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木：认定明清“闭关锁国”的人，你们才是“闭观锁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修木】

早几个月，《历史研究》登出一篇文章[1]，质疑用“闭关锁国”这个概念来描述明清时的中国是否合适。

本文将介绍十八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算是换一个角度，从国外的历史记录与研究，看看在对外贸易特别是海洋贸易上，中国算不算“闭关锁国”。

海獭皮与黄金环球航线

我们从《海獭皮、波士顿商船与中国货品》[2]这书开始讲起，作者James Gibson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研究历史地理的老师。书里讲的是波士顿商人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怎么跑皮草生意。

美国麻省周边——清教徒落脚的区域——其实是北美大陆上比较贫瘠的地方，论农作物种植不能跟美国南方相比，因此当地人跑海比较积极，波士顿是主要港口。在十八世末，他们发现一门赚大钱的新生意，只是需要跑远途。

在北美洲西北、太平洋沿岸，阿拉斯加、温哥华那一带，有许多海獭出没，而海獭皮是动物皮草之中最为珍贵的一种。当时那一带还没有什么人烟，陆上交通很不方便，波士顿商船在大西洋里需要往南走，过赤道，绕过接近南极的南美洲底部，而后又往北，从接近南极的区域跑到接近北极的区域，收购海獭皮。

跑这么远距离，花这么大力气，海獭皮一定得卖个好价钱。回程的帆船走到赤道附近，而后借东风往西走，穿过太平洋，目的地在广州。清代的中国对皮草有很大的需求，海獭皮在广州卖出去的价格要翻十倍以上。如此拿到手里的钱，还有更好的用途：从广州市场上买到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在美洲也是非常抢手的。卖掉海獭皮，帆船又装满中国货，而后还是往西走，走印度洋，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大西洋，回到波士顿，跑完一趟环球的黄金航线。

波士顿商船倒卖海獭皮的黄金环球航线

到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业化是在麻省周边开始的，其中不少资本就是靠跑中国生意积累下来的。当时的航海条件要比十六、十七世纪更为先进，船变得更大了，经度也可以测定了。开初是卖海獭皮，海獭被捕得差一点绝种；后来就变成卖鸦片了，美国的商船，做过鸦片贩卖生意的也不少。

康熙“开海”

卖海獭皮的故事在美国、加拿大时不时就有人提起，因为对他们来说不单是一桩好生意，也是北美西北地区太平洋沿岸开发的起点。以笔者本人的经历，第一次听到这些叙述，感觉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在明清两代不是闭关锁国吗？这闭关锁国之下，广州怎么成了环球倒爷的交易场所？

再多读一些西方历史著作，他们会提到十七世纪晚期即1683年的一件事。那时候三藩之乱平定，台湾收复，清朝坐稳，康熙下诏重新开海。

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康熙的诏令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开海之后，贸易政策在朝廷内部还是有争议，时紧时松，有不少是非曲折。但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这却是欧亚贸易的一次革命性变化。[3]

明清交替期间，欧洲帆船无法与中国进行直接、稳定的贸易。葡萄牙人在澳门有据点，但是已经没有什么资本、精力做亚洲贸易了。荷东印先在台南落脚，被郑成功赶走，之后基本上就是坐在雅加达，等着中国帆船把中国货运去印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落脚点主要在印度，只是偶尔来到厦门与台湾之间，做一些零散的买卖。

康熙开海之后，欧洲人终于可以来到广州，直接购买中国货品。这已经不是以前的三年一贡，也不需要派使节建立朝贡关系。帆船每年在特定季节都可以来广州，还可以在广州建立仓库。

但是康熙开海，并不是为了照顾欧洲人。中国自身就有对外来货品的需求，主要是对亚洲特别是南洋货品的需求。这里引用日本学者、来自广岛大学的太上淳，发在网站上的文章，便于大家去查阅[4]。文章的主题其实讲的是荷东印，但是讲荷东印得涉及亚洲的贸易网络。

停在广州黄埔的外国帆船,右岸有他们的仓库

对亚洲贸易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其次是印度。中国有最大的市场，而中国的瓷器、丝绸又是品质最好的。18世纪是康乾盛世，天下大致安定，而且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由此也带来消费需求的急速增长。

在食品方面，中国进口东南亚的燕窝、鱼刺、海参等宴席上的高档食品。在用品方面，需要进口金属锡、做藤器的藤条，还有特殊的木材。到十八世纪中期，清政府允许中国工匠去东南亚造船，因为那边的木材便宜；同一时期，又从泰国、越南南部进口粮食，主要是大米。中国也一直进口胡椒，而且是胡椒的大买主，比欧洲人买得多。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从广东、福建下去的商人，在泰国、越南种水稻；在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种胡椒、开锡矿；在菲律宾伐木、打捞海产。有中国需要的特产，人家也乐意拿来贸易，换取中国货品。

