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假如美国像当年英国一样接连犯错，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多远？

【文/尼尔·弗格森  翻译/刘啸云】

2022年，战争卷土重来。 “第二次冷战”很可能在2023年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战争即人间地狱。但凡目睹乌克兰的现状，或看看爱德华·贝尔格（Edward Berger）的《西线无战事》（这是网飞（Netflix）最近拍摄的一部令人肝肠寸断的电影，改编自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929年的经典反战小说），便不会对这一点有所怀疑。

当然，对于受战火波及的人们而言，即便只是一场小规模战争也堪比地狱，而世界大战要数人类有史以来对同胞犯下的最大恶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于上月发表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就“如何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做出深刻思考。1914年，“技术进步使欧洲各国的军事实力大增，而各国对这一变化认识不足，以至对彼此造成了空前的破坏”。随后，历经两年的工业化大屠杀，“西方主要参战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开始致力于终止这场杀戮”。然而，纵有美国的居中斡旋，这一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基辛格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冬季的到来为发生在乌克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按下暂停键，值此之际，当今世界是否已意识到，我们正身处一个（可与1916年的和平机遇）相提并论的转折点上？”去年此时，我预测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一年后，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望设法结束这场战争，抑或这场战争注定继续扩大升级。

诚如基辛格所言，两大拥核国家正为乌克兰的命运而角力。其中一方是以常规战争形式直接介入的俄罗斯，另一方是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所谓“先进算法作战系统”而间接介入的美国及其盟友。近日，帕兰提尔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向《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大卫·伊格那提亚斯（David Ignatius）表示，“先进算法作战系统”现已威力极强，以至“相当于用战术核武器与仅有常规武器的对手作战”。试想一下，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硝烟再起，世界大战也将卷土重来吗？假如果真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将受到波及。1991年到2019年是第二次“战争间隔期”，在此期间，我们看不见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战争（如波斯尼亚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规模较小，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战争会给我们带来通货膨胀、债务违约甚至饥荒——因为大规模战争会将生产力与贸易一并毁坏，并威胁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稳定性。

战争之关乎实际资源调动，不亚于其关乎财政与资金——每个大国都需为其人口与工业提供供给。在各国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大国仍需保留在战时自给自足的能力。而相较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自给自足会使物价更为高昂。

纵观历史，一国实力主要仰仗军备技术优势，包括情报和通信。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打造一支一流军队，有哪些重要投入是不可或缺的？

1914年，上述问题的答案是：煤、铁，以及大规模生产火炮、炮弹和蒸汽船的制造力。1939年，答案是石油、钢、铝，以及大规模生产火炮、轮船、潜艇、飞机和坦克的制造力。1945年以后，答案是上述所有因素，以及制造核武器的科学和技术水平。

而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大规模生产高性能半导体、卫星及奠基其上的算法作战系统的能力。

从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中，我们能得出哪些关键的经验教训？第一，美国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技术和金融优势的结合，具有不可战胜的实力。第二，占据主导地位的英语帝国缺乏威慑力。

整整两次，英国都未能阻止德国及其盟友开启世界大战的赌局。这主要是因为，无论自由党政府抑或保守党政府，都不愿要求选民在和平时期做出牺牲，也都在治国方面毫无建树。最终的结果是两场代价沉重的冲突，由此造成的生命和财富损失远超有效威慑所可能付出的代价。英国在两次大战中元气大伤，无法继续维系其帝国。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英语帝国。凭借核武末日的威胁，美国成功遏制了苏联，使马列主义浪潮无法越过易北河与多瑙河深入欧洲腹地。然而，美国未能成功阻止苏联支持的组织和政权在“第三世界”传播共产主义。

如今的美国同样缺乏威慑力。去年，美国未能阻止俄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并不非常信任自己训练的乌克兰国防军，也并不信任控制着乌克兰国防军的基辅政府。而美国最近一次的威慑目标是台湾。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姗姗来迟。此类文件通常由一个委员会起草，但这份文件中自相矛盾之处却如此醒目。作者宣称，“后冷战时代业已告终，大国竞争将塑造世界未来的态势。”然而，“我们不谋求冲突和新冷战”，因为世界主要打工面临气候变化、新冠病毒和其他流行病等“共同挑战”。

