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东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新阶段的启迪者_风闻

前言      

        我不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我不避讳这一点。但我亲身体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USA为代表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我在USA生活的时间比较短）和北欧特色社会主义（北欧和中国一样生产资料国有和私有制并存，只是现在国际上已经很少人提北欧社会主义，尽管历史上这曾极为普遍）三种治理模式，所以对于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好与坏我有直观的感受，而非单纯依靠阅读文献和新闻报道来了解——学者如果无法实地考察，容易陷入从书本到书本的单一逻辑循环，脱离社会实际，再加上语言文字的隔阂——试图通过英语了解也常常会因为英文媒体的歪曲报道难以掌握可靠的信息源，容易获得盎格鲁撒克逊人视角下偏颇的观点。简而言之，基于我对三种不同类型社会的直接观察，相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者而言，我讲的内容至少会是有益的补充。

以欧洲模式为发展模板的胖东来

        胖东来在中国有独特的企业文化，点开胖东来的官方网页，会注意到其官网上有个醒目的分栏“文化广场”，介绍胖东来认为有借鉴意义的文化价值观。其最新刊发的一篇文章（2023年12月6日）《什么是文明？——挪威富裕后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介绍挪威社会的社会福利共享模式。再往下看，没隔多远则是一篇介绍芬兰教育的文章（2023年11月13日）——《最好的学校是离家最近的那所：为什么芬兰父母不焦虑？》，讲述芬兰如何破除内卷。与这篇紧挨着的则是（发表于2023年11月12日）《全球“快乐国家”排行——芬兰六连冠》，因为胖东来正是以人的幸福快乐为发展目标的。“胖东来是在追求人性的美好，怎样能让人活得健康、活得舒心、活得美丽、活得悠然、活得浪漫、活得富有情怀、活得有价值，让自己都觉得自己的生命是那么的美好。”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在《2023年联商网超市周——爱自己、学做幸福企业企业》一文中，于东来认为：“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关心员工、关心社会的。而不是总认为自己把企业做大了，就是关心社会，多做慈善就是关心社会，其实更多的慈善都是拿着员工的尊严、员工的人格、员工的血汗、员工的期望和价值换来的，这样的慈善多么的丑陋，而且还标榜自己多么的伟大，员工拿那么低的工资，老板还去做慈善，员工会怎么想？这些财富不只是老板的，还有每一个员工的血汗，和每一个员工的价值。”

胖东来成功的秘诀？

        胖东来不仅仅是商品质量有保证，它具有一整套备受称赞的精细化科学管理和员工培训模式，造就了被认为是中国零售业天花板的服务质量，做到“亲切、和气、热情、周到、细致”，其根本在于胖东来利润共享，抓住了员工们的心，不仅提供显著超越同行的薪酬福利（同时施行一周五天工作制度，而每日工作时间为6-7小时，年假30-40天，注：不清楚是否包含周六日，如果不计算在内，那这是超越我所知的任何欧洲国家的存在），推行股权合伙人制度，更为员工提供独特的职业发展空间。例如中专学历的桓垒成，在胖东来先是当了6年保安，后来胖东来成立珠宝专柜时需要售后服务人员他报名参加，学习珠宝清洗和修缮技术，后来得到进修机会去往武汉大学地质系珠宝专业学习珠宝鉴定，并最终拿到珠宝鉴定资格证书。

胖东来实操手册

胖东来客服标准

胖东来规章制度

详情参见：

央广网记者实探 |“神仙企业”胖东来为什么这么火？（关于收入和利润分享比例采信数字的主要信源）

“奇葩”胖东来，凭什么制霸河南？（内容丰富并有截图佐证，包括胖东来如何进行管理和员工培训的内容）

胖东来于东来：员工平均工资最低到手7000元，保洁也不例外 （明确提到保洁员也能拿到高收入的报道）

 “胖东来老板于东来重新定义加班：加班就是不行，是无耻无知不道德的！“（于东来批评让员工加班不道德的视频）

         根据许昌市的统计公报，许昌全市2022年的人均生产总值85515元，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320.5元。这意味着胖东来的员工最低净收入（央广网实地考察后报道的是每月最低6500——《记者实探 |“神仙企业”胖东来为什么这么火？》）已经接近该市人均生产总值，其员工中位数收入肯定远超当地平均收入水平。尤其不一般的情况是普通员工们拿到这个收入不仅无需高学历加持（在《2023年联商网超市周——爱自己、学做幸福企业企业》一文中，于东来明确写道：“胖东来的所有的高管几乎学历都不高，很多都是初中毕业”），也不靠加班加点来实现，还保障了超出国家标准的休息和假期时间，完全打破国内常规的内卷现状，成为了有钱有闲的中产阶层，展现了中国在未来成功实现经济内循环的关键之所在。

