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悼念朱云汉教授，他呼吁中国学者摒弃“附庸”惯性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维为】

惊悉好友朱云汉教授于2月5日因病去世，实在难以置信，他才67岁，我深感悲痛。我首先看了我们的微信联系：他给我的微信定格在2022年8月6日下午5点52分，当时我们中国研究院引进一位青年才俊，他获悉后十分高兴，发了几个点赞的表情包。去年9月我们筹备年度思想者论坛，准备邀请他出席，但从朋友那儿获悉，他罹患重病正在治疗中，我们期盼他早日康复。但没想到噩耗这么早就传来，呜呼哀哉！

许多往事仍然历历在目，云汉教授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交往的两段经历，一是2012年我们一起在春秋研究院和观察者网探讨台湾民主。二是2013年我们的台北之行，他尽地主之谊，我们既有受益良多的学术交流，也有海阔天空的茶叙神聊。

我们的研讨会于2012年7月26日下午在观察者网举行，当时定下的主题是“台湾民主：分析、评估与展望”，云汉教授和我先做了发言，然后是开放式讨论。我记得他谈到每次到上海都感到特别亲切，因为他母亲是常州人，16岁起就在上海生活，等于是上海人了，他家就住在离观察者网不远的长乐路，老房子还在。朱云汉时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并兼任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长，我们过去在欧洲见过面，但一直没有机会深入交流，但他深度参与的Asia-Barometer（亚洲动态民调）的许多成果，我是经常引用的。

2012年，朱云汉教授做客观察者网，与张维为教授探讨台湾民主未来

那天他从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浪潮谈到台湾“民主转型”。他说，如果仅用西方的民主标准，即通过选举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那么台湾已经进行了两次这样的选举，在这个意义上“台湾民主转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他谈到，在另一个层面，“在今天的台湾，如果去问民众对目前民主体制的观感，会发现一般民众的满意度不是很高，甚至低于‘民主转型’不那么充分的泰国、菲律宾等。这说明，在民主的理想和实际体验之间，台湾的民众遭遇了不小的落差”。

他还谈到，在政治体制上，台湾实行“半总统制”，“实际运作中，‘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容易发生冲突，引发政治对抗和僵局。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中，民进党掌握了‘行政部门’，而国民党占据了‘立法部门’，互相之间爆发剧烈对抗，付出了很高的政治代价”。他还提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韩国等地的发展型政府推动了当地的现代化，创造了“东亚四小龙”的奇迹。但台湾“民主化”之后，“政府在制定长远规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能力显然是减弱了”，而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包括“国家认同”等问题，台湾都面临挑战。

朱云汉探讨问题时的客观态度与学者风度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自己曾一度专注两岸关系研究，至2012年，已经访问过台湾7次，我对台湾民主的品质一直评价很低。那天我谈了这样的观点：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亚洲社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就采用了西方模式：如菲律宾、蒙古、吉尔吉斯坦、印度等，效果都很糟。以印度为例，1947年它的起点比中国还高一些，但现在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至少20年，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各项主要指标（如人均寿命，识字率，电力覆盖率等）都超过了印度。

另一类是在经济起飞后采用西方模式的，如韩国和台湾地区。他们是先采用了东亚模式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然后再转向西方民主模式的。换言之，如果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之初就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话，大概也就没有他们的现代化了。之后韩国和台湾地区照搬了西方体制，而新加坡和香港还大致维持了原来的东亚模式，现在谁发展得更好？应该说还是新加坡和香港，无论是经济还是反腐，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还认为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国家认同，而台湾做不到这一点。当一个社会的主流还是为“爱国”还是“卖国”而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个社会容易剧烈对抗。当民众对国家认同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政客也很容易打民粹牌，煽动族群对立来获取选票。

朱云汉教授主持的亚洲民主调查报告系列

2013年3月我和李世默、金仲伟、寒竹等一行应邀去台湾访问。我们乘坐的班机于3月10日上午10：50分抵达台北嵩山机场，云汉教授派他的学生赖佳贤来接我们。她带我们直接去北投区的水舍银光酒店与他共进午餐。随后我们又去云汉教授府上做客，受到他和夫人的热情接待。那是一个复式联体别墅，位于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上，但窗外看出去，周边的建筑有点凌乱，云汉教授说，“这里是土地私有制，很难规划，所以建筑比较乱，就个人来说，都追求利益最大化，整体利益往往就牺牲掉了”。我们还聊了台北与上海的比较，台湾几乎一直有上海热，而上海很少有台北热，我记得1996年我第一次访问台北，晚上逛诚品书店，发现里面设有一个专区，都是关于上海的书籍和杂志，《相遇上海》、《投资上海》、《移民上海》，等等。

我们晚上在台北世贸联谊社（第33层楼）吃饭，赵少康、李永萍（担任过台北市副市长）、林圣芬（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等都来了，大家边吃边聊。我记得赵少康谈到他80年代高票当选“立委”后，提议开放老兵探亲，当时蒋经国已病入膏肓，但最后还是说，政府官员不能去，其他就随便了，终于开放了老兵回大陆探亲的门。席间，我问朱云汉，回望台湾“民主化”过程，当初有没有可能走一条以协商民主为主，而不是对抗性民主的道路，他说非常难，因为一大批人过去被国民党迫害过，他们对抗性很强，而且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台湾大学政治系参加一个研讨会，云汉教授把我先介绍给他的老师胡佛教授，胡佛教授在台湾政治学界是泰斗级的人物，虽然他是公认的自由派学者，但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反对台独，支持国家统一。他握着我的手说，“我读过你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位神秘的大陆朋友送给我的，我看后也受到了震撼。我一直期盼有大陆学者能写出这样的著作，现在终于有了，非常高兴”。那天胡佛教授亲自主持了研讨会，我说看到您81岁高龄，身体如此硬朗，十分高兴。他说“心中有民族利益，人也延年益寿”。由此联想到大陆的所谓自由派公知，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为纪念胡佛教授，东亚民主研究中心更名为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图为朱云汉教授（左一）在揭幕式上

那天我们还是聚焦讨论民主问题。胡佛教授谈了一个观点：“大陆老讲国情不一样，这还是在西方话语里面转，我们要讲出自己的话语，国情不一样，不一定是落后，我们要发展出一些架构，形成一个理论。孙中山先生讲五权，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孙中山的东西不是拼拼凑凑，而是认真思考的结果。我们的‘监察院’有点像大陆的中纪委、审计局、信访局之合，我们的‘考试院’有点像大陆的中组部与人事部之合”。但他对台湾民主化后出现的“党争”乱象深感担忧。

在讨论如何实现“民治”的时候，云汉教授讲了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说，现在台湾的选举，不是选举而是“选国”，“民进党没有国家认同，说我们的宪法是中国人的宪法，所以双方就只能恶斗。好在大陆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只要有国家认同，建立制度认同就会比较容易”，那天还讨论了许多话题，有几位学者观点与我们不尽相同，但大家都能坦诚交流，随后又共进晚餐，相聊甚欢，整体氛围一直很好，这一切都离不开云汉教授的周到安排。

2015年云汉教授的大作《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在大陆出版，广获好评，他也赠送了一本给我。他把中国发展模式及其意义放在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历史坐标中进行论述，探讨中国兴起可能深刻改变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旧秩序。他这些年不断撰文呼吁中国人文社科学工作者摒弃“附庸”惯性，闯出自己的路。他在一篇题为《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文章中指出“无论是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中国学者都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也理当进行超越和突破，而不是继续做学术附庸”。这些都是我高度认同的观点。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仅以这篇小文深切怀念好友朱云汉教授，他的正直、睿智和学识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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