另一方面，“俄罗斯悍然发起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其对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的直接威胁、对当今国际秩序之基本法律的肆意藐视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日渐获得相应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

那么，为了遏制这些对手，美国将采取何种措施？美国给出的方案听起来与其冷战时期的策略颇为相似：

“我们将组建一个尽可能强大的联盟，从而推进并捍卫世界的自由、开放、繁荣与安全。”

“首先，我们将维持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竞争优势；同时，对于依旧极其危险的俄罗斯，我们将加以限制。”

“我们必须确保战略对手无法利用美国及其盟友的基础技术、专业知识或数据，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换言之：组建并维系联盟，努力防止对手的技术赶超。这一策略虽无冷战之名，却行冷战之实。

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无疑成功削弱了普京政府。俄军损失惨重，失去了大量训练有素的战斗人员以及军事装备。俄罗斯的经济萎缩程度或许不及美国预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去年俄经济仅萎缩3.4%），但西方的出口管制已使俄罗斯进口业崩溃。随着俄罗斯进口零部件和机器库存告罄，包括国防和能源领域在内的俄罗斯工业将深陷停滞。

去年，俄罗斯中断了对欧天然气出口，由于没有其他备用管道，天然气供应很难恢复。普京自以为能够以天然气为“武器”使西方走向分裂。但目前看来，这一想法已经落空。俄罗斯还试图封锁黑海粮食走廊，从而向乌克兰及西方施压。但这一措施的战略价值同样有限，贫穷的非洲和中东国家成为最大受害者。

现在看来，俄乌战争使俄罗斯沦为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附庸。西方的制裁意味着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必须打折出售。

然而，美国的战略存在两个明显问题。第一，假如算法作战系统的威力相当于战术核武器，那么，鉴于俄罗斯没有算法作战系统，普京最终很可能被迫动用战术核武器。第二，拜登政府似乎已全权授权基辅决定和谈时机，但俄罗斯显然不可能接受乌克兰提出的和谈条件。

因此，这场战争似乎注定要像上一次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那样长期持续，直到陷入僵局、普京去世，俄乌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重新划分疆界。但持久战的问题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往往比敌人更早厌倦战争。

相较于俄罗斯，中国是一块更加难啃的骨头。一场代理人战争足以使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倒退三十年。而对于中国，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言，比代理人战争更可取的做法是在“包括微电子、量子信息和人工智能在内的计算机相关技术”以及“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方面遏制中国的技术发展。

沙利文还声称：“在出口管制方面，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的前提，即在某些关键技术上保持‘相对’优势。我们之前的方法是保持‘浮动优势’，即只需在技术上领先对手几代。然而，如今的战略环境已经改变。考虑到高级逻辑、存储芯片等特定技术的基础性本质，我们必须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

沙利文认为，对俄制裁“表明技术出口管制不只是一种预防性工具”，而且可以成为“美国及盟友的新型战略资产”。同时，美国还将加大对国产半导体及相关硬件的投资。

该方法的可行性已在第一次冷战的经历中得到验证。苏联经济体之所以在信息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部分原因正是美国的出口管制。然而，这一做法对中国能否奏效，仍是存疑的。中国已成为了世界工厂，正如二十世纪的美国，其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远比苏联的巅峰期更为全面和深厚。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三体人在派出侵略军穿过太空的同时，以星际监视遏制地球的技术进步。对中国发展的遏制，真的能帮助美国赢得第二次冷战吗？

诚然，近期美国商务部的对华出口限制（限制对华出口先进图像处理设备和芯片制造技术，禁止在中国超级计算机上使用美国芯片和专门技术）使中国相当为难。这一措施几乎完全切断了中国从韩国、台湾和 “美国人”（指所有美国公民和美国绿卡持有者）处获取高端半导体芯片的渠道。