        我注意到自媒体“最人物”最近在观察者风闻发了篇文章《我在北欧打工9年，被同事举报1000次……》，讲到丹麦工作时长不高，还有保障带薪年假的规定。文章下有评论提出“很神奇，也让人很向往，只是疑惑一件事情，工作那么轻松，还能那么高的收入水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说明肯定存在超级利润，但是在哪里呢？很好奇，不是一个简单的祖上是海盗能够解释的，那都是过去”。实际上北欧国家的众多企业并没有该网友想象的所谓“超级利润”，而是北欧国家整体而言其分配模式与大家所熟知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非常不同，正如胖东来对于惯常的商业逻辑而言是奇葩般的存在一样。作为对照，瑞典全国2022年的中位数含税收入为每月34200瑞典克朗（数字来源：瑞典国家统计局，注：1个瑞典克朗按当前汇率约合0.7人民币），即全年510400瑞典克朗，而瑞典202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68004瑞典克朗（数字来源：ekonomifakta）。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胖东来拿出利润的80%分享给员工（记者实探 |“神仙企业”胖东来为什么这么火？），这是把利润分享做到了极致，是完全超越北欧社会的存在。胖东来的精细化的企业管理和培训模式本身并不难以模仿，真正难以被复刻的核心在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主并不关心普通员工生存和精神状态，在低薪高压的工作环境下，满怀怨气的员工如何能做到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细心服务？这种利益分配模式需要建立在多数人思想认知的改变这一基础上，这是胖东来模式在全国更广大范围推广的真正难点。当然，正如于东来本人所说，胖东来也不是一开始就按80%的比例进行利润分享的（即便如此他认为这也足以让他个人获得丰厚的回报了），在企业发展的初期他定的是50%，所以他对外传授经验的时候，认为50%的利润分享就可以做到成功实践胖东来的企业管理模式。

作为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USA不适合做中国的发展模板

        由于USA依然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做法便成为了众多国家争相效仿的模式，仿佛它的成功是单纯依靠其经济模式实现的。但事实上，在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指标上，USA常常处于西方发达国家当中的下限。这里我援引世界经济论坛给出的图表（The Global Social Mobility Report 2020 Equality, Opportunity and a New Economic Imperative），就咱中国人非常关心的社会流动性而言——以相对收入流动性（relative income mobility，指在多大程度上个人的收入由父母的收入水平决定）为计算​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指家族一代及以上实现阶层跨越的难易程度），绘制The Great Gatsby （取自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横坐标为代际收入弹性指数（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注：统计针对的是1970年代出生的人口），该数字越大显示社会流动性越低（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该指数命名为代际收入刚性即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rigidity更合适），纵坐标为社会基尼指数（表示贫富差距，数字越大贫富差距越大），可以明显看到USA的代际流动性是所列举的经济发达国家中最差的，尽管它好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如印度，巴西和南非。中国的表现要好于英国，意大利和USA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而北欧四国如芬兰，丹麦，挪威，瑞典（第五）以及德国（第四）是例举的国家当中社会流动性表现最好的五个国家。

图1：代际流动性多国对比图

       如果考虑工作条件，收入分配合理性，社会保障等等，做综合评价即采用综合流动性指数（global mobility index，见下图，该评价指标越高越好，与图1中的代际收入弹性指数相反），北欧四国则显著好于其他国家，成为独一档的存在，德国次之，中国的表现则弱于USA和意大利，但超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单独一档的存在。

