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调研了被美制裁的240家中国企业, 有一重大发现”| 文化纵横_风闻

张思、林铮宇、唐中柱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苏州新建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导读】据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将13家中国企业列入官方无法检查的、接收美国出口品的实体清单，其中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8年起，中国技术企业就已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制裁对象，数百家企业陆续上榜制裁“黑名单”。

**本文运用大数据方法，绘制240家被制裁企业及其关联企业的知识图谱，**探究技术制裁何以通过企业关系网络对这些企业产生冲击，这些企业又何以应对。

文章发现，黑名单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以战略合作合资、供应链关系为主。**企业网络关系的稠密性对实体清单制裁的风险传导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技术风险可能沿网络关系加速扩散；但另一方面，稠密的科技合作网络也可能形成“抱团取暖”，来分散风险。

文章指出，尽管技术制裁通过企业网络对相关企业的冲击较为严峻，但制裁冲击反而倒逼黑名单企业及其合作伙伴形成网络性的应对措施，助推企业采取成本增效、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投资并购等一系列激发发展活力的行动，**技术制裁在掣肘的同时也倒逼中国企业走向自立自强。**作者认为，未来中国产业主体应在产业研发融合度、要素市场建设和多元化方面着力，以确保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原题为《在制裁中艰难发展——对实体清单及其关联企业的分析****》**，******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在制裁中艰难发展

——对实体清单及其关联企业的分析

自2018年起，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美国在半导体等科技领域对中国持久与严苛的技术制裁。**制裁举措主要表现为限制对华出口关键技术和产品，甚至上升至从国家立法层面对华进行贸易与科技合作的解耦，比如将中国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技术行业企业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据华为数据显示，华为移动终端出货量由2020年第二季度的20%骤降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4%；2020年全年出货量下滑22%，跌幅居各大厂商首位。美国对华投资也越来越多地主动回避“深科技”和可能与国家安全相关而将受到审查的技术。据美国荣鼎集团统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交易额已从2005~2018年的年均140亿美元降至2019年以来的不足100亿美元；2022年美国对华风险投资额仅为13亿美元，创10年新低。2023年1月，美国联合日、荷，考虑将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有关设备。同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公布半导体管制新规，并再次扩大了实体清单名单。美方系列举措对中国科技企业和关键技术行业的发展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增大了我国企业获取关键、成熟技术的难度，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当下，技术制裁，例如本文关注的美国EAR实体清单（以下或称“黑名单”），已经成为中美贸易与科技竞争中美国采取的主要战略手段之一。在此背景下，**受影响的中国企业如何在外部技术供给不足、“走出去”的跳板战略失灵的情形下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成为其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因此，客观明确技术制裁对中国企业的具体影响，降低自“技术换市场”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寻求中国企业的主动应对策略与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渗透融合，有关策略与应对措施不仅关乎企业和战略性产业的生存与发展，也关乎中国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角色定位，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探索与实践。

为了对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其供应链等关联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影响进行定量评估，**本研究采用大数据采集和知识发现的策略，构建了一个包含黑名单企业及其关联企业的全面网络模型，探究了制裁事件通过企业关系网络对相关企业及其关联企业的冲击效应。**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技术制裁的深层次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借由企业关系网络传播的机理。同时，该方法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使企业和政府能够观察和理解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如何通过企业网络影响各个企业和行业的发展，为前瞻预警和响应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中美贸易摩擦至今的技术制裁事件梳理

自2018年贸易摩擦开始之后，中国技术企业就成为主要受制裁对象。**美国政府针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678家实体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其中，中国科技公司，如华为、中兴及其附属公司等，被限制购买关键技术和部件，或限制其在美国境内的商业活动。这意味着，美国公司在向这些中国公司出售产品和技术时，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同时，美国实施了《国防授权法》的部分条款，对中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和技术获取进行限制。

进入2020年以来，随着美国先后两次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和收紧出口许可证条件，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在美国继续实施技术封锁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发展自身的技术体系以应对封锁挑战。例如，华为开始投资研发独立操作系统——鸿蒙OS，以应对美国对其Android操作系统许可的限制。2021年，中美之间在技术领域的竞争进一步升级。美国签署“2021年安全设备法”，以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监管机构获得新的设备牌照。中国政府亦加大了对国内半导体产业的支持，以减少外国技术依赖。2021年，工信部发布《“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5G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年）》等，加快推进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建设，包括对打压后变现难度加大的消费者业务部门进行业务调整，继续大力支持国产化替代。

