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迦陵：以色列组史上“最右”政府，巴勒斯坦人的未来还剩什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2022年12月29日，以色列候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率领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这是其下台一年半后的再度回归，也是内塔尼亚胡个人的第六个总理任期；其所带领的新政府，则被称作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右”组合，让巴以共处的未来蒙上了血色阴影。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职后首次召开内阁会议。图源：视觉中国
回顾内塔尼亚胡此次回归，还要从2021年的6月13日说起。彼时内塔尼亚胡率领的利库德集团（Likud）虽在选举中取得第一高票，却没能成功组阁。反内塔尼亚胡阵营经历了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得偿所望，由统一右翼联盟（Yamina）领导人贝内特、拥有未来党（Yesh Atid）主席拉皮德共组八党联合政府，并在通过议会的信任投票后，由贝内特宣誓就任以色列第13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又55天的第二次执政就此终结。
然而这八党联合政府的光谱驳杂，包含了两个左翼政党、三个右翼政党、两个中间路线，甚至还首次吸纳阿拉伯政党入阁。可想而知，“反内塔尼亚胡”是其仅有的最大共识。联合政府基本上在组成的同时，便已经开始了瓦解的倒数计时。
果不其然，2022年4月6日一名议员退出执政联盟后，贝内特政府丧失了在议会120席中过半61席的执政优势。随后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法案争议，更是引发执政联盟内部的左右分裂，导致议会彻底陷入僵局。
贝内特只好在6月20日提案解散议会，法案于29日三读通过，贝内特正式宣布辞职且不寻求连任，与其共组执政联盟的拉皮德则继任看守总理，力求在11月1日的新大选中鲤跃龙门。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8日，耶路撒冷，在每周内阁会议上，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右)与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交谈。图源：视觉中国
然而11月大选结果出炉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及其同盟阵线取得64席多数，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乃于11日宣布，将正式授权内塔尼亚胡组建新政府。
与2021年不同，内塔尼亚胡此次成功整合右翼光谱，并于12月21日宣布组阁完毕。执政联盟除有其自身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还包括沙斯党（Shas）、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圣经犹太教联盟（United Torah Judaism）、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诺亚姆党（Noam），拉皮德的梦想至此宣告破碎。
从外界视角来看，内塔尼亚胡的形象极差，在过去3年5次大选的乱象中，毫不遮掩自己的权欲野心，竭尽所能要推翻针对自己的腐败指控，对巴勒斯坦的强硬立场更是恶名昭彰。因此有不少人难以理解，“集万恶于一身”的内塔尼亚胡，为何能够让利库德集团次次高票，又为何会在短暂失势后，再度回归权力宝座？
民众认可经济政绩
当然，政党体系可以是一种解释，即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是以色列最大、最有凝聚力的政党；更重要的是，内塔尼亚胡拥有天然的结盟伙伴，即圣经犹太教联盟等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与利库德集团保持一致，而不会像贝内特-拉皮德政府那样自乱阵脚、最终决裂。
然而仔细查究民众对利库德集团的支持，其实更多源于对内塔尼亚胡的好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直面内塔尼亚胡的政绩，以及以色列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首次执政，并于1999年结束；2009年，他开始第二次执政，并在2021年6月终止。在2022年12月29日第三度宣誓就职前，内塔尼亚胡已掌政15年之久，占以色列建国75年岁月的五分之一，是执政最久的总理。
对2009年加沙战争前后出生的以色列青年而言，2021年的政府轮替，亦是人生首次目睹总理更迭。在此之前，内塔尼亚胡代表了多数选民眼中的黄金岁月。
在经济方面，内塔尼亚胡面对以色列旧有路线受挫，竭尽所能另辟蹊径，确实建立起了一定的发展格局。
从体量大小来看，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是依赖外国资本的小型经济体，美国则是最大靠山，以20世纪70年代为例，美国对以色列投入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使其摇身一变成为中东军事强权。但以色列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外债，且无法超越对美依赖的发展路线。
不仅是以色列，几乎所有小型经济体都要面临这个困境：如果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实现国内社会经济目标，便要付出依赖外资、增加外部脆弱性的代价；而优先考虑经济主权，希望降低对外资的依赖，便可能要牺牲发展速度，以及实现国内社经目标的能力。当然，如果外部环境允许，有时候也能避免发展与主权的两难权衡。