图2：综合流动指数包含的内容缩略图

图3：综合社会流动指数多国对比图

        那中国是在具体哪些方面被显著拉了后腿了呢？中国被拉分最多的，也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收入分配（Fair wages）这一大类，例如收入后50%的劳动者平均收入仅为收入前50%的劳动者（注：统计的都是拿工资的劳动者）平均收入的12.9%，USA相应的数字是26.4%，作为对比瑞典的数字是35.9%。与之对应的，中国收入后40%的劳动者平均收入仅为收入前10%的劳动者平均收入的16%，USA相应的数字是42.9%，而瑞典则达了65%。同样是出卖劳动赚取工资养活自己，中国不同行业不同职位之间存在非常大的收入差距。比如说在国内有竞争力的IT企业工作的计算机工程师收入按汇率算大概率会比在瑞典高（瑞典的计算机工程师收入一般在每月33600至56600瑞典克朗之间），但通常而言在国内做保洁收入肯定远低于在瑞典做保洁员（全瑞典保洁员的平均月收入是24900瑞典克朗，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平均月收入是25400瑞典克朗）。作为参照全瑞典公寓平均售价是每平米43453瑞典克朗，斯德哥尔摩地区达到每平米64094瑞典克朗，这意味着保洁员家庭单纯靠工资要在斯德哥尔摩地区买房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胖东来非常的难能可贵，保洁员也可以拿到几乎与许昌市人均生产总值齐平的收入，我认为完全称得上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企业的标杆。

        中国另外一个拉分大的分项是缺乏保障的雇佣比例（定义为家庭雇员和自雇人员）非常高，达到43.3%。例如国内城市庞大的外卖员主要是作为个体户存在，而非企业的正式雇员，如果他们缺乏意识不给自己交社保和医保的话，在城市里生活确实是比较缺乏保障的，作为对比USA该分项上只有3.7%。而在这方面瑞典为6.2%，一方面也许跟前些年瑞典大量引进难民有关（难民的就业情况普遍不太好），另一方面是瑞典高收入个体户的现象不鲜见（这可能是瑞典社会比较特殊的现象），我就认识有拿到专家职称的资深医生去做个体户出租医生，还有工程师从企业辞职出来作为个体户单干继续给包括原东家在内的高科技企业做技术咨询服务并雇佣自己妻子做财会的（他对单干的收入非常满意，但未透露过数字区间）。扯远了，再转回综合流动指数的话题。综合流动指数还包括一些中国得分不高的子项，诸如成年人使用宽带的比例，中小学的社会群体多样性，还有腐败感知度这种比较主观的评价指标，如果刨除出去，我猜测中国应该不太会在综合流动指数上被USA拉开距离，大概率会是比较接近的状态。

        不过话说回来，我个人认为社会流动性和公平性评价针对的是社会不同的侧面，不应该混为一谈。讨论社会流动性，大家关注的就是个人实现阶层跨越的难易程度，个人收入所得及教育水平有多大程度受父母影响，这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没有直接仅为间接的关系。当然，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如果差距非常大，想要实现阶层跨越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感觉中国越来越卷的原因。

生产力不决定仅约束生产关系

        我们以前学的政治教科书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又讲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讲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说现在对于中国和USA的生产力谁高谁低可能会陷入到怎么衡量生产力的问题上去（不过逻辑上我们存在技术被卡脖子的风险也很难讲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超过USA），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在建国初期，我们的生产力跟USA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我接受我们施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意味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表述必须改，而不仅仅是补上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就足够解释为什么落后的生产力可以诞生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我注意到生产力的英文维基百科词条总结说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衡量本身取决于人的价值取向和关切的利益，因此并不存在完全中性的对于生产力的定义——“He suggests there is no completely neutral view of productivity possible; how productivity is defined depends on the values and interests people have.”我专门去看了德语版本的词条但没有找到对应的德语表述，我们姑且接受这个总结反映了马克思本人的看法。如果这是马克思先生的本意，那么他的看法比我们中学政治教科书教授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自洽性更好，更有利于解释为什么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社会主义，而不是线性地不得不经历不同社会的发展阶段。与之一致的，这样来看待生产力，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北欧国家可以选择更有利于本国老百姓需要的发展道路——假设存在一个价值中性的或者我们称之为客观的生产力的定义，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北欧蕞尔四国中任何一国的生产力能超越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当中依然最强大的USA。换而言之，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许昌能诞生胖东来而不必是北上广深当中的任何一个。进一步地讲，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实现全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不必依赖于网友想象的“超级利润”的存在，因为归根到底生产力如何衡量要取决于人的价值取向和关切的利益。在这一视角之下，胖东来以让员工和服务的客人更幸福快乐为衡量生产力的指标，那么尽可能地压榨员工的剩余价值，让员工加班玩命地工作，为于东来本人汲取更多的个人财富并不意味着更高反而是更低的生产力，因为这样做会降低更多人的幸福感。

