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未来各国经济水平可能完全取决于该国APP数量
【演讲/张军】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与特色
数字技术的出现正在改变我们熟悉的经济形态和市场组织结构。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大规模应用，过去六百年以来由欧洲崛起、早期工业化进程和航海贸易扩张所造就的全球经济版图将会受到强有力的挑战甚至被颠覆。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型上不断增加投入，数字经济的关键作用愈发凸显。与此同时，大量出现的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数字平台颠覆了我们对传统市场定价行为的认知。透彻理解数字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立足科学研究创新来指导和改善政府监管，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友善而广阔的空间，现已成为国家支持数字平台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的当务之急。
数字经济的根本性变迁：从传统“单边市场”到以平台为支撑的“双边市场”
现在，人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数字社会中，但对于什么是数字经济，全球的经济学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在我看来，经济的数字化是数字经济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充分。当前，我们有大量数字化经济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产生了新的经济领域。例如，当下非常火爆的名人带货，和传统的名人代言做广告并没有本质区别，不是真正的数字经济。
只有当数字化的经济活动进入到一个平台，数字经济的新领域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一定程度上，数字经济可以被看作是巨量APP的加总，具有熊彼特提出的所谓“创造性摧毁”（Creative Destruction）效应，即在创造新经济活动的同时摧毁传统的经济活动，并通过这一过程推动整个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变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提出著名的“双边市场理论”，打开了我们延展市场经济逻辑的一扇窗口。过去，我们理解商品定价其实是供求双方加总以后形成的市场力量在供求双方之间达到一个均衡，进而形成价格，任何一方力量的改变都会影响定价。但是，就微观个体而言，作为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人们会因为供求双方的力量博弈而获益，也就是获得所谓的消费者剩余或者生产者剩余。
然而，当前大量数字平台的出现却颠覆了传统的定价机制。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不断迭代使市场变得越来越“薄”，近乎透明，从而形成一个社会化市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再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是通过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的参与与互动来共同决定。基于数字平台，生产和消费双边的流量本身就可以决定盈利能力。
英国《金融时报》曾对基于平台的数字经济活动发表过一个精彩评论：“如果你没有付费，那么你就是产品”（if you’re not paying for it, you are the product）。数字平台的产生看上去为广大消费者创造了大量免费服务，但由于双边市场下定价机制的改变，消费者仍然要为“免费的午餐”付出成本。
与此同时，大量数字平台的出现还使数字经济真正成为可共享的经济。平台每多服务一个客户几乎不增加任何成本，即边际成本趋于0。这可谓是颠覆人们认知的发现，因为在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当边际成本为0时，市场竞争会让这个产品变为免费的。
换言之，在双边市场上我们不能把价格看成是给定的，而是由市场的双边被吸引到平台的策略所决定的，所以很多情况下提供免费服务就是一种定价策略。
同时，由于双边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或网络外部性，平台的价格结构和定价行为变得十分多样和复杂，需要专业的经济学家团队去做纯理论研究才能找到合理解释。
而这也意味着，政府对数字经济的监管虽然是必要的，但要立刻获得可以遵从的原则，并没有那么容易。那些建立在单边市场上用于确认垄断或竞争的原则，包括更高的价格、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少的商家等，都面临着被重新审视的需要。
因此，只有通过大量科学研究来加深对数字经济运行深层逻辑的理解，才能有效指导和改善政府对数字经济的监管。
昆明：第六届南博会 数字经济馆以智慧蓝为主色调亮相。图源：视觉中国
发展数字经济，成就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提升平台化水平
数字经济这样一个全新的，由技术而非资本驱动的新经济形态，会令过去在传统经济领域不具备相对优势的国家一跃成为新的领头羊，进而改变未来数百年的经济版图。
相较于人口较少的国家，人口众多的国家将可能获得更多的发展与扩张机会。这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
中国具备数字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且我们在数字经济上的发展优势，恰好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相匹配。
首先，数字技术的开发和迭代需要海量数据。尽管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但人均数据量却比美国高得多，在大数据生产上具有天然优势。其次，中国14亿人口所带来的超大需求规模稳居世界首位。由于人口多、国家大、版图大、市场规模大，我们又能够变换和衍生出无限的应用场景。
与此同时，中国在过去数百年间从未停止人力资本的积累。不断扩张的人口和持续进步的教育科研水平，使得我们成为人力资本积累极为丰富的国家，再辅之以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使得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巨大潜力和超大的机会与空间。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仅依赖资本投入还远远不够，增强平台化能力在国家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经济所能实现的平台化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数字经济发展高度。未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有可能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产生的APP数量。
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景保持积极乐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将有利于提升中国数字经济的平台化水平，进而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的新机遇，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可以预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随着双边市场的不断演进，将会形成一个更加开放的巨大数字生态系统，平台之间也将逐步构建有序的市场结构，实现共享繁荣，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打下坚实的基础。
理解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发展新进程的深层逻辑，亟需理论创新
数字经济是一个存在巨大未知领域的经济活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已经跟不上时代变化。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贸易是一个“横向分工”。中国生产低端的产品，美国生产高端的产品。
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小到智能手机，大到波音客机，美国的高端产品往往都有着中国的大量贡献。当然，中低端的产品也同样包含着发达国家的参与。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发展让过去很多不可贸易的东西，在今天都变得可贸易。由此可见，关于贸易分工的传统理解已不再完全适用于当下。
然而，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仍然在使用服务业、制造业这些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已提出来的概念。许多经济学家甚至还在探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例应该达到多高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应当看到，时代的变化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今天再去谈论第二、第三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实体和虚体经济，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等概念，都已经非常过时。产业边界最终会被打破，服务业、制造业、农业之间的界限会变得非常模糊，数实融合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因此，我们亟需跳出古典的概念体系，重新认识急剧变化的世界和时代。与其拘泥于给新兴事物强行贴上传统的标签，我们更应关注增加值，关注效率的提升，重视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有着超大的应用规模和场景。这为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和理解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和双边市场的演进原理，建构数字经济领域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案提供了丰实土壤。
在未来的三十至五十年内，数字经济将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需要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保持开放、友善的心态，对数字经济领域的监管也应建立在更加科学的研究之上。借助数字经济的“东风”，中国将稳步迈向发达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