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高启强，原型在这

【文/吕德文】

一

黑社会是一面镜子。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黑社会就会呈现出相应的模样。

熟悉、研究1990年代的人们，很容易在人生经验当中找到高启强等一批鲜明形象的原型。

《狂飙》讲述的是2000年以来20年的黑社会进化史。作为“前史”，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形态，开启了21世纪初期的狂飙故事。

“90年代”其实是一个极其标签化的时代，社会有活力，却又极为混乱。在城市，国企改革在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却也衍生下岗等问题，催生了“旧厂街”这一社会意象。

住在旧厂街的高启强

在旧厂街，原属于同一单位，共同享受体制庇护的工厂弟子，分化为两个决然相对的群体。一部分“子弟”成了社会底层，在基层市场中刨食。年轻时的高启强便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他只想守住自己的鱼摊，有个小生意做，自食其力供弟弟妹妹上学。

一部分“子弟”则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摇身一变成了企业家。他们“安置”了不少下岗工人，掌握着很多底层群体的活路。高启强面对市场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们的敲诈勒索，不惜忍气吞声，源于农贸市场给的“活路”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90年代，市场经济在打开底层群体寻找活路大门的同时，也意味着它背后的一套规则，如竞争、弱肉强食，乃至于赤裸裸的等级秩序，嵌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承认或不承认，改革开放以后的黑社会其实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

有一段时间，经济学界曾探讨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强调要规范政府的有形之手。但从实践中看，市场经济的野蛮，其实也包括市场主体之间的无底线竞争，黑社会野蛮的市场竞争。

笔者在90年代中期上中学时，小镇上的厌学学生、不良青少年和社会闲散人员结成了团伙，社会秩序混乱，学校也很乱。我在初一的时候得罪了邻班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和校外的团伙组织有联系，一个号称“金刚队”的团伙头目，一只手残疾，人也不高大，但非常凶狠，气势汹汹地跑到我班上想找我麻烦，结果被我的班主任挡住了。但那家伙一只手揪着我老师衣领的情景，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在《狂飙》中，徐江团伙具有典型意义。作为一个具有黑社会背景的企业家，或者说作为一个披着企业家外衣的黑社会，他还保留了太多的90年代色彩——野蛮、张扬，既无视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又无视既成秩序的代表泰叔，在市场竞争中，不择手段，主动触碰底线。

徐江

某种意义上，90年代是一个粗糙的时代。在城市，下岗工人、上访、流动人口、社会治安问题层出不穷；在农村，农民负担重、干群关系紧张、基层政权膨胀等塑造了“三农”危机。这也就使得，基层治理变得极其艰难，大量依赖于非正式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

同样，彼时的黑社会都极为粗糙。它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野蛮粗暴的一面。其理想主义在于，很多团伙其实是底层奋斗的结果，团伙成员之间讲究道义，这也是当年香港古惑仔电影所彰显的精神。其野蛮粗暴在于，那时的团伙对暴力还极端崇拜，有些成员纯粹是为了争勇斗狠而加入团伙。

90年代粗陋的黑社会，算是时代的惊鸿一瞥。但它的精神，还在21世纪延续。

二

《狂飙》这部剧，其实呈现了两种具有普遍性的黑社会类型。

一是莽村。莽村的村主任李有田是一个村霸，他把持了基层组织，有正式权威，但其真正的权力来自于他在莽村这个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中，获得了非正式权威。并且，他儿子的斗勇斗狠，又进一步强化了其权力。可以说，他就是莽村，莽村就是他，乃至于，在莽村开发过程中，他竟然可以和区委书记讨价还价。

莽村团伙可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黑社会组织。在乱世中，一个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团结起来的村庄共同体，既可以是封建堡垒和土匪窝，也可以是一个礼治秩序下的世外桃源。所谓的士绅，可以是文明绅士，也可以是土豪劣绅，就看这个集团是为一己之私还是为了公共利益。李有田对莽村项目的开发，完全是假借民意为己谋私利，但他的确在为自己牟利的同时让部分村民获得更多利益，这也是村民愿意服从他的根本原因。

莽村团伙

进入21世纪以后，莽村这种极具封建色彩的团伙组织还能死灰复燃，源自于城市开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从组织特点上说，黑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有活力的社团组织”。城市开发会产生巨额利益，农民如何和高度组织的企业竞争？当然是得团结起来。但从笔者的调研经验看，绝大多数村庄在城市开发中，都很容易被其他利益主体分裂，被少数“钉子户”拖累，而恰恰是那种黑白通吃的“村霸”，反而容易将农民组织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莽村团伙虽然落后，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却有其存在的理由。

二是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已经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其业务主要涉及房地产和市政工程，组织架构上已经完全科层化了。剧中一直将泰叔当作“教父”角色来打造，但客观而言，泰叔的主要角色是董事长，他不愿触碰黑色产业，也不主张采用暴力手段，甚至还一度重用程程这个职业经理人，希望企业实现现代转型。

但建工集团还保留了部分宗法制特点。泰叔没有儿女，就认干儿子、干女儿，并将他们当作企业的骨干。这个和传统帮会，如耳熟能详的上海滩的青帮类似。只不过，青帮没有现代企业的壳。实际上，比较接近建工集团的企业组织，是德云社等演艺企业。这些演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现代企业，师徒之间本质上也是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从组织管理上说，通过拟血缘关系解决上下级之间的信任问题，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当然有利于企业的扁平化管理，也可以增强企业活力；但运用不当，往往是组织危机的总爆发。德云社出过几起师徒反目的事，这和高启强与泰叔反目，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总体上，德云社的事件中，师傅赢了；但在建工集团，干爹输了。

