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娟、夏柱智：我们回乡调研，发现老人对新冠的看法跟许多人想的不一样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海娟、夏柱智】

据媒体报道，2022年12月以来，各地经历了新冠感染高峰，近日，多地发布最新研判，已度过第一波感染高峰，发热门诊持续下降。

2023年元旦，我们回老家关注了一下农村疫情防控情况。这是距离省会武汉约150公里的农村，农民普遍外出打工，村里主要留下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而我们的了解结果，与上述研判基本一致，此外我们也获得了一些与大众想象可能不那么一样的认知。

农村度过了疫情高峰期

我们实地采访了附近4个村的乡村医生，发现疫情集中暴发的时间是在12月中旬，和省会城市武汉时间差不多，到12月月底，疫情高峰已经过了，村卫生室已回归正常状态。也因此，他们有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

疫情高峰是村医依据输液打针状况来估计的。正常状况下，张村卫生室吸引的患者比较多，一般每天打针不超过10个人，但在疫情进入高峰的12月17日，当天一共有173个人打针（并不全是张村本村人），为此村医请了1个人帮忙照料。而我们访问的另外3个村医报告说，最高峰的那一周，每天有50~60人打针（村医估计一个村大约有300人打针，占常住人口的1/5左右）。

村民在村卫生室输液（作者供图，下同）

打针的高峰从12月14日左右开始，持续了一周多。2023年1月5日，我们看到还有村民来打针，打针人数已恢复到平时数量。按照村医们的估计，95%的农民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也已基本恢复，我们元旦回到家乡，没有看到卫生室繁忙的景象。

据4个村医报告，村庄最近20天去世的人分别是0人（张村，1800人）、0人（坪村，1700人），2人（周村，1500人）、4人（军村，1400人）。其中，死亡人员绝大多数是有基础病的老人，大家将其作为“自然死亡”看待，和新冠病毒感染关系不大，也没有人测过抗原或核酸。全镇目前报告了一例不到40岁的年轻人去世的情况，原因是尿毒症，这是该乡镇最近20天去世的唯一年轻人。但是从医疗的角度，村医并不认为这是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村民们更不会如此认定。

村医还报告说，从村庄转诊的重症病人不多，一个村就那么几个。如果引发的基础病并不严重，村医就把病人转诊到乡镇卫生院和县市医院，也是打针，不过那里很拥挤，没有床位、没有人照料，县医院也劝大家回到村里治疗。比如我的邻居，80岁了，有肺气肿，到市里医院拍片，双肺已经感染。市医院认为住院和在村都是打针，让她回村里治疗，医生上门服务。

问到“农村是否有普遍的恐慌心理？”村医报告说，“放开之前怕，开放之后不怕。”理由是：在放开之后，很快就达到疫情高峰，也没有引发严重的后果，因此村民们也就很快没有了恐慌心理，回归到正常生活。

周村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曾经由于疫情关了好几个月，元旦期间又重新开放了。老人们表示，“大家都已经感染了，也都已经恢复了，没有必要再害怕了，可以继续正常地生活了。”周村还开始了夜晚的广场舞、舞狮舞龙训练，为春节期间的节庆活动做准备。疫情过后，大家也终于可以过一个团聚的春节了。

大家开始为春节期间的节庆活动做准备

疫情防控，村医扛起了重担

村医是国家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在家乡的农村，村村都有“村医”，村医使用国家建设的卫生医疗室或自家房屋，为本村及附近村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可以说，这次农村疫情防控，村医承担了主要的角色，为保障农村基本不缺药、农村不慌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村医是非常稳定的职业，也是令人尊敬的职业。我们访问的村医都是“夫妻档”，一般是村医问诊、开处方，其爱人负责配药、打针、护理等（也接受过基本的医疗卫生培训，具有相关资质）。

一个村庄的村医能够获得大约10-20万元收入，其中从国家获得的公卫服务、基药等补贴有2万元左右，可见村医大多数收入是个体经营所得。村医多接诊病人，就可以多获得收入，因此有很大的动力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

但是，村医并不是完全为了收入才为农民提供服务的。长期在村的村医形成了一种责任感，他和这些农民是熟人、是亲戚朋友，从职业角度，他有照料这些留守人口健康的责任。也因此，相比于村干部，村医更能够得到农民的尊敬。