例如1990年代，以色列前总理扎伊克·拉宾执政时，其所带领的中左翼执政联盟主打巴以和平进程，有部分用意是希望形塑稳定的安全环境，降低以色列国防成本，并让各国资本安心流入以色列，将以色列从区域孤立的军事强国，转变成中东市场的新中心，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潜在投资目标。
当然此举会降低以色列的对美依赖，但彼时的美国同样赞成巴以和平进程，认为双方降低对峙烈度，符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所以并未多加阻拦，还见证了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签署。
1993年9月13日，美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以色列总理拉宾（左）、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握手。美国总统克林顿站在两人中间。资料图
然而伴随拉宾遇刺、巴以激进势力皆不遵守奥斯陆协议，和平进程的基础逐渐被掏空。2000年9月，巴勒斯坦发动“第二次大起义”（Second Intifada），和平经济路线宣告终结，往后的以色列政府面临发展困境：如何在没有和平进程的情况下恢复经济增长？而这一时代之问，给了内塔尼亚胡再次崛起的机会。
内塔尼亚胡虽在1999年结束第一次执政，却没有完全退出政坛，而是自2003年起担任沙龙政府的财政部长，并为应对国家发展困境，推出了一系列私有化计划，包括削减预算、降低政府赤字、大幅削减社会支出和津贴、减少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补贴等，并将资本利得税从公司扩大到个人，使政府能够在减少所得税的同时扩大税基。
事实上，早在内塔尼亚胡第一任期（1996年-1999年）时，便已开始对银行业进行改革，消除了海外投资、强制购买政府证券和直接信贷的相关障碍。
到了2003年底，以色列的经常账户已经转为正值、且持续增长，证明外币正在进入以色列。这样的路线，直到内塔尼亚胡2009年再度担任总理后仍在实施。而成为资本流动的“盈余国家”，意味着进入以色列的外币多于通过非金融交易流出的外币，其外部性已不如以往脆弱。
2007年以来，以色列银行的外汇储备持续飙升，如今更是位居世界前列。尽管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但以色列对政府债券的风险溢价依旧维持低位，与欧洲部分国家的风险溢价相当。
当然，内塔尼亚胡的“鹰派新自由主义”仍要付出相应代价，即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率的上升，对教育、公共卫生、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整体下降。
2011年，以色列爆发了“社会正义示威”，民众怒吼要求政府直面中下阶层的生计问题，内塔尼亚胡政府只好重新平衡部分社会支出，采取相对温和的经济路线，但依旧比拉宾等中左翼政府执政时右倾，只是多数民众也持续此一版本的经济路线。
回顾2003年内塔尼亚胡初次担任财长时，曾有不少预测指出，他可能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具有影响力的财长，毕竟前人留下的经济危机实在过于沉重。但在2020年疫情暴发前，以色列诸多宏观经济指标璀璨亮眼，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维持低位、债务占GDP比率不高、收支相对平衡，以上种种自然是内塔尼亚胡最好的竞选宣传。
如前所述，1996年的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史上最年轻总理，现在则是该国任期最长总理，许多以色列人已无法想象没有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活；即便他贪腐丑闻缠身，也无意推进巴以和平进程，但放眼当今以色列政坛，确实没有比内塔尼亚胡更有政绩、魅力与经验的政治精英。
因此，在多数以色列选民眼中，此次大选基本上就与前四次基调相同：是支持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斗争，而非内塔尼亚胡对决某位政治精英。
以色列社会已经右转
除了经济成绩外，多数以色列选民并不反感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的强硬立场，甚至还有部分选民因此更加支持。
此次组建新政府，内塔尼亚胡便让极端民族主义者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担任要职，二人将分掌国家安全和约旦河西岸规划，预料将会加强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
2023年1月3日，本-格维尔忽然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所在大院，便被视作是对巴勒斯坦的严重挑衅。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访问照片
从现实视角来看，执政十余年来，内塔尼亚胡确实手染巴勒斯坦人的鲜血，但冲突的频繁发生、民众对暴力的集体默许，暴露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越理越乱，以及该国社会已然右转的冷酷事实。
从1967年6月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起，以色列的主要目标便是通过管理和遏制巴勒斯坦人口、压制其政治主张、阻止巴勒斯坦人支持抵抗活动，贯彻占领与统治。方法上，除了进行军事干预、强拆村落、法律歧视、犹太化政策和逮捕外，还包括两种更有技巧的维稳手段：一是以各种福利、机会安抚人心，二是依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代表以色列“维持秩序”。
首先，以色列改善了部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希望能争取其支持以色列统治。例如在1967年实施占领后，以色列便开始向巴勒斯坦部分民企发放营业许可证、向加沙的巴勒斯坦投资者提供低息贷款、将巴勒斯坦劳动力纳入以色列经济等。
