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西班牙（之二）“飞行集会”和“窃听风云”_风闻

我曾在一篇题为《当五星红旗在马德里上空升起的时候》的文章中，回忆50年前我们在马德里建馆时，在西班牙，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引起的轰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被认为是“法西斯统治的国家”西班牙首都市中心高高升起，其轰动效应不亚于此前中国同意大利、德国建交引起的强烈反响。它再一次证明，“红色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步扩大，不可阻挡，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当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障碍。佛朗哥作出同中国建交的决策表明，他是具有政治远见和勇气的。

轰动归轰动，但当我们11个建馆小组人员身着深色中山装，在周敏临时代办率领下走下飞机，乘上西班牙外交部安排的三辆轿车和行李车，驶抵位于马德里市中心豪华的“帕拉斯（译为“皇宫”）”酒店门前的时候，看到的是围观者脸上不同的表情和目光：有友好与和善，有好奇和惊讶，也有茫然和疑惑，但匆忙观察之下，似乎未见到来之前担心的敌意，更没有挥拳头、喊口号让“共产党人滚出去”的敌对行为。我一直悬着的心静了下来。

应当说，从礼仪角度看，西班牙政府的安排是周到的，给了我们应有的礼遇。临时馆舍是对方在建交谈判中与我驻法国使馆商定的，在具备自理条件前，建馆班子用车暂由西方代租，安全保卫工作由西方派专司其职的国民警卫队负责。

讲到安全，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大难题。

从心理认知角度看，我们的心态是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和到了“敌占区”的感觉，觉得从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到我们所在楼层（因工作需要，我们租用了该酒店两层的18个房间，包括预备的大使“官邸”套间）的服务人员，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神色异常，行为诡秘。后来了解到，我们不是疑神疑鬼，西方有关方面确实安插了安全人员，一为保卫，二为监视。现在看来，双方均非出于敌意，而是由于道不同，相互防范。

时间长了，司机何塞无意之中透露他和另一个司机佩德罗都是内政部派来的退休警务人员，前台也有他们的同事。每次外出，事先事后都要向单位报告。实际上，我们的行动很不自由。

更大的不自由是与国内的联系。外事纪律第一条是请示报告，须臾不可忽视。在酒店，不能对建筑做任何改造，不具备起码的保密条件，隔墙有耳，屋顶有眼，任何涉密的事都不能说、不能写。行政琐事可通过当地邮电局与国内沟通，凡涉密者，只能钻进仅有的防窃听窃照棚起草、处理、批阅，很闷很热，很艰苦。没有保密会议室，部署工作、研究驻在国形势、传达国内指示，都不能在“馆内”做，怎么办？

布恩雷蒂罗公园

离“帕拉斯酒店”不远的地方，座落着马德里市中心最大的公园——布恩雷蒂罗公园，修建于17世纪，占地1.4平方公里，园内有人工湖、大量的古典雕塑、1万5千余种植物，草坪如茵，是马德里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常有各种文艺演出和街头歌手、吉他手表演。

经过考察，我们觉得这里可以作为我们举行内部会议的场所，状似休闲，不显山不露水。

1973年10月18日，西班牙国家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左二）接受首任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陈肇源（左三）递交国书时的场景，王珍（右一）任翻译。

每逢有要事传达、讨论，周敏临时代办便分两次（从6月到9月底，使馆人员陆续增加）组织进行，陈肇源大使到任后，便由两位馆领导分别主持。我们在草地上铺上布单，摆上饮料、食品，以野餐形式掩人耳目，打开收音机播放音乐，一为“掩护”，二为干扰很可能的窃听。

有趣的是，每当我们刚刚坐定，会议尚未开始之际，便有骑警3-5人全副武装，骑着深色高头大马前来观望，先后相差不到10分钟，可见对方信息之快。他们状似常规巡逻，有时向我们敬礼致意，我们还以招手微笑，彼此相安无事，但各自心知肚明。

我们把这段经历戏称为“雷蒂罗公园的飞行集会”，名称虽不确切，但却颇能反映出当时神秘而奇特的情景。

环境虽然艰苦，但在使馆领导带领下，全馆同志凝心聚力砥砺奋发，建馆工作积极稳步推进，迅速打开局面。商务处、文化处陆续到位，“帕拉斯”费用太高，又在邻近一家小旅馆租用了部分房间作为宿舍。

我们广泛开展与西外交部等官方机构的交往和各界交友活动，结识了不少“重量级”的朋友，印象较深的有英俊潇洒的外交部对外政策总司司长兼亚大司长佩里纳特侯爵（后接替萨马兰奇出任驻苏联大使），风度翩翩、主管中国事务的亚洲处长海梅.奥赫达，身材高大、酒量惊人的礼宾司长索尔·德拉路斯大使，贵族范儿极浓的礼宾司处长丘鲁加男爵，时任巴塞罗那省议长、后为享有世界盛誉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萨马兰奇（1977年出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世界著名印象派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等等。我们还在“帕拉斯”接待了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选购永久性馆址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马德里是世界建筑名城，漂亮的楼宇很多，但找到适合中国外交机构需要的房子不易，非大即小，要么位置不理想。

1974年10月，经国内批准，确定长租位于临近马德里安托恰火车站的特拉法尔加尔大街11号。这是一栋无院无墙的楼房，地上12层，地下3层，原为旅馆。陈肇源大使决定，签租用合同后立即进入，防止有人做手脚。由于行动迅速，我们进入时，房东尚未搬走，与我们“共处”了一段很短的时间。

那并不是理想的馆舍，但较之前边两家旅馆，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方。尽管当时条件有限，我们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安全检查和防范。进驻不久，我们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可疑现象，及时报告国内，建议尽快派人进行技术检查。

国内很快派出安全巡视组，在全馆不同位置挖出多套窃听设备，型号老旧，形体粗重，何人所装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在我们突然进入前匆忙安装的，未及调试检测，以致很快发生故障露出破绽。经专家评估，由于使馆发现早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严重洩密。

1981年使馆迁入位于Arturo Soria大街113号的新建馆舍，设计、监理、施工和装修均由国内派人实施，“飞行集会”和“窃听风云”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时代变了，技术进步了，手段多了，我驻外机构的安全保密条件越来越好。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外交人员永远不可掉以轻心。

未完待续~

作者 | 王珍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