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的科学_风闻

    科学在进步，在很多方面而言的确如此。科学同时也在退化，虽然少有人提及，但事实不容置否。

    一如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路威（1883—1957）所说的，人类文明以来的科学史可以总结为三句话：知识积累不断进步，而科学道德陷入一个漫长的退化周期，科学研究者的心性仍未超脱蛮荒时代的心理。

    此言可谓不虚。百年前的欧洲战争来了一个测验。以全体而论，科学家出局了。同是那一辈人，在国际会里刚才喋喋不休谈着科学之大同主义，一声宣战就变成狭隘的爱国主义者。

    著名的德国物理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1909年荣膺诺贝尔化学奖之前，已为一种世界的语言和民族间的谅解努力了多年。一战爆发，他忽然宣告德国是优越的组织国家，其他各国都还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浪费光阴，所以德国非出来用它的效率引领各国前进不可。随后，他把英国学术团体所授予的名誉学位与职位一概摒弃了。

奥斯特瓦尔德

    英国人和法国人也立即回敬，他们反唇相讥：德国科学本来没有多大价值，它的盛名纯是虚声。

    战前，法国物理学史家皮埃尔·迪昂（1861—1916）对有几位英国物理学家的评语实在不敬得很。他说他们的缺乏严密逻辑是英国的国民性，和法国与德国的思想家正可对照。可是到了1915年，他的条顿民族心理评价突然改变了：德国人毫无灵感，琐琐屑屑的功夫，和中世纪的僧侣相似。

    1916年，有一位加拿大的科学家在《自然界》上大发牢骚，说德国的科学家相约缄默，故意埋没英语民族的科学家的成绩，他要叫德国人自白所受于牛顿、法拉第和马克斯维尔的恩惠。

    这位自作聪明的科学界朋友显然没有去翻一翻赫尔姆霍思和玻尔兹曼称颂牛顿等人的文章；他不知道美国在精确科学顶尖人物吉布斯（Willard Gibbs）显名于世多亏了奥斯特瓦尔德的力助；他也不知道马赫的科学史论文中几乎无处不对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的成就表示热烈的赞赏。

    到了1916年，大多数科学家已经忘其所以，也不管自己写的是什麽，只要能表白他们的忠心，表明和大众的成见一致。

    这种情感在停战以后仍然盛行，至今不衰减。曾有好几年，协约国方面科学家不肯和德国科学家交际。他们组织并举行国际会议，不要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出席。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前苏联及其盟国的科学家们又继承了这份“荣幸”。

    这已经教人够受的了！可是拿来和“科学”一词刚成为口头禅的18世纪及19世纪初年的往事一比较，更令人难为情。

拿破仑战争，油画

    拿破仑战争（1803—1815）的规模是可以和1914年开始的大不幸相比的。然而在普鲁士兵败国裂之时，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还是泰然地和他的朋友及法国化学家盖-吕萨克（1778—1850）探险维苏威火山，仍然继续做法兰西学院的八个外国会员之一。得了他的国王的许可，他把巴黎当他的本营，把他的重要论文用法文发表。

    1841年，法德又有开战的消息。洪堡写信给他的老朋友阿拉戈（Arago），问他是否这种政治上的冲突将影响他们的私人友谊。那位法国天文学家接了这封信于是老大不高兴起来。他在1841年3月12日回了一封信，“我不能相信，我不肯相信，你当真问我是否欢迎你到巴黎来。你会怀疑我的不变的敬爱之心吗？你要知道我是要把这方面的任何狐疑当作最残酷的侮辱的。”

    试以这个和巴黎医学院的戈谢教授（Prof. Gaucher）的态度比较，他毫不觉得羞耻地在1916年自白，打1870年起就没邀请一位德国人到他家里去过。这位法国皮肤科医生可是名垂科学史的，早在1882年，他首先报道了一种少见的由葡萄糖脑苷脂酶缺陷引起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随后该疾病以他的名字命了名。

    也许，人类自命不凡的科学所患的就是坏了心肝的“戈谢病”，但并不少见。

戈谢病表征

    又如，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1778—1829）在1806年写了一篇论文《电的几种化学发生法》。法国科学家为表敬意而送他一个奖章。然而，当时英国和拿破仑正在拼个你死我活，他却把这个奖章接受下来了。

    他说：“有人说我不应该接受这个奖章，报纸上也有无聊的文字表示同样的意思，但是，两国政府失和，两国的科学家并没有对垒。倘若科学家也成了仇敌，那真是最可叹的内战了。我们宁愿靠科学家的中介来减轻一些两国相争的残暴。”

    1813年秋，在法拉第的陪伴下，戴维渡海入法，尽管冒着浓烈的两军炮火，成群的法国科学家出来欢迎这位英国贵客。也许是由于他的私人的癖性吧，他没有能始终和他们处得很好，但是法国人仍把他当作尊贵的同志款待。

    1813年的科学家和1918年的科学家之间，气度之相去何其远也！

    百年以前，研究学问的人还没有中国家主义的毒。他们里头也许有戴维这种装模作样的人，也许有洪堡这类趋炎附势之徒，但在智慧上他们是自由人，也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努力。

    至今，科学的知识之库日益深广，我们的“征服自然”——还不如说是我们越来越聪明地服从自然——也将日益进步。但是，个别的科学家仍将继续逞其游谈，意志薄弱的同僚和门徒仍将奉以为金科玉律，为自己的宗派的光荣起见仍将排斥异己，掩饰显明事实，甚至纵容有意为之的谎言。

    顺便插说一句，缺“钙”和会“舔”绝非是善耍笔杆的文人的独门秘籍。

    科学的德性之所以严重退化，所中之毒不止于以上一种，在搭上商业这艘世纪快车之后，科学受资本操作的荼毒不亚于其他任何主义。

    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番话表面上是对资本的进步意义作出的充分肯定，但同样的肯定也可以转借给科学。

    因为科学及其产生的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资本家都是甘心为科学家“打工和服务”。

    然而，作为过去的两个世纪特征的另一个“伟大事实”是，“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所言无疑是对现代技术主宰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是的，马克思预言并揭示出现代文明中“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人的物化和物的灵化所造成的倒置，正是人在现代文明中的历史性大退化。

    换句话说，在物质财富面前，人们似乎很自由，可以“自由地”支配、享用、弃置物，但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却受制于物，过去“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未来则将更加屈从于物的天罗地网。这一切不正是拜了科学进步所赐吗？而不是单纯幻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