中国也确实无法拿出立竿见影的对策。中国的绝大部分芯片制造能力都处于低技术节点（尺寸大于16纳米）。中国大陆无法在一夜之间复制出一个拥有先进芯片制造技术的台积电。哪怕武力收复台湾，也不能指望台积电会照常运转——台积电的芯片工厂极有可能毁于战火；即便工厂得以保全，假如工作人员逃离台湾，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设备停止供应，工厂也无法运转。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束手无策。中国在铜、镍、钴、锂等矿产的加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矿产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控制着逾七成稀土的开采和加工。所谓“稀土”包括17种矿产，用于制造智能手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等设备的组件。假如中国切断对美国的矿产出口，虽然无法对美国造成致命打击，但足以迫使美国及其盟友仓促开发其他矿源。

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往往被视作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未来十年间，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可能超过国防支出。同时，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量化紧缩措施，那么由谁来购买每年增发的所有美国国债，目前犹未可知。

中国是否可能以此为契机，在金融方面向美国施压？截至今年7月，中国持有价值97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外国持有者。很多人都意识到，假如中国选择抛售美国国债，将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美元汇率下跌，尽管这一做法也会使中国自损八百。

相较于金融领域，美国在资源方面甚至更为脆弱。美国早已不再是制造业经济体，而成为了一大进口国。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马修·苏亚雷斯（Matthew Suarez）在《美国使命》上发表了一篇颇具见地的文章，文章指出，这一转变使美国高度依赖世界商船。苏亚雷斯写道：“除石油和大宗商品外，绝大多数国际贸易货物都是通过约6.1万艘商船上的600万个集装箱来运输的。这种商品流动必须基于同样稳健的数字信息平行流动。”

在苏亚雷斯所提及的两个领域，中国的主导地位都日渐增强、不容低估。“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从而降低了中国对海运的依赖。同时，上海西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迅速崛起，成为最先进港口操作系统的领先供应商。

俄乌战争提醒我们，在战争中，对贸易的扰乱可以被用作重要武器。这场战争还警示我们，无论是否有进口渠道，大国都必须保证大规模生产现代武器的制造力——战争进展至今，俄乌双方都已消耗海量的炮弹、导弹、装甲车和无人机。在任何可能发生的中美冲突中，“美国究竟能坚持多久”都是一大关键问题。

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杰奎琳·施耐德（Jacquelyn Schneider）一针见血地指出，仅仅“支援乌克兰四个月……就已大量消耗了美国的武器储备，包括三分之一的‘标枪’反坦导弹和四分之一的‘毒刺’防空导弹。”根据皇家联合服务研究院提供的数据，美国目前火炮弹药的年产总量，只能满足俄乌战争早期十天至两周的作战需要。

美国国防部2022年2月发布了一份有关工业产能的报告，向我们拉响警报：美国生产战术导弹、固定翼飞机和卫星的公司已将上述设备的产量削减了一半以上。

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某些方面，美国今日的处境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英帝国类似。假如美国政府像当年的英国政府一样接连犯错，美国财政将不堪重负，从而无力阻止在东欧、中东和远东三大战场同时爆发的战争。

1940年12月29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次电台广播中表示，美国即“民主的兵工厂”。而如今的情势与当年大相径庭：假如上述危机真的出现，不会再有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工业大国，像当年的美国一样充当“民主的兵工厂”。

在发起对华经济战时，拜登政府必须格外谨慎，不可过于咄咄逼人。否则，一旦中国认为其与1941年的日本一样，除去先发制人、武力取胜外别无选择，局面可能变得极其危险——何况当今中国的立场远比1941年的日本更加强硬。

鉴于一战和二战前夕都曾发生过一些规模较小的冲突（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193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和1937年的中日战争），基辛格对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眼下，俄乌战争的走势似乎有利于西方，但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与上述小规模冲突一样，是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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