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朱云汉的爱中国，岂是一个立场？

【文/ 石之瑜】

朱云汉教授过世，大量亲炙过的年轻同仁，争相为文追思。其中不少人（几乎如遵循一套公式般）表示，即使与老师对中国的立场迥然不同，更不赞同老师分析中国时，从他早年对民主自由的主张转向，也仍无碍他们破例怀念老师。

然而，朱教授近十年来毫不忌讳，尽情分析的中国谠论，岂是立场使然？他对中国所处局势同情理解，无惧诋毁。这样的坦然令人嫉妒。一妒他高屋建瓴、旁征博引的理论深度，让人不敢直视；但更妒他不回避、不隐藏的自信。

朱教授从数字与趋势中看到中国的发展，进而推敲其中的文化密码，是违反民主自由价值吗？他经历台湾治理体制的堕落与崩溃，反省民主自由制度难以为继，不也充满遗憾吗？是谁，在对台湾民主的挥霍殆尽，表现滥情的赞赏？

早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朱教授毕生追随的恩师——胡佛先生——已从中国的治理文化，推敲出台湾民主制度的危机。质言之，一个丧失群体共同性的分裂社会，无法实践民主自由制度。师生同忧，日后的发展果然如此。

一旦社群失去共同感，则人人担心受到侵犯，便充满攻击性，人人草木皆兵，便吝于互助。朱教授切肤感受胡先生所指出，这时的民主自由沦为斗争工具，只用来对想像的敌人制衡，甚至剥夺其权利，却对自己（人）放纵。

朱教授曾追随胡先生主张“内阁制”，正是忌惮“总统制”造成撕裂效果，会破坏国民相互尊重，刺激统治者及其拥趸，去剥夺政敌的自由权利。这时的民主选举，是在动员对敌作战，不是在选政府，无论谁赢，都会制造另一方沦亡的恐惧。

胡先生乃举文化大革命为例说明，听命于领袖的红卫兵，毫未解放，不过是以解放对方为名，遂行敌我斗争。同理，台湾的民主自由变成谁有资格当国民的斗争。朱教授说的绿卫兵四起，正反映这个群体崩解、民主堕落的时代。

朱云汉教授

创新继承胡佛先生的爱中国

胡先生之爱中国，是凛于肉体中国的沦亡危机，为了富强，浸淫西学，毕生致力现代化，鼓吹宪政。但后来发现，台湾殖民历史摧毁了在地的同群意识。他曾率先引进西学，目睹西学竟一再遭分裂社会滥用，变成压迫、斗争的工具。

痛定思痛的他说，民主化首先是回归祖国、重建群性的道德问题，故唯有追求统一的台湾，才能重振民主自由。他回忆孙中山对同志的告诫：救中国，不救大清。也就是，超越政权利害，集中心力在群的生存，才能推动现代化。

相形之下，朱教授之爱中国，是在分裂社会的条件下逐渐养成的。对他而言，那是既充满压迫，也充满诱惑；既向往西学，也怀疑西学；既属于中国，也不属于中国的一种既现实，而又不现实的双趋矛盾。

适逢全球南方对殖民历史发动批判，质疑母国事先种下独立后的族群分裂基因，导致现代化变质，则民主自由充其量是华而不实的海市蜃楼。朱教授在世纪之交就已注意到这股潮流，二十年后更称之为被“层层节制的自由主义”。

这概念不新鲜，街坊通称为“镶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有谁看得懂呢？朱教授别出心裁的翻译，扭转了主客尊卑，揭穿自由主义的外来性，更体现出在地社会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世纪更迭前夕，他对西学已然警觉。

奠定朱教授后半生学术志业的，一是胡先生对西学在各地的分裂社会遭滥用后的反省，二是全球南方探索非西方发展路径的士气如虹。朱教授犹驾驭中国崛起的教训，大规模地归纳评比中外治理经验，赋予中国无远弗届的世界性。

在改革开放所实践的非西方路径上，朱教授超越了胡先生面对西学的困境；在台湾分裂社会的压力中，他传承了胡先生对群性撕裂的诊断；在中国崛起的世界各地之间，他的高思释放了胡先生对民族沦亡的肉体危机感。

朱教授所爱的，是对分裂社会充满了政治启示、对台湾在世界中重新定位提供了战略启示、对反思西方现代化道路具备了知识启示的文化中国。那不是待宰的肉体中国，而是无穷的精神中国；不是危机，是解药；不是立场，是灵感。

朱云汉教授与恩师胡佛合影

爱护属于所有人的中国崛起

各界以“立场”描述朱教授的中国叙事，与其说年轻人透过文字，表现自己对老师政治“转向”的宽容，不如说是藉由对比他们自以为与老师的差异，来凸显本身的正确立场，表彰自己继续传承老师已经放弃的民主自由价值。

按民主自由的价值，凡涉及立场，由各人决定，旁人无由置喙，所以追思时，当然可把朱教授的立场摆一边。但既然摆一边，为何几乎人人不约而同还要画蛇添足说，我把立场摆一边？可见，不能摆一边的，正是表演追思的他们。

此间的追思文章，往往回忆老师的谦谦君子，温文儒雅，乐于助己。不这样回忆，如何合理化他们宽恕老师所谓的中国立场？但把他当例外来展示的这条公式，巩固了分裂社会的敌我想像。而他，决定用崛起的中国呼唤他们猛回头。

结果，表演追思的人高姿态地宽恕老师，是在掩饰他们对朱教授敲响的警世钟，惶惶不安——我们不质问老师，那老师对我们的立场也就无权深究。于是，他们自己如何进入现在的立场？动机何在？有多坚定？都逃避不面对。

换言之，若非他们亲炙过朱教授，他对中国的立场就不能摆一边。一旦遭遇不相识的觉醒青年，就得承受尖酸刻薄而不见饶。吊唁者的宽恕因而不是尊重他，影射的其实是对敌霸凌，但饶你一回的立场自白。

此何以胡先生在生前屡次提醒，民主化是道德问题。痛恨自己文化的统治阶层，必造成分裂人格与分裂社会，充斥侵略性、投机性、反覆性。认真面对全部自己，无惧于自己，才能对自己言行有责任感，而民主恰恰就是责任政治。

准此，朱教授所归纳分析的中国，不是他个人拥有的中国，而是一整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拥有的中国。能将自己的所有，加以爱护，不但能养成自由民主的文化基础，甚至能把受层层节制的自由主义，升华为文化涵养丰富的自由主义。

（此文为作者在“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暨环球两岸研究会”于2月12日举办《朱云汉教授追思会》上发言。感谢学者王雨舟与郭铭杰提示写作方向，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