此后尽管巴以冲突反复发生，以色列仍未全然停止经济维稳。2022年，以色列便为在以工作的西岸巴勒斯坦人发放了20000张新许可证，并放宽获得许可证的相关条件，更为加沙地带提供经济援助。
以色列的逻辑是，经济红利能提高巴勒斯坦人反对占领的成本，而只要巴勒斯坦人越发追求“个人繁荣”，以色列的占领便能日趋正常化。
第二，以色列仰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实施间接统治。1994年起，作为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PA正式成立，成了巴勒斯坦人生活的主要管理者，看似与以色列当局针锋相对，其实减轻了以色列的统治压力，并间接成为以方的安全外包单位，确保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不再起事。
但从结果来看，不仅经济维稳没能全然成功，PA也逐渐失去了维稳作用。自 1967年以色列遂行占领以来，巴勒斯坦发动了无数次武装反抗，包括1987年的第一次大起义、2000年的第二次大起义，以及最近的2018年-2019年加沙边境示威、2021年5月的巴勒斯坦统一起义等，地点更是遍布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社区。
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不难理解。以色列虽提供了许可证和其他经济红利，但这些小恩小惠无法完全弥补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其依旧面临以色列的无情暴力，包括夜袭、土地掠夺、被迫流离失所、经济边缘化、不断上升的定居者暴力、侵入性监视、大规模逮捕、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扩张、法外处决等，更不要提过去15年内，以色列发动了5次针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2022年7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左）五年多来首次公开会见其政治对手哈马斯的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右）；中间为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图自法新社
此外PA源于奥斯陆协议，依照原本规划，将从组织逐步转型成为主权国家，但由于和平进程名存实亡，因此PA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其从2005年以来便从未举行总统大选、从2006年以后便不曾举行议会选举，有不少民众认为PA是趁着僵局遂行威权统治，将自己的荣华富贵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苦难上。
根据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于2022年6月公布的民调，有超过75%的巴勒斯坦人希望总统阿巴斯辞职，59%的人认为PA是巴勒斯坦人的负担，几乎一半的人支持解散PA。此外PA的不得民心在近期的武装对抗中尤为明显，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一来无力管控巴勒斯坦人发起各式袭击，二来派出安全部队抓捕武装份子后，往往会面临巴勒斯坦青年的集体愤怒。
简言之，以色列的维稳政策没有达到目的。这一现象并没有促使以色列政府自我反省，反是让以色列民众感到不耐烦，认为政府已竭尽所能安抚巴勒斯坦人，后者却永不知足、频繁发动暴力袭击，显然是要用以色列平民做人质，施行更多政治勒索。
如此不满日积月累，推动了社会立场的集体右转，以色列民意开始期待大刀阔斧、不与武装份子啰嗦的强硬领导人，而内塔尼亚胡显然符合这一期待，这也是其上演“三进宫”的关键之一。
综观近年议会大选结果，以色列的右翼、宗教政党声势渐强，左翼政党则日渐势弱，以2022年11月大选为例，创立于1992年、主张巴以和平共处的梅雷兹党（Meretz），过去曾有12席的辉煌纪录，此次却首度没能突破政党得票率门坎，最终连一席都没有。
从目前氛围看，内塔尼亚胡对巴政策已经可以预期，他当然不会停下经济安抚的举措，也将继续仰仗PA的维稳作用，但将有极大可能加大对巴勒斯坦的压迫，包括鼓励扩张定居点、针对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出台更多种族歧视法案、提高镇压力道、推动对约旦河西岸的实质兼并等。
当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极右分子，但经历对“和平进程”路线的漫长失望，他们早就在用选票支持内塔尼亚胡时，表达了集体要求：面对巴勒斯坦议题，我们没有心情、也没有动机妥协。比起犹豫是否压迫巴勒斯坦，主流民意或许更介意宗教团体会否在选后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政府又会否出台更多宗教限制等。
笔者认为，在可见未来，定居点恐将持续增加，西岸的土地恐将走向缓慢兼并，巴以冲突则可能进入新阶段：各方不再假装进行实现两国方案的徒劳尝试，世界即将面对的，也不再是辩论巴以适合哪种外交解决方案，而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利面临直接威胁、且迫在眉睫。
尽管国际社会可能目睹这一现象未必会出手干预，毕竟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多年，各国向来只能喊话“回到和平进程”、或至多出声谴责，而不会像眼下围剿俄罗斯般制裁齐出。
平心而论，若目睹内塔尼亚胡加速并吞后，国际社会依旧维持坚守和平进程的无效立场、想方设法无视以色列的种族歧视，则在以色列右转民意“触底”前，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都不容乐观。当然巴方武装团体可能发动更多袭击，但结果大概率是加剧以色列的反感民意、强化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基础，而非促使以色列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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