某种意义上，建工集团，或者说真正实现转型（或者说“洗白”）之后的建工集团，是所有黑社会组织不懈努力的方向。事实上，那些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的黑社会组织，都是因为采用了现代企业形式。

这倒不一定说现代企业形式就一定比较有活力和效率，而仅仅在于，科层制是防范组织风险的最合适的制度选择。在传统的团伙组织中，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团伙遭遇危机，并不是源自于外部压力，而是内部分裂。但企业化的黑社会组织，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职责边界和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会影响运作效率，但稳定。

说到底，黑社会的首要目标是活下去，而不是别的。

三

“旧厂街”很可能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团伙形式——哪怕是高启强后来夺取了建工集团的权，有了现代企业的形式，且还改造成了强盛集团，但以他为核心的团伙组织，始终还是没有摆脱“旧厂街”的色彩。

它综合的元素非常多，比如有传统血缘地缘认同，遵从行规，也讲究兄弟义气，甚至也有现代的市场运作方式。但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始终保留了一点“温情”。

“旧厂街”其实是单位制和街居制共同塑造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所孕育出的黑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制度色彩。

高启强、高启盛、唐小龙、唐小虎、老默，都是旧厂街最后一代国企“子弟”。他们的人生经历几乎一致，出生时都还受惠于单位制，童年时都遭遇国企改制和家庭变故。他们也有相似的人格特征，一开始都有老实本分走正道的正统意识，对街坊领居都还留存念想，念旧、懂得报恩。但正如高启强所说，一步错，步步错。他们走上歪道，是在那个上升通道极其有限的环境里，好不容易抓住了机会，实在难以割舍。

某种程度上，高启强“软肋”太多，其实是不适合走上黑社会道路的。《狂飙》里的大嫂很让人惊艳，是因为大嫂代表牵绊。高启强老谋深算，也心狠手辣，但一开始走上歪道是为了弟弟妹妹，越陷越深也是深受弟弟连累，最后无法自拔，还是受妻儿的影响。高启强如此，旧厂街的其他子弟其实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和时代际遇导致的结果。

高启强

我调查过几个类似“旧厂街”的团伙组织，他们在外面再怎么争勇斗狠，对街坊领居却是保护有加。其中有一个团伙，主要业务其实就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将街坊闲散人员组织起来，向沿街摆摊的外来小贩收保护费，但他们却对本村村民摆摊不收费，且还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他们。

向小贩收保护费，业务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多大的组织力，简单的组织就可以实现。因此，这个团伙其实没有多大的牵绊。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后，团伙很快就中断了保护费业务，但仍在街上宣示“主权”，2019年经过形势判断，连上街巡查都不去了。

四

一般的黑社会团伙都有保护伞，团伙越有活力，保护伞就越大。

在实际生活中，保护伞做得最多的可能不是在团伙出现危机的时候，帮忙去化解危机，也不是采用非法的手段，去为黑社会团伙谋取利益，而是“指导”黑社会团伙的生存。这包括，团伙活动的界限在哪里，如何规避风险，以及尽可能地将灰色利益“洗白”。

在《狂飙》中，无论是建工集团，还是强盛集团，都以房地产和建筑工程为主业。黑社会团伙去承建工程，开发房地产，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行业有暴利，更是因为这个行业符合黑社会的生存法则。

一个完全“规范”的房地产企业，很难去应对基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争夺，如“钉子户”坚持不拆，小团伙阻扰施工，有些基层小贪官非要制造麻烦，这些矛盾按照“规范”不是解决不了，而是实在太耗时耗力，得不偿失。相反，如果有一个有地方背景的企业合作，这些企业很是了解基层的矛盾点，也有的是非正规的办法，就会方便很多。

笔者在某城郊村调查时，有个在当地长期经营的房地产企业，已经驻扎了十年之久。该村早就列入了开发规划，但因政策变动，迟迟不得开始。该企业为了获得先机，就提前组建了一个项目组，驻扎在该村，帮村民交社保，甚至连村委会的开支也由公司承担。

可以这么说，项目组对村庄每家每户的了解，甚至超过普通村干部。而到时一旦启动开发，哪怕其它企业中标，怕也是绕不开这个先期入驻的开发商。

强盛集团不仅搞房地产开发，还染指黄和赌，以及高利贷，这可能和强盛集团选择的“靠山”不太牢靠，“指导”无方有关系。在莽村项目中，强盛集团的支持者是区委书记孟德海。而孟德海仅仅是从工作角度出发，觉得强盛集团“合适”，他并没有特别“保护”强盛集团。

赵立冬具备保护伞的特质，但他与其说是保护伞，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是黑恶势力——一个厅级干部，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指示他人去杀人。遇到他这样的保护伞，黑社会组织也倒霉。连高启强这样的人，也受不了他。

高启强的悲剧，当然首先要归于他自己的错误，但他确实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比如，组织大了，仅仅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信任关系，就解决不了管理和监控问题，他的弟弟涉毒，他知道这不能碰，但也无法控制。

还有，他最信任的旧厂街兄弟，虽对他忠诚，却也各有打算，由此闯了不少祸，他也无可奈何。再加上，他并没有真正过硬的靠山，他的靠山不是帮他的企业发展，指导其企业转型，而是不断给他增加麻烦，让组织越来越黑。

高启强的弟弟高启盛

在实践中，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很多黑社会组织要么被打掉了，要么就彻底转型，要么干脆解散了，绝对等不到2021年政法干部教育整顿来打击。并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进行过程中，就同时进行了“打伞破网”工作。

笔者调研的西部某市，几个专案，就把几个县的公安局长给打进去了，也打击了一大批腐败干部。而强盛集团却还在这个节骨眼上，代替泰叔和建工集团，想让地下世界继续泛滥，保护伞还继续保护，这是在逆流而动。

黑社会组织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只有覆灭的结局。

（本文原载于《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