波士顿商船拿着珍贵的海獭皮，不远万里来广州是找对了地方。但是那些海獭不是美国人发现的，最先在那一带倒手海獭皮的，其实是俄国人。俄国在北边占着那么大一块地，背后有一条经济因素。

那里是高寒地带，人烟稀疏，农业出产很低，工业化之前开发矿产也很不容易。但是从高寒地带的哺乳动物身上扒下来的皮，也就是所谓的皮草，不但披着很保暖，看着色泽光润，摸着也很柔软，在欧洲、中东、中国都很抢手，算是北方丝绸之路周边的交流上一件很珍贵的商品。

蒙古帝国崩溃之后，俄国开始向西伯利亚扩张，主要的动机就是搞皮草。只是高寒地带的动物数量有限，而且捕少见少，俄国人的搜索范围因此越来越大，到十七世纪中期来到中国边境，开始与清朝发生冲突与交往。而后他们又进一步走过冰天雪地，摸到太平洋的东头，到十八世纪中期在阿拉斯加建立落脚点，其后继续向南，一直摸到旧金山。从白令海峡到加州的范围，他们发现大量的海獭，开始在那一带捕捉，海獭皮可是比貂皮贵好几倍。

海獭

这一发现的消息后来走漏出去，在加拿大的英国人、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还有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人，也就跟着过来掺和一把。这才有了波士顿商船那条绕着地球兜一圈的“黄金航线”，但是皮草货源的大头却还是掌握在俄国人手里。走的是冰天雪地之中的马帮商队，主要的贸易点在蒙古的恰克图，当时在大清与俄交界的地方；大量属于奢侈品的皮草从那里流入中国，换取我们的茶叶、丝绸等货品。

所以不管是南边、北边还是东边，都跑来跟中国贸易。

但是在历史叙述之中占位置最重的，还是西边来的帆船，特别是荷兰、英国那两家东印度公司。虽然总体来说，欧亚的贸易量远比不过亚洲地区之间的贸易量，但欧洲人与中国的贸易有两处特别。

第一是他们基本上无法出产任何在亚洲畅销的产品。不但对中国是这样，对印度、日本、东南亚也是一样。他们能与亚洲贸易，主要靠的是从美洲流入欧洲的白银。

第二是到十八世纪，他们进口的货品也有些特别，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节节高升。在十七世纪，被东印公司带回欧洲的茶叶，本来只是给贵族尝一尝鲜。到康熙开海之后，购买茶叶变得容易，喝茶竟然在欧洲普及开来，从王公贵族到中产阶层再到一般百姓，都有了这样的需求。

只是在当时茶叶是中国的特产，只能在中国买到。欧洲新生的消费需求，得用大量白银的输出来满足。到接近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人看着买茶叶的白银越花越多，觉得要维持不下去了，开始向中国输运毒品，最后导致鸦片战争。

十八世纪画作之中，拿着中国进口的瓷器喝中国茶的英国贵族

当然，朝廷对外国商人、水手的确有许多限制。

比如，帆船进入广州，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通常每年在夏末欧洲帆船乘南风到达广州，入冬刮北风的时候离开，其后不许任何外国人留在广州。这样的规定在现在来说看着奇怪，但是欧洲人来到中国沿海，带来过不少冲突、骚扰，官府有防备之心是自然的事。

到达广州之后，欧洲人只能待在黄埔，不许随意进城，随船不许带女子，据说是为了让他们无法在广州久留。在黄埔期间，他们也不许逛窑子、上花船，违者会被送进大牢。还有，他们也不许学中文，显然是防备他们套取情报。这几项规定其实与日本长畸港将洋人限制在出岛上的做法相似，只是日本准许当地烟花女子进入隔离区为外来水手服务。

在贸易淡季离开广州的欧洲人，一般是去澳门歇脚。葡萄牙人仍然以租用的形式管理澳门，但是已经没有跑贸易的资本，当地的经济失去了十六世纪下半叶的繁荣。不过，它却一直是欧洲人进入广州之前等待允许的停靠点。

朝廷也利用澳门，对外来的帆船进行过滤。欧洲帆船要在澳门找向导、翻译，欧洲水手若是行为不轨，朝廷也会找澳门问责，到澳门拉人。在法律上，澳门仍然归香山县管辖。闹出什么人命案子，特别是有中国人牵涉其中的时候，必须交给香山县衙门审理。

