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苹果树”长出“范式转换”新枝丫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的庭院内有一棵苹果树，市人大代表、上海流程智造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贺仁龙几番来调研，就发生在这棵树下。

据称，这棵苹果树的母枝来自英国伍尔斯索普庄园。牛顿看到苹果落下，萌发了关于万有引力的灵感，以超前的思想力、敢闯敢试的探索力，一举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向。近3个世纪后，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将这样的科学革命定义为“范式转换”。

如今，“牛顿苹果树”在上海这片创新创业热土上枝繁叶茂，激励着这座城市以“范式转换”的科学意识与能力，重新理解创新、重新定义规则，让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持续增强，以人才为创新内生动力，以更有效的路径实现城市转型、提升城市能级，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质”的提升，赋予“质”新的内涵，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掌握主动权。

靶向攻关，“集团军”助推科创新引擎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上海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这一表述引起贺仁龙的关注，联系“十四五”规划中强化“四大功能”的重要任务，“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显得至关重要。

怎么做？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

贺仁龙说，上海近年来依托自身雄厚的科创力量与资源，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创新突破。然而大部分创新为单点式、离散化的技术攻关，缺少整体性、集群式技术创新协同，在核心领域关键环节仍存在裉节难题和卡脖子问题，难以形成创新竞争合力。

要弥合产学研之间的罅隙，亟需科学范式的转换。

作为一名研究学者，贺仁龙认为首先是顶层规划先行：面向三大先导产业，重大战略攻关的任务目标一定要明晰。“现存的问题是，技术专家和理论专家在研究立项的过程中，把握产业的目标和导向不够精准，建议引入科技战略型的咨询专家协助，梳理关键领域技术路线图以及痛点技术清单，靶向攻关，打造上海面向先导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技术底座和创新蓝图。

具体手势上，要探索实践有组织创新模式，形成新型结构体制的科研攻关。“宏观地看，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现状，不论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团队，本质上仍是单兵作战，未能形成组织化、协同化的科创态势。”贺仁龙建议，搭建专业级孵化器和平台，吸纳政府科创基金和社会化资本，打造科创“集团军”，有组织地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和规模化的产业化工作。

机制变革，下放自主权构筑大生态

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产业生态同样需要“范式转换”。

对于市人大代表、市科委基础研究处处长宋扬来说，大环境的“范式转换”是切身感受。以往科研管理，一般是以学科和领域为横坐标，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为纵坐标来分类。但近年来，“我们看到学科交叉不断涌现，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过程也越来越短，某些领域的基础研究突破了科学原理后，会直接形成新的生产力，也能够为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底层科学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由政府征集、评审、管理科研项目的机制方面做一些突破。”

她特别留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基础研究特区计划和“探索者”计划作为专门名词进行了解释——基础研究特区主要是把选项和管理的自主权下放给一些基础研究优势比较突出、特色比较明显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把项目的立项权交给一线最了解科学家和科研团队的人，集中资源稳定支持，营造宽松环境。探索者计划是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出资、出题、选项、评价，希望能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

市人大代表刘文聚焦人才生态，除重视顶尖领军人才，也关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潜力股”。“如何在政策上给予他们更多关注，比如说教育、居住、落户的便利和关心，让他们留得住，这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长远储备。”

市人大代表江天熙提出，打破部门壁垒系统集成“政策包”，增加人才政策传导力度。多部门联合形成合力，形成全周期人才服务体系，覆盖从落户—安居—职称评定—项目申报—企业资质申报的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她建议通过政策“组合拳”和“工具包”将分散在各政策文件中的重点举措分类汇总、优化完善。通过个人办事第一人称视角梳理时间线和执行链，通过流程再造将串联事项优化为并联办理，实现政策“一键兑现”“免申即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