，我们的民族解放一定能够胜利。难道我们应该说这些学者的思想不独立吗？

图片中间人物为胡适

又比如另外一些学者，像胡适博士，虽然对中华民族自己的能力半点信心都没有，但是对美国的文明非常的自信，就像三体文明之上还有歌者文明一样。所以，胡适博士是绝对不屑于做日本的带路党的。

周和叶批判自己理性深刻 看待外人却浪漫幼稚

他们在批判本文明的时候非常理性深刻、非常不宽容，但对待三体文明和日本文明，却寄托了最浪漫的想象和最大的善意。

前面我们讲过，周作人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什么麻烦都是鲁迅帮他搞定了，所以他只接触到日本文化美学化的一面。周作人后来说自己喜欢日本那种“崇尚简素”、“清疏有致”的审美趣味和“爱好天然”的“人情美”。他觉得这个可以激发自己对自己出生的江南水乡的怀念，再引发自己的思古幽情。所以在周作人看来，日本虽然是异域，却符合他对古典中国的浪漫想象。

就像前面说的，周作人很喜欢日本白桦派的文学，他和那些具有贵族气质的日本文学家交往，更加让他认定了日本文明的特殊性，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情绪。但是我们知道想象和现实的差距是很大的，周作人自己的婚姻如此。

鲁迅和周作人他们的弟弟周建人曾经这样写道，说“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

现实的日本女性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但周作人估计也不想接受残酷的现实。

后来他太太经常发飙，但是他都直接认为是鲁迅的错，直接后来就导致兄弟失和。所以本来才华横溢、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最后落到了一个非常猥琐的结局。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的合照

说到这里，我觉得叶文洁和周作人有一个核心的相似之处，都是他们都相信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是文明中最好的一种人，自己有权去带领别人，自己也有权去放弃别人。虽然周作人的思想里，他最讨厌个人自由被干预，但是在他的心里却觉得自己有权去决定别人的自由，这还挺矛盾的。但是鲁迅是不同的，鲁迅不管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把自己放到普通人的位置上，所以鲁迅如此伟大。

汪淼是一个更“幸运”的知识分子

原著小说里面第一部另外有一个重要的角色，科学家汪淼。我觉得汪淼比很多人要幸运一些。首先他是个应用物理学家，而且他是个搞企业的，所以他思想比较实用，没有哲学，他也不会单纯因为理论和思想被颠覆，对世界绝望。

在故事里面，汪淼作为知识分子，他所缺失的一些东西，被史强这样一个常年在基层摸爬滚打的人给他补上了。

原著里面有一段两个人喝酒交心的谈话，可惜在电视剧里面保留了这个情节，但是对话被改掉了。史强先对汪淼说，干我们刑事侦查这行的，就是把好多看上去不相关的事情串联起来，串对了真相就出来了。他就说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情，他就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后台，要把世界的科学研究彻底搞垮，主要就是要让科学家们往歪处想，让科学家变得比一般人还蠢。

于是汪淼感叹说，你最后这句话真精辟啊。史强有点小得意，说你们这些科学精英都看不出来的事，被我这个专科毕业的大老粗看出来了，大家都不相信是吧？汪淼就说我信。

“世界上许多一流学者被伪科学骗得团团转，最后还为之摇旗呐喊。但伪科学最怕另一种人，他们很难被骗：魔术师。事实上，大量的伪科学骗局，都是被魔术师揭穿的。比起科学界来，你多年的警务和社会经验显然更有能力觉察这种大规模的犯罪。”

这是原著里汪淼的话，这段话很受争议。

这里我不知道刘慈欣是怎么想的，但是这就让我无端联想到日本历史研究有个著名的学派叫京都学派，其中有一位巨佬，这位巨佬曾经有一个主张，他就说中国是“文治”文明，虽然很灿烂，但是会钻入牛角尖，会僵化，所以中国历史不时就被外来民族的“武德注入”来拯救一下。

当然他这个主张明显就是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正当化。所以日本学者战后在谈论京都学派的时候都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因为京都学派与日本的侵略曾经发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位巨佬的观点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是同意他前半部分的。不只是中国的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制度和治理方式，它都可能会僵化。但是后半部分是不能同意的。我们民族和我们文明自身会独立自主地解决，就像汪淼身边有史强，叶文洁身边也有大兴安岭老乡一样，我们不需要三体文明来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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