十九世纪欧洲人画笔下的澳门

康熙开海给了澳门又一次机会，几家东印度公司都要在当地向葡萄牙人租房子。生意做大之后，这些房客可是要比房东富裕得多。与没落时期相比，澳门有了不小的起色。它这个落脚点的角色要一直扮演到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割走香港，另立门户。在那以后，葡萄牙人才借着欧洲列强炮舰的威风，压迫清政府，将澳门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

从洋人的角度来说，广州的贸易安排自然很不如意。除了那些限制规定之外，负责贸易的户部官员不直接跟洋人打交道。有什么事情，从买卖、上税到纠纷，都要通过公行来代理。其中最有名的是广州十三行，即十三家专门当买办的公行。到十八世纪下半叶，清政府规定只有广州作为开放口岸，十三行实际上是垄断了相关的贸易。公行买办在外商之中的口碑很好，做事有信用，有效率，不耍那些短斤少两的小滑头[5]，但是澳门、广州黄埔之外的广大地区对欧洲人禁足，十三行的垄断让欧洲人觉得很不满意。

但是总体来说[6]，这些限制并没有阻碍中国与各地的海上贸易往来。就贸易量来看，广州的地位尤其特别，在当时的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在现代国外历史学者的笔下，清代的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7]。

闭“观”锁国

按现在的标准来看，清朝对外商、外贸的管理方法很严格。这些举措时常被人当作“闭关锁国”的证据，问题是，在“闭关锁国”之下，这个世界贸易中心的位置是怎么来的？指责清朝“闭关锁国”，很容易给人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以为因为海禁，中国没有多少海洋贸易，甚至以为那时候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是脱钩的。

这些错误印象根深蒂固，以致《历史研究》的一篇论文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像香港岭南大学毛升教授最近在《亚洲周刊》上写的反驳文章，就是一例。他写道：

“明清中国并非‘闭关锁国’的说法并不新鲜。美国的中国史课堂上，美国教授们多持该观点。倒是我们中国内地出国留学的人，认为过度美化了晚清政府，忍不住要纠正外国人的错误认识。可惜徒有中国人才懂中国史的自信，说英文笨嘴笨舌，无力舌战群儒，早早败下阵来。”[8]

毛升教授显然是在美国读过书，自然知道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们多半并不认同“闭关锁国”一说。但是在这段说中国人“败下阵来”的表述中，毛教授忽略了一件事：说起对华贸易，那可不只是中国有历史记录；跟中国做买卖，也是人家历史的一部分。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40至1836年间，每年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总重量

上图来自伦敦大学一个研究茶叶历史课题组的网站[9]，相应的原始数据出自十九世纪中期英国议会的文件，显示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八、十九世纪每年进口茶叶的总重量：1740年，一年已经要进口约两百万磅中国茶叶；到1830年，进口量已超过三千万磅；到1833年掉下来，是因为英国政府结束了东印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

英东印在英国是垄断亚洲贸易的上市公司，留下海量的原始记录。它后来需要政府出手相助，又留下许多相关的文件。几代英国历史学者以这些记录为基础，做了许多研究。这张图里的数据虽说只是英东印一家公司的情况，却非常直观。

我们知道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人还没有喝茶的习惯；到十八世纪中期，每年的进口量有数百万磅；到十九世纪初，每年的进口量达到数千万磅。如果清朝闭关锁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增长吗？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就不能去读一下别人的相关研究？

当然，明朝、清朝都有一个老毛病，那就是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有限。在人口、规模、经济、贸易上，当时的中国都处于优越的位置，因此有一份特别的自信，以天朝上国自居。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清两代的确闭“guān”锁国，但是，闭的不是“关口”的关，而是“观察”、“观念”之中的“观”。

参考资料：

[1]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代“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第4页。

[2]Gibson, J. R., Otter skins, Boston ships, and China goods : 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 1785-1841.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ontreal, 1992)

[3]Coates, A.,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 prelude to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1988); pp.33-34

[4]Atsushi, O.,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Rise of Intra-Asian Commerce.  Sept. 15, 2013 https://www.nippon.com/en/features/c00105/

[5] Carroll, J. M., The Canton System: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The Contact Zon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2010 50 pp.51-66.

[6] Rawski, E.S., Naquin, S. A New Look at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5.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18 78 pp.491-514  https://muse.jhu.edu/article/725777/pdf

[7] Frank, A. G.,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1998)

[8] 毛升，争议“闭关锁国”，《亚洲周刊》，2022年39期。

[9] Mauger, M., Charting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Oct. 17, 2013. https://qmhistoryoftea.wordpress.com/2013/10/17/charting-the-east-india-companys-tea-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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