        胖东来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打破内卷状态，建立内循环经济指明了方向。当然，立足国内的现状，胖东来太过突兀了，以相对收入来衡量，它直接竖立了一个世界顶级水准的标杆，现实当中它也面临着能否走出许昌和新乡的困境。同时，我相信大概也会有人和我一样对于胖东来未来的二代经营者能否延续胖东来特立独行的利润分享模式而保持着审慎的怀疑态度。核心问题就在于胖东来模式直面人对私利的认知，我们常常批评USA为代表的西方推崇零和博弈，讲共同富裕和双赢，但我们在国家内部对于推动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上并没有做太多的工作。比方说，我们以间接税为主的模式没有调整，而高薪人员通常都报低的底薪，更大部分的收入往往算做奖金以降低税率，使得个人所得税没有更好地起到二次分配的作用（当然比起二次分配，更重要的其实是一次分配，即不同行业不同岗位本身的收入差距）。另外我们一直在争论是否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富人征收房产税，却总是认为时机不成熟，拖到现在房市遇冷了更没可能出台了。中国一些头部高科技企业突破USA卡脖子是值得鼓励和称道的，只是如果我们延续现有的分配模式的话，这类企业再成功也很难直接拉动更广大的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实现大幅上升。真要惠及中国最广大的劳动者，需要中国涌现更多的“胖东来”，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不在高科技企业工作。社会发展的目标也不应该是逼着大家需要靠竞争上岗少数高端职业获得体面的生活。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建立怎样的一个社会，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我们关切的利益何在？

“胖东来”模式的启示和现实条件下“减配”模式的可行性

        要转换资本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改为追求全民幸福太难。现实情况下，我们需要平衡社会当中天然存在的不同群体的利益和价值取向。正如在北欧这样的整体而言相对更为平等的社会，也会存在资本家压榨外籍劳工，把应给劳工发出去的工资私下里让员工取现金要回来一部分这样的丑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政府对于雇佣外籍劳工有最低工资要求，银行走账私下讨回部分应发工资可以保证所需上缴政府的税款一分不少，有利于避开政府审查）。但同时，这样的丑闻存在本身也表明政府对于塑造社会价值取向是强有力的。有为的政府完全可以根据当地合理的消费水平制定更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并监管用人单位依法执行，确保当地最普通的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双手参与社会劳动也能获得合理的生活水平。

        胖东来带来的启示并非是企业必须拿出50%甚至以上的利润分享给员工，而在于，一个普通的年人均生产总值八万五千余元的城市居民，其实有相当程度的能力和意愿消费品质不低的商品和服务，否则这难以解释以低劳动力成本低价竞争为策略的零售商为什么根本不是胖东来的竞争对手。它的存在，证明企业通过极限压低经营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在内走低价恶性竞争模式并非最符合中国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中国的普通消费者需要的是有一定品质，即使价格高一些的商品和服务。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完全可以承担地起比目前更高的劳动力成本，我们不必与诸如东南亚国家竞争低劳动力成本的低价商品市场，而应该立足于提供有更高品质要求但兼具高性价比的商品和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可以有规划地因地制宜地逐步提升对企业商品质量，生产过程和服务的标准要求，并制定与之匹配的较之目前更高的各行业雇佣标准，推动更多地企业走出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恶性竞争的陷阱，走出一片更广阔的新天地。当然，如果政府头脑更灵活一些的话，还可以在微操层面考虑聘请于东来做高级顾问，为一些具有国资控股的企业提供管理建议（胖东来发掘和培养了很多原本学历不高的人成为获得体面薪酬的专业技术人才，这对于我国破除教育内卷化也非常有意义），促进更多的企业提供受老百姓喜爱的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让“胖东来”模式在更多的行业领域发展壮大起来，以此来催化凝聚新的社会主义市场价值取向，让最普通的劳动者更有获得感，更好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这样做，不仅利国利民，也会有利于为中国创造更良好的国际外交关系。如果我们坚持走劳动者加班加点，低劳动力成本的低价竞争策略，把中国建设成“发达国家粉碎机”，西方发达国家出于维系其内部社会稳定性的要求必然只能选择与中国零和竞争。中国的全产业链低价竞争模式也同样会压制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升其产业链，导致将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限制在低人工成本低价竞争的经济形态，有碍于提升全球人民的福祉。如果中国发展强大后的结局是中国拉着全世界的劳动者都一起996，一起焦虑35岁危机，我们到时候也会反思我们这样做的意义究竟是为什么。