应对集中暴发的新冠病毒感染，群众相信村医，而村医也有能力应对。高峰期那几天，由于打针的农民太多了，村医非常劳累，不过即使自己也感染了，也在支撑，为群众提供服务。比如我们采访到的张村明医生，感染之后，睡了一晚上，服用了一副中药，第二天继续正常工作。她的爱人感染后发烧，忙了一天后晚上自己给自己打针，第二天照常工作。

村医在输液打针过程中，主要使用三类药物：一是抗病毒的，二是抗感染（炎症）的，三是加强营养的，都是平时最常用的。病人的打针天数不一，根据症状轻重判断，有的人一两天，也有人打了一星期。

农村打针的比例高，一是因为这已成为一种治疗习惯，比如发烧了，村医认为病情比较严重，需要打针；二是很多村民主动要求打针，他们认为吃药的速度太慢了，打针好得快。在这次疫情传播过程中，打针后治愈效果良好，减少了重症、死亡情况的出现，降低了疫情对农村弱势老人群体的冲击。

经过和村医们的交流，我们认为，相对于城市大医院，村医在应对农村新冠疫情时有几大优势：

一是村医能及时便捷地为村民提供服务。

治疗新冠病毒感染需要及时，对有基础病的、体弱的老人尤其如此。村卫生室距离村民住宅不远，村医和村民很熟悉，都有联系电话，是典型的“社区家庭医生”。即使是最忙的高峰期，需要打针的村民也能较快地打上针，不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二是村医可以免费上门提供服务。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如果确实需要打针治疗，村医会上门服务。疫情高峰期时，村医的精力相对有限，而在非高峰期，村医上门服务是常态。

而且，村医上门服务并不收取额外的费用。换言之，上门服务既是一种习惯，也受村医和病人之间长期联系形成的“情感”所驱动。在一些家庭，村医上门服务老人，甚至比后者的子女更勤快。

采访的村医之一

三是村医的诊疗费用便宜很多。

村卫生室治病没有大医院那么多流程，也没有昂贵的药品，基本都是平价的普通药物，治疗感冒发烧等病症的药物是标准化的。这是国家的要求，也是由农民收入所决定，昂贵的诊疗难以被农民所接受。在村卫生室，平时一针20-30元（针水比较多的要50-60元），和大医院输液价格相比非常亲民。

四是能掌握病人病情及其家庭状况。

村医们长期扎根村庄，很少流动。他们在平时治病过程中和群众打交道，比不少村干部还要了解农民基础病及家庭状况，能够准确地评估病毒感染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并进行及时干预。

在城市，因为医生对病人病情相对不熟悉，需要先进行各类检查，输液打针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估。而在农村，村医一眼就能看出病情进展程度，并迅速判断是否需要打针以及时遏制病情。

五是村医可以提供情感关怀。

相对于村干部和农民，村医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熟悉亲密的。无论是在卫生室打针，还是在家里打针，老人可以和村医聊聊天，排解生活苦恼。有的老人打针治病费用较高，村医也会安慰道：“你先来打针，费用不用你现付，过年你儿子会给的。”帮降低老人的心理负担。

有人担心村庄缺药的问题。调查显示，家乡的农村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确实很多村民（特别是老人）没有储备药物，病发后到卫生室接受治疗，村医会为其提供药物。除了西药，有部分村医会使用中药。如果打针用药不够，村医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优先给病情重的农民打针，让轻症患者回家吃药。讲究病情轻重，照顾弱势群体，这符合农村伦理，避免了医疗挤兑。

在平时，村医购药有两种基本渠道：

一是基本药物，这是集中配送到卫生室的。但疫情高峰期，治疗头疼发烧的基本药物供给不足。

二是市场药物，根据自己的需求及人脉关系，从医药公司进药。在疫情高峰期之前，有的村医日常储备了不少药物。疫情高峰期，医药公司没有时间送药，村医要开车去抢药、运药，但价格也不会比基本药物高，有的药物甚至比政府分配的还要便宜，农民能够接受。

老人去世，大家平常心对待

疫情期间，农村老人的“超额”死亡率有一定的增加。疫情高峰期，每个村的死亡人数存在较大的差异，上文已经提及。

但从我们的观察及和村医、部分老人的交流来看，大家心态总体比较平静，能够坦然接受。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方面，村民认识到这个病毒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死亡的基本上都是有基础病的老人，绝大部分人都是安全的。

