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离开三甲儿科的年轻医生_风闻

健闻咨询

2023年12月22日 08:02:58

那些离开三甲儿科的年轻医生健闻咨询2023年12月22日 08:02:580人参与0评论

“加完夜班后，身体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10月起，成都某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蓝蓝连续失眠了30多天。更早一些，重庆一家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双红持续被焦虑折磨，她做了抑郁量表，诊断结果是轻度抑郁。

今年秋天，二人决定逃离三甲医院。

事实上，全国缺儿科医生已久。根据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共有儿童医院151家，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执业（助理）医生0.78名。这离世卫组织每千名儿童拥有一名儿科医生的最低标准存在差距。

随着天气渐冷，呼吸道感染频发， “儿科荒”现象再次引发关注。

最近，《健闻咨询》跟四位逃离三甲医院儿科的年轻医生聊了聊。“儿科荒”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又遭遇了哪些具体而真实的困境？未来可能走向哪里？

当初，双红选择儿科的一个原因是孩子朝气蓬勃，但她没想到，“希望本身也是一种双刃剑”——这个社会太多人把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相关从业人员都压力巨大。答案复杂而多面，其中一点不可忽视：一个行业承受的压力可能来自整个社会系统。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太累了

儿科医生都知道，这一行的忙碌程度取决于季节。每到冬天，这种呼吸道感染高发季节，过劳就成了常态。

成都某三甲医院儿科医生蓝蓝今年30岁，差点成了新妈妈。10月份的一天凌晨，早孕期的她发现自己的下半身在流血。

她有些恍惚，去了一趟妇科，确诊流产——这是她第一次流产。她没有感觉不舒服，继续回到岗位，“事情还是要做完啊”。连轴转到下午三点，工作了二十二个小时后，她下班了。

当日蓝蓝的工作内容包括：住院部收进十个病人，抢救一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孩子，再加上十几个急诊病人。

这事并没有导致她离职。作为一名医生，她很清楚，从医学角度分析，流产是多种因素造成，很难被单独归因——她甚至没有抱怨。

直到休完流产假回来后，她继续忙碌。碰到四天一次的夜班，她一个人顶住院部、急诊、产科新生儿以及120，平均连轴转21小时。

有时急诊病人还在排队，她又要去出120了。人人都在催她，病人不能理解，我都挂了急诊了，怎么还要排队还要等？

最令人身心难受的还是通宵夜班。没病人时，蓝蓝试着打瞌睡，一躺下就被叫醒。她一下夜班就心慌胸闷，一咳嗽喉咙还带点血。她浑身乏力，躺在床上三点才能睡着。“身体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三个月左右，她瘦了八斤。

“我了解过，其他医院也缺儿科医生，但我们医院管理特别有问题。”蓝蓝预判自己所在的环境短期内不可能改变，连续失眠一个月之后，直接提了辞职。忙完当前呼吸道感染高峰期，她就不干了。

作为一名男性，儿科医生张国强的身体同样吃不消。张国强本是广东河源市某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今年上半年离职去了一家私立。之前，他所在的医院五天轮岗一次夜班，次日他会在早上八点上班。“还是要负责，要管好自己的住院病人。”

一到秋冬季的夜班，平均五分钟就来一个病人，他熬个通宵后还是睡不着。他看见其他女医生，上完夜班 “走路都走不稳，扶着东西走”。

离职前，双红在重庆一家三甲医院担任儿科医生。当患者需求大，很多医院急诊不限号，有时她从下午5点半忙到次日上午8点，看个100多号很正常。由于儿童难以沟通，儿科病症诊断时间快不了，她和护士们总被家长嫌弃太慢了，还会被投诉——在她们医院，医生被投诉一次扣500块。

“面色枯槁，头昏脚重。”上了几个月的夜班，28岁的双红形容自己“快要死了”， 每次熬夜她都感觉畏寒、心慌、困得眼皮子打不开。她经常半夜在微博打卡，自嘲病人的精神比自己还好一些。

双红室友也是同行，在对方所在的儿科，单个医生收8、9个病人，超负荷工作两个月，每天晚上9点后下班——对方也在考虑近期离职。

生于1992年的晓枫从211高校毕业，在厦门某三甲医院担任儿科医生，她记得前半年病人数都在一个可控范围内，七八月份之后，随着病人数增多，病区扩展到了两个——一共收100多号人。医生人数不变，工作量变成了原来一倍。

晓枫常常没吃早饭，没时间，没胃口，胃病犯了。遇到值班日，她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两点，中途可能只有时间上厕所，“一整天不停地在解释，嘴巴都在冒火。”