2022年以来，科技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美方打压再度升级。2022年8月，美国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严格限制对中国芯片公司的出口。2023年1月，美国联合日、荷三方，考虑将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有关设备。8月，美国出台新投资审查制度，加强对特定技术的投资限制。同时，美国参议院通过《美国竞争法》，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中国企业进一步加快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包括继续加大研发费用投入、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中美科技战略竞争已然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变量，更使得全球科技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对全球技术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构建“实体清单企业风险关系网络”探析制裁影响

企业间关系复杂多样，同时，不同企业间可能存在多种关联关系，而这种关系有可能是隐秘而难以直接获得的。在此情况下，本文利用技术手段获取企业多渠道信息，同时绘制黑名单关联企业知识图谱。知识图谱是一种用于表示和组织知识的图形化结构，它由一系列实体（如人物、组织、地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是以数据手段洞悉企业间关系的重要方式。基于企业招投标信息、投资关系、招聘信息、专利授权信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供应关系、舆情信息7个数据源，**本文整理了黑名单企业知识图谱，形成企业间六大关系，包括战略合作与合资关系、供应链关系、研发合作关系、技术转让与授权关系、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以及投资关系。**图谱总计240个企业，其中包括76个基础黑名单企业、70个战略合作与合资关系企业、136个供应链关系企业、30个研发合作关系企业、2个技术转让与授权关系企业、45个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企业、35个投资关系企业（部分企业有重复）。进一步地，本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从上述信息源中加工了每个实体的特征。基于上述机制，本文构建了黑名单关联企业风险网络关系图（图2）。其中，图中红色节点为黑名单企业，蓝色节点为与黑名单企业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

（一）企业间关系以战略合作合资、供应链关系为主

由图2可知，网络图中表征“战略合作与合资”关系、“供应链”关系的节点连线数量最多，表明黑名单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之间以“供应链”“战略合作与合资”关系为主。

（二）黑名单企业研发合作关系稳固拓展

对于黑名单企业而言，平均每个黑名单企业关联1.8个供应链关系企业，0.4个研发合作关系企业，0.6个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企业以及0.46个投资关系企业。可以看出，黑名单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联关系除供应链关系外，最多的是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研发合作关系和投资关系占比接近，但是技术转让与授权关系非常少。可以看出，黑名单企业的技术合作关系稳固，且基本是基于自身的技术直接生产，鲜有技术转让行为。

（三）企业间关系近年来总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通过分析黑名单风险关系时序变化，可以发现企业间“战略合作与合资”关系以及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从2013年至今一直经历较为平稳的增长，只有在2018~2019年间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有轻微下降；供应链关系在2013~2015年经历了快速增长，此后基本维持在35~40的水平上；研发合作关系自2015年起至今一直处于波动状态，而技术转让与授权及投资关系则维持在较低水平上。总体而言，企业间关系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总体来讲，**企业网络关系的稠密性对实体清单制裁事件的风险传导具有双面性，企业需要深刻认识，并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特别是，供应关系中，技术卡点造成供应链断裂的影响可能扩散到上下游合作企业，但稠密的网络结构可衍生备用供应链，从而缓解风险；战略合作与合资关系中，风险可能沿网络关系扩散，损害到合作项目和合资企业的盈利，但多样化的合作机会可分散风险；投资关系中，风险企业连带影响其投资者的收益，但投资关系可分散风险；在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中，风险可能扩散至研发合作网络，因无法获取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而短期内增加供应链风险，但稠密的科技合作网络有可能形成“抱团取暖”的研发合作，推动替代技术的研发和产业技术升级。

**▍**制裁激发企业与制度发展活力

基于上述黑名单企业风险关系网络，本研究得以探究技术制裁事件通过企业网络对相关企业的冲击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企业及其合作伙伴在制裁影响下的网络性应对措施，相关结论如下。