       综上，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模式提升普通劳动者获得感，增进幸福感的发展阶段。尽管直接借鉴胖东来模式对经营者的价值取向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使得直接在我国更广大的行业范围推行存在现实障碍，但是通过顺应中国广大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品质的需要从而在行政上对企业提供的商品质量，生成过程和服务质量以及提升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提出更高要求的方式推动中国企业向胖东来模式靠拢，凝聚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摆脱低人工成本低价恶性竞争模式，更有利于构建和扩大我国的内需市场，共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利于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价值观，摆脱零和博弈思维，

补记

        此前晨枫给我拟定了一个命题作文，让我展开对胖东来模式对于构建或者壮大经济内循环市场的意义的阐述，并让我一并讨论这和政府“全民发钱”这一设想的关系。从行文完整性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文中插入这方面的讨论。不过既然我答应了要写，我就在后记的部分补充一下。我不赞成“全民发钱”正如我此前提到这一来容易导致养懒人这一弊端，二来如果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不改变的化，全民发钱只会变成变相补贴企业的行为。关于养懒人一事，北欧社会实际上已经存在这样的弊端，尽管他们并没有做政府全民发钱这样的事情。我妻子在瑞典做医生，她见了不少好吃懒做，实际具有劳动能力和正常智力水平的“病人”（实际在社会占比不见得很高，但她常常能遇到），总是希望从医生那里获得更多诊断，比如证明自己有精神疾病，或者有智力缺陷，这样就可以从政府申请到各种各样的经济补偿，让自己不用通过任何劳动也可以获得过得去的生活质量。我不清楚瑞典长期病假三四十岁就病退的人有多大比例是这样的人，但是毫无疑问有一部分人有意利用了瑞典制度安排当中对不幸者设计的安全保障来度日。当你知道自己需要辛勤工作到65岁以上（比如我如果在瑞典退休需要工作到69岁）才可以正常退休，而你支付给政府的高比例税金需要用来养这样一批好吃懒做，而并非是因为某种不测的不幸而不得不寻求社会救助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认同这个制度设计是存在漏洞的。当然，出于认同社会需要有人情味，没办法排除必须同时养一部分懒人的时候，你也许会同意这是需要承受的代价。但请想象一下在有6亿人口人均月收入低于一千的，拥有14亿多人口中国全民每月一人发一千，且不论这钱怎么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对于激发人性潜在的惰性会有多大的吸引力。另外，在绝大多数企业主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的引导下，谁能确保他们不会以经济不好为由需要通过降薪雇佣劳动者，直接把政府补贴每一个劳动者的一千块，变相转变成补贴企业的资金呢？企业如果选择这样做，普通劳动者一毛也不会多得。政府为了防止产生这样的后果，还是得出台监管措施去监督企业不得降低雇佣成本，而监督本身也需要承担额外成本，那么对于政府而言是不是直接要求企业遵守更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更有意义？当然补贴企业也不是不可以，至少企业雇佣劳动者解决就业问题，这比直接给老百姓发钱而不考虑其是否参加社会劳动更有意义。而对于35岁年龄以下的人发钱这一设想，上述变相补贴企业的风险依然存在，好处是它会让年轻人明白需要让自己在35岁之前具备足够的技能确保35岁不再发钱之后也不至于降低生活质量，坏处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存在35岁危机的焦虑情绪，这样做无益于缓解这种年龄焦虑，反而可能会加剧内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