四位儿科医生都遭遇了类似的身心困境：严重失眠。明明很困，晚上睡不着。食欲不好，恶心。双红当时做了抑郁量表，诊断结果是轻度抑郁。

家长过度焦虑

曾经在一家妇幼医院当过规培生，晓枫自我形容性格外向、情绪稳定。到了三甲医院儿科工作了半年，她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焦虑最重的时候，她不准自己的男友提到“医院”两个字，一提到就肠胃难受。

焦灼感弥漫在儿科诊室。“儿科的病情通常都不急，急的是家长。”她曾经遇过一位非常焦虑的家长，刚住院20分钟，药都还没有打上去。对方说，医生我都办住院办了20分钟了，怎么我孩子还在发烧？

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许多家长对发烧的容忍度比较低，希望孩子一看病就能退烧。曾经一位家属带着发烧的孩子换了四五家医院。她问对方为什么一直换。对方说这个药我吃了没用。

晓枫还见过孩子烧得特别精神，四个家长在一旁着急到流泪。“全家都快发疯了，孩子是不能发烧的。”她常常给家长们解释，以前有孩子烧傻了，是因为脑膜炎引起的神经系统损伤。而多数情况下，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一些家长存在过度担忧的倾向。比如一位家属说，医生，我家小宝的嘴角好像比以前下降了15度。她看了五分钟没看出来。对方从包里掏出一个放大镜，说自己每天都用放大镜看。她哭笑不得地说，嘴角耷拉跟孩子的精神状态也有关系。

急诊科的氛围更是紧张。深夜三四点钟，来看病的家长都是很急，张国强刚躺下十分钟，又来一个家长。“一般夜晚人都容易缺乏安全感，大家状态都很不好，你跟他说什么，他还不接受。医疗纠纷就容易发生。”

几位医生表示自己尽量理解家长的焦虑：毕竟当前环境下，“一个孩子通常是一家六个人的宝”。双红甚至反思自己还是年纪轻，不像年长一些的医生耐受力更强，“因为他们当过家长，能理解家长的心情。”

他们最怕的还是“半懂不懂，不信任医生的家长”。当他们提出的方案被家长抗拒甚至质疑，双方的焦虑值都升到极点。

最重要的是沟通，双红的大量精力投入于此。曾经有个孩子是发热性惊厥，病情原因是细菌感染。家长就是反对使用消炎药，双红反复沟通也没用。孩子住院了五天还在反复高烧，家长才同意用抗生素。

“他的孩子从来没用过抗生素，情况又比较危险。”双红无奈地说。

“就感觉特别无力。”当蓝蓝感受到自己不被信任，心里会沉下去。“不管你怎么做，他都不会相信你。”蓝蓝说，这跟大人担心孩子的心态有关，如果是大人查血没问题，但有的家长就是会反对孩子查血。

双红曾在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上班，接触的大多是危重症和疑难病症，患者家属对医生依从性高一些，但到了地区三甲，家属会存在不信任。比如上呼吸道感染，80%都是病毒感染，疾病具有自限性，但家属要求用消炎药，甚至静脉输液。而住院治疗的孩子，病情一旦好转，治疗疗程还不足，部分家属也要求出院。

“很多情况下，还需要应对家长的不合理指导。“在她心里，这是最难忍受的地方。有一回，凌晨4点要求住院的家属，发热仅仅2小时，住院后予以布洛芬退热及补液等治疗后，凌晨8点患儿再次发热，家属便不能理解，认为医生用药有问题，要求更换治疗。

当初她选择儿科的一个原因是孩子朝气蓬勃。没想到，“希望本身也是一种双刃剑”——这个社会太多人把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相关从业人员都压力巨大。

蓝蓝发现，这些年一些家长看了网上的科普知识，开始干预治疗决策。“什么情况都有。要求一定要输液的有，也有人执着于吃口服药，不愿意住院，因为太麻烦。”

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尊重医生的。有人比较不幸运，比如双红一位打算辞职的医生同事，有个家长因为孩子的病情撞了她，同事以前做过脾破裂修复手术，腹部撞到了铁栏杆上。得知此事后，“家属道歉了，但态度恶劣。”

张国强自认理性耐心、不跟家长起纠纷。他最担心的是风险。忙到凌晨三四点，脑袋懵着要做诊断，眼睛还打不开要看喉咙。“多看个十秒家长都受不了。大家都很烦躁。”他很担心出现误诊问题。

晓枫有时提心吊胆。有一回儿科病房满了，一个孩子被暂时收入了成人病房，结果孩子因为药物过敏嘴巴肿了。深夜一点，晓枫过去紧急处理。第二天她就提出来，孩子不能住成人病房，因为那边的护士对儿科并不了解。