（一）制裁恶化企业招投标环境

以中兴通讯为例，2018年，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进行出口制裁，这令一半以上元器件（包括核心芯片）均进口自美国的中兴在数月内被迫停产。生产停滞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企业投标情况迅速恶化。通过风险网络观察我国有关企业国际投标数据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企业投标项目数在2012~2019年经历了快速增长，在2019年达到10765项，此后中标项目数经历了大幅下降，这种情况直到2022年才有所缓解。从投标项目环比增速数据来看，2013年投标项目环比增速经历了较大下降，在2014~2019年间恢复并维持在2%的水平上。而在2019年，增速再次下降，此后增速则在1%附近波动。总体而言，2018年技术制裁导致关联企业招投标情况恶化，尤其是投标情况。**一方面，技术制裁带来的企业库存不足、关键技术缺失等客观因素，导致企业无法满足招标文件中必要的技术要求，影响企业投标进度。另一方面，政治干扰因素更是无法忽视。**以美国制裁华为为例，2017年美国国防部建议韩国停止使用华为公司5G产品，2018年美国国会提出禁止华为竞标政府项目法案。在此情况下，企业销售遭受重创。据华为2021年财报显示，2021年销售收入6368亿元，同比下降了28.6%，下滑至2017年的水平。

（二）企业采取系列降本增效措施

目前来看，美国压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扭转，且制裁措施不断细化，那么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将制裁影响降到最低？结合黑名单企业近年来的行动来看，受制裁企业多采取提高研发人员占比、优化组织结构等方式降本增效。

华为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受制裁企业，为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当下风险提供了例证。据华为官方数据，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在2018年经历大幅增长后，近年增速明显放缓。然而，华为研发人员占比却一度从45%上升至55.4%。

此外，为降低经营成本，以华为为代表的众多企业根据部门职责进行内部结构优化升级，通过评估组织结构和流程，消除冗余和低效的部门或工作流程，从而减少对新员工的需求。企业亦通过培训等方式，提升现有员工的技能水平和能力，使其能够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同时，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后的企业决策时也有类似发现：受美国对华出口品征收关税影响越大的企业，发布招工信息更少、提供的工资更低。此外，美国对华关税增加还将带来新企业进入率的下降等影响。

（三）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降低制裁影响

在实施降本增效措施以外，中国企业亦关注于研发投入，以提升韧性，削弱制裁影响。华为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从2018年的14.1%持续上涨至2022年的25.1%，现已成为世界上研发投入占比最高的企业之一。2023年8月29日，华为宣布发售搭载麒麟9000S超线程芯片、鸿蒙4.0系统的Mate 60 Pro，时隔三年重返高端市场。据彭博社消息，根据专业机构TechInsights的拆机结果，麒麟9000S芯片采用了中芯国际最先进的7纳米技术，被外界普遍视作中国芯片制造业对美国政府严格封锁的成功反击。基于企业关系网络，我们发现华为供应链内的相关企业亦同样重视研发投入，如京东方、歌尔股份、信维通信等。其中，京东方已连续两年研发投入超过百亿，2023上半年研发投入累计达58.2亿元，同比上升2.24%，将研发投入作为抵御风险、保证企业发展的关键策略。供应链企业正通过加强研发逐渐形成合力，摆脱美国对我国通信产业发展的遏制。

（四）企业通过积极的投资、并购行为促进技术创新，降低贸易风险

事贵制人而不制于人。近年来，秉持着上述发展方针，我国企业积极通过投资、并购非美技术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基于网络分析，我们发现除提高研发费用以外，**受制裁企业亦针对关键技术领域如半导体、IT企业服务等积极开展并购，企业所在区域以欧洲为主。**例如，晶盛机电收购Applied Materials公司位于意大利、新加坡的资产，赛微电子全资子公司收购德国企业Elmos Semiconductor SE资产等。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统计资料显示，2021年，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欧洲达106亿欧元，较2020年增长34%。根据对黑名单企业制裁前后投资并购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在美国实施技术制裁后，我国相关企业海外并购和对外投资显著增加。如中兴的对外投资额即由2014年的17.21亿元增加至2021年的40.97亿元，并购额也由2016年的0.71亿元上升至2020年的32.47亿元。一方面，企业以此获得外部技术和创新资源，加速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另一方面，企业还可以参与、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企业带来新技术和创新的机会，制裁更促进企业“走出去”。

此外，投资与并购亦成为企业积极分散风险、拓宽贸易合作渠道的关键举措。上述受制裁企业投资与并购数额的增加，同时意味着美国对我国科技企业的技术制裁，很大程度也推动了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持续向其他国家发展，尤其是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为主。将过往集中在美国市场上的投资逐渐向第三方国家分散，极大地降低了我国对外投资的集中性风险，尤其是中美贸易风险。