这和国家宣传是一致的。在防疫政策放开以前，村民对新冠感染尚未形成科学的认识，有点恐慌。疫情来了以后，大家发现新冠感染也不过如此。正如一个村民所说：“新冠感染对小孩和年轻人的影响不大，这最好，没有基础病的人也死不了，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访问过很多家庭，小孩子都是恢复最快的，快的一天，慢则两三天，几乎没有打针治疗的。当地的中学九年级12月21日就恢复了线下上课（和武汉不同），学生发烧了就回家吃药休息，好了就来上课，不需要核酸检测。

另一方面，村民将老人死亡作为自然死亡看待。村医、农村老人总是提醒我们，“每年冬天最冷的那一个月，都是农村（有基础病的）老人死亡高峰期，这和病毒没有关系。”

没有人清楚，也不关心近期村庄中的老人去世是否因新冠感染导致，老人去世后的仪式和平时也并无不同，白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家同样挤在一起吃酒席。村医和政府也不专门统计新冠感染死亡人数，如果要确诊新冠死亡，特别复杂、麻烦，基层也基本没有那个能力。

“白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即便是老人的亲属，在老人生病的过程中，他们也差不多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平时，农村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病后一般也不进行精心治疗，认为“该走了”。新冠感染没有改变农民日常的医疗行为。在大家的观念中，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将高龄老人送到医院治疗的意义不大。

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能够生活自理，子女都希望他活到100岁，如果不能生活自理，老人自己都讨嫌自己。”“这个病对老人是顺腿路。”

可以说，农民面对死亡的态度，可能没一般舆论想象的那么消极，这是疫情没有产生心理冲击的观念基础。

农村疫情防控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农村疫情快速达峰并没有对村庄秩序产生很大冲击。至少在我们家乡这样的农村，已经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第一轮疫情高峰。

不过，农村疫情防控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大部分农民依靠村医就可以应对新冠感染，但一些特殊群体的需求超出了村医的服务范围，需要各方面主动关心，乡村组织、县市医院、老人子女等各个主体应该有针对性地发挥作用，补上防疫短板。

具体说来，第一，农村老人医疗卫生观念跟不上，需要加强农村健康公共服务的宣传。

新冠感染是集中暴发的，村医只能保证给农民打针、提供基本药物，其他的公共服务很难兼顾。城市以年轻人为主，可以利用网络，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但是对农民尤其是老人而言，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存在很多困难。

部分农民还没有全程接种完新冠疫苗，村干部催促其接种也没有用，原来为完成打疫苗的指标任务，村干部负责接送并给小礼物，现在没有这种服务了。而且有的老人没有意识到打疫苗的重要性。

另外，农民普遍不清楚新冠感染的居家治疗方式、病后注意事项，以及基础病的预防方式等。有些人就是在平时，也不完全按照处方、医嘱吃药。按要求，一些病人病情较重，每天都要来打针。但不少病人病情稍好转就不来了，病情恶化了再来看看。有一个老人打5针，花费了10天时间，时来时不来。

这些都是农民缺乏疾病治疗知识的体现。完全依靠村医力量，很难为农民提供疫情防控知识、健全的公共服务等。这个时候乡村基层组织和老人的子女就应该参与其中。

第二，要高度关注留守独居老人的照料问题，发挥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的作用。

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超过了20%，农村老年人口中超过80岁的也在日益增加。和六、七十岁的老人不同，高龄老人多患基础病，有的行动不便，对现代通讯方式并不擅长。

一个80岁的女性老人，其老伴8年前走了，她一个人生活，两个儿子都在打工，媳妇在县城照料孩子，平时很少回家。新冠感染高峰时，她一个人扛了过去，感到不适，没有找村医，也没有打电话告诉子女。这样的独居老人一旦病重，就可能发生悲剧，需要乡村基层组织多加关心。

在全国农村调查，我们就发现有的独居老人因为无人照顾吃不上饭，极端的案例是独居老人因为患病疼痛难忍，选择了自杀。他们是弱势老人中的弱势老人，需要重点帮助。

结语

在党的二十大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背景下，如何以疫情防控为契机，促进基层政府、村级组织，最大程度掌握村庄留守独居老人情况，建立村庄互助养老组织、老年人协会，定期探视这些老人的状况，解决他们的特殊困难（比如说定期检查他们对外求助的通讯方式），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契合当下农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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