她个人不太认同医院用号召其他科室医生支援儿科，“儿科有儿科的特殊性，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所以其他科室的医生也不愿意啊。”

“如果真的出什么问题，最后担责的还是医生。”晓枫说，据她了解，医院招人也不好招。当她反映困难，领导会搪塞回来，“我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们也在想办法，再忍忍。”

逃离体面工作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人而异。对蓝蓝来说，收入低是关键因素，尤其是病人越来越多，收入却增加甚少。

“我的劳动跟收入是完全不相关的。”蓝蓝边说边大笑——嘲笑自己的处境。

在综合性大医院，儿科是经济效益最差的科室之一。张国强表示，三甲医院大部分儿科属于亏损状态，“儿科诊室的存在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儿科治疗费较少，医生绩效工资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小孩子没有发育完全，许多检查不能做，耗材也少。此外，孩子用药少，药量至少比成人少一半。

每个月工资一到，蓝蓝身边的同事都会开始找工作。事实上，如果不是收入和付出严重不对等，她不会离开三甲医院这种稳定的体制内工作。

在厦门这所城市月入一万左右，属于晓枫能接受的范围。但当工作量增长了一倍，工资只增加了1000，她感到了失落。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她最在乎的还是身心健康。10月某个凌晨。晓枫特别疲惫，急诊送过来两个病人。她跟上级沟通，“我们的固定床位数只有是这么多，没错吧。”对方说是，但现在是特殊情况。她回了一句，“住院医师的命不是命？”

次日，晓枫直接打了离职单。她不想再忍受胃疼了。

算起来，双红有三个研究生同学从三甲医院辞职：其中一个女孩要面临三四天一轮通宵夜班，生理期紊乱了，2个月没来月经。还有个师姐，在值夜班的时候，突然血便了，然后去了儿保科。

双红的身心能量也接近耗竭。诊断出轻度抑郁后，母亲每天给双红准备营养食物，去大自然散步，报了瑜伽班。每次练完瑜伽就可以原谅一切——直到离职前1个月，她发现自己连瑜伽都不想去练了，于是果断离职。

因为这次辞职，她简直众叛亲离。母亲心疼她读了7年本硕临床，“本科阶段的课程多达80门，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就是历劫。”如果离职，十几年努力化为零。舅舅坚决反对，他眼中的三甲体面，有编制有保障，光鲜体面，“舅舅还以为值夜班，就是去睡一觉。”

她内心也经历了一番斗争，虽然她对编制没执念，但多少有虚荣心。还有对这份职业的热爱。读本科时，有同学力劝双红转专业，当时她斗志满满，“虽然困难，但总要有人干儿科吧”。

让她放下的还是从医磨炼出来的心态：不要太看重他人眼光以及外表的东西。人生不能又要既要。“我比较在乎自己的人生。”

关于过去的回忆也有发光点。离职一个月后，双红不时会想起一个夜间急诊故事。凌晨3点，10岁的女孩因腹痛来就诊，询问病史和查体后安排了腹部超声检查。孩子父亲跟她转述女儿的话，“医生真好，真温柔，这么晚了，态度还这么好，真的很佩服医生。”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

晓枫则反复想起一个四五岁小女孩的妈妈。这位妈妈跟女儿说，我们的宝贝乖乖抽血，待会妈妈给你奖励。小朋友过来催晓枫开医嘱，“阿姨你可以快点吗？”在她听来，这次的催促声很可爱。

她经常想念自己的同事们，她们曾经是一起吐槽、吃苦的战友。有同事曾经问晓枫什么时候回去。她回复：“不回去了。”

最终，他们没有离开儿童健康相关领域，并且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儿保方向，继续学习和投入工作。

辞职后，双红转去一家妇幼保健院做儿保。她重新找到了一些成就感，比如帮助发育迟缓的孩子逐渐康复。忙着学习新知识的同时，她在重新找回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练瑜伽、看记录片、拍拍照片……

张国强一边在私立医院上班， 一边积极研读儿保相关的书籍；晓枫则去了社区医院上班，未来的目标是专攻儿童生长发育管理和心理治疗，她对心理学一直很感兴趣，擅长跟人沟通，进一步发挥性格优势；蓝蓝本来就是学儿保方向，打算再找一家医院进修。

无一例外，他们还想继续当医生——初心未忘，只是希望工作和生活多一些平衡，拥有自己的健康的同时，帮助他人健康。

如何留住儿科医生，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国家正在通过许多倾斜政策引导更多医学生进入儿科，尽量提升儿科医生的待遇。而我们普通人能做的，是更多的善意和尊重。让我们彼此多一些耐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蓝蓝、晓枫、双红、张国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