（五）制裁激发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产业层面的发展

一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施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证其在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则较为淡薄。然而，**随着国内企业自主研发水平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也逐渐受到重视。本阶段技术制裁更是推动企业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以华为为例，2018年，华为年度国际PCT专利申请量为5405件。此后，华为的专利申请始终保持了超过10%增长率的高增长水平，截至2022年，华为累计国际PCT专利申请数已达59532项，排名世界前列。与此同时，华为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建设，于2021年累计提交国际标准提案6.5万余项，加入国际标准组织200余个。根据黑名单企业网络专利申请数据，我们发现，自2018年美国技术制裁后，黑名单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从2018年的550项发展至2022年的将近700项。申请量的连年增加，印证了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这种效应既然存在于黑名单企业，又是否会对关联企业产生影响？该问题在华为系列供应商的知识产权表现中得到回应。作为华为供应链的核心厂商，在CMOS图像传感器领域具有关键地位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在2020~2022两年间增加了334项发明专利，64项实用新型专利与7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本文的结果也表明，**在技术制裁后，与黑名单企业存在技术合作以及供应关系的企业专利申请量均显著增加。**知识产权发展不仅集中于黑名单企业，更在全产业链形成传导性影响。

（六）技术制裁在掣肘的同时倒逼中国企业走向自立自强

制裁呈现的“深度化”与“广范化”趋势，将对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及其关联公司产生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然而，通过对相关企业和贸易协会的调研发现，**短期内的冲击有可能在中长期转化为激励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向实现自主可控发展。**贸易摩擦带来的核心技术冲击也使我国企业意识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重要性，从而加大研发投入，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外国的打压遏制激发了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第一，民众大力支持受影响的民族企业，带动内需的增长，通过“支持国货”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更充沛的资金。第二，国内价值链进一步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关键技术节点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推动协同创新。2023年9月，华为和小米宣布达成全球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该协议覆盖了包括5G在内的通信技术。越来越多的产业内合作举措，将带动产业链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生态布局的进一步优化。第三，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使政府更多关注到在细分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企业。2019 年以来，我国针对集成电路产业继续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政策涵盖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等环节，彰显政府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度重视和发展决心。政府投入力量、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大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支持，升级产学研合作网络。

**在中美贸易和科技博弈中，尽管面临压力和限制，中国仍会进一步推动自身的创新能力和自主研发以应对这种外部环境。**这代表了一种适应性的策略，即通过增强自身的科技能力来减弱外部制裁的影响。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企业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和核心竞争力，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这对于企业持续发展和应对技术制裁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制裁下我国企业何去何从

科技制裁导致我国企业出现关键技术产品供应链断裂，关键核心技术断供在短期内严重制约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在美国的EAR实体清单中，共有186个中国ICT企业。随着风险沿关联关系网络扩散，全球产业生态都受到显著影响。ICT作为国家的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是新一代工业革命时代大国竞争力的核心。因此，2023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外部打压遏制不断上升”。

当前，美国制裁已然体现出“规则化”“盟友化”的转向趋势，企图在精准制裁不利的情况下，利用盟友关系将贸易政策和价值观外交挂钩，以此限制中国企业当前利用的“灰色地带”，进而实施“全供应链”制裁。在未来的博弈中，我们认为，我国有关主体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性，提高产业研发融合度，完善并强化产业创新体系，**主动改变过去由企业单独依靠全球创新网络以及全球价值链模式融入全球化的方式，加快向国家价值链模式转型，建设新型举国体制。同时，企业亦可通过加强在产业层面的技术创新，充分挖掘并利用新的技术需求与市场机会，寻找新赛道，打造新国际优势。

**其次，我国要素市场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产业政策存在行政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继续健全完善我国的产业政策，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实施退税留抵、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各项政策措施，为企业提供更加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通过促进国内的要素循环，来为高技术优势地位的保持提供后方保障。

**最后，企业重视“多元化”。**一是供应多元化。供应链抗风险能力的提高有赖于整个系统的共同分担体系，企业应构建多元可控的供应渠道网络，加强供应商全级次的穿透管理，对产业链各环节脆弱性进行测试，拓展采购渠道。二是出口多元化。减少我国企业对美等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提高在技术和市场进入中的谈判地位。三是技术引进多元化。在技术链薄弱环节积极从国际层面寻求替代方案，建立与非美国家的合作关系以缓解技术链风险，进一步降低对美技术依赖，亦能降低受实体清单等同形式制裁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美国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制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国产业主体应在产业研发融合度、要素市场建设和多元化方面着力，以确保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有关策略也将促使企业强化主体效应，成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际层面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