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当代知识人的自恋文化是如何炼成的？_风闻

學人Scholar2023年12月22日 10:29:550人参与0评论

文 |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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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解释为何他的作品都聚焦在“家庭”、“回忆”、“二战”和“自我”等主题：

“因为生活的偶然性……还有一种恒定不变性，那就是你看待事物的眼光。我常常会感受到我那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相比，专心能力下降了。我想到了普鲁斯特或劳伦斯·迪雷勒以及他的《亚历山大四重奏》。他们生活在一个能够更加集中精力思考的时代里，而我们这一代人，只能是支离破碎的。”

而在加拿大哲学家泰勒的笔下，随着世俗社会的兴起（他在最近的访谈中呼吁用一种开放性的世俗主义取代封闭性的世俗主义），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基于传统共同体的道德视野日益弱化，个人便陷溺在一种“可悲的自我专注”之中。

前者认为这个时代的个人已经丧失了“自我专注的能力”，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而后者认为当代人过于关心自己，缺乏更多的价值资源来反省自己，从而从更长远的道德和文化传统来看，就显得极为可悲可怜。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这是两个伟大而敏感的知识人，对同时代人的心灵感知和诊断，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尖锐对立的，但究其实质可见，这两种判断是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生活在这种时代的个人遭逢的困境，竟然是殊途同归：我们在对自我无限的关注之中，反而离真实而自由的自我越来越疏远了，而一个内在自足的自我的建构也显得越来越艰难了。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中，泰勒所言的“自恋文化”就形成了，这种文化形成的背景是：

“这种个人主义导致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那些更大的、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务的漠然，无论这些问题和事务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历史的。其后果是，生活被狭隘化和平庸化。” （泰勒：《本真性的伦理》）

而这种自恋文化的特质表现为：“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 （泰勒：《本真性的伦理》）回到当代中国知识人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莫迪亚诺和泰勒所描述的这两种充满张力的心灵世界和人格特质，也是奇异地扭合在一起。知识人全方位地拥抱新媒体的时代，生活世界被媒介文化系统地更改和置换。媒介设置的议题深度地介入了知识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而知识人在媒介空间所拥有的话语霸权，以及这种话语扩散所形成的即时而广泛的回响，都让知识人的心灵时刻被卷入到时代的浪潮，同时被卷入一种话语权力形成的幻觉之中。

一个更为集中、单纯而持久的思考、理解、判断、讨论和写作时间变得遥不可及。这就导致当代中国知识人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对峙：既支离破碎，又高度自恋。前者折射出的是相当多知识人面对媒介时代抵抗力的匮乏，而后者显现的是知识人对自己在媒介时代的“影响力”的“病态的焦虑”。

两种自恋意识

旅居美国的李劼在一篇分析北京某些特别自恋、自大的文人、学人的长文中敏锐地指出了其心灵世界的深层结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也是拒绝公共说理的文化的，它既具有任意性，又有专断性和排他性，故有“高处不胜寒”之意。皇权意识是中心话语情结的精神结构，而中心话语情结是皇权意识的表现形态，北京是中心，北京以外就是边缘，中心是精神和文化的发源地，因此就天然地高人一等，应该被供奉、朝圣。即此可见，权力话语对知识话语的深度渗透。所谓中心话语情结，就是独占话语权威甚至意识形态权威的情结，其根源是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长期潜移默化。

李劼甚至以海子之死为例做出如下分析，

“他等不及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他写了太多大而无当的诗歌，并且反过来把所有那些大而无当的意象当作补药吞了下去。我把这称作意象吸毒，或者说意象中毒。而在这样的意象中毒背后作祟的，则是皇权意识，皇权崇拜。这类意识和这类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个个人，比如对毛泽东的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种自然形象，比如太阳，土地，或者其他什么大物事的顶礼膜拜。有时也会体现在对诺贝尔奖的渴望上，因为得到那样的大奖，就如同被加冕为皇帝一样。反正形式多样，对象不一，但秘密只有一个，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人物，要成为大众欢呼的人物，要成为君临天下的人物。正如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场火炬游行，中国民众又何尝忘记过广场上由成千上万的人群组成的红色海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那个瞬间，可能将永远停格在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的内心深处。” （李劼：《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

这种分析难免过度阐释之嫌，但在某些关节点也有一定的透视度，与此相对照的是李劼对那些保持平常心的作家的认同，比如史铁生等人的人格与人生，他说：“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大院气息，而是充满着普通人的人情味，朴实得让人感动不已。”

大凡对当代中国知识界略有观察，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接触，都能体会到相当一部分知识人身上都弥漫出一种强烈的自恋意识。何谓自恋？在我看来，自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弱势的自恋，总有一种创伤性的记忆，甚至受迫害的妄想症，或有一种退隐回内心城堡的冲动，总感觉自己在被这个时代、世界或他人拒绝，总活在一种“承认的焦虑”之中，这种自恋意识不是进攻性的，而是防守型的，往往是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精致地抚摸自己的每个生活细节和心灵感悟，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在一个突兀的大时代搭建一座细腻而敏感的心灵之塔。这种自恋意识在文人群体身上往往较为触目。

而另一种自恋是强势的自恋，是扩张的、战斗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这种自恋不是祈求“他人的承认”，而是掌控评价他人的“认证资格权限”，作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圈子的掌门人，谁可以准入、谁被防堵、谁应该被清理门户，都由他说了算。这自然也是一种掌握了象征资本的文化权威，这种自恋意识，其实有点类似于传统江湖意识里的“老大意识”，老大是唯一可以论资排辈排座位的人，老大也是可以随意超越规则并以此显示独特权威的人。

从“士大夫政治”到“文人政治”

传统中国的知识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意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恋意识，只不过这是一种相对温和、理性和健康的自恋情感。无论是宋儒的得君行道，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豪情，还是明代士人的“觉民行道”面向普通民众启蒙的悲情，都是读书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和公共责任的一种承担。这种士人人格“见之于行事”，也就是说士人读书治学的义理往往与“事功”难以切割。

士人入仕之前与乡村的农耕生活紧密相连，入仕之后也介入了地方或中央政治的实际治理过程之中。他们从儒家经典习得的自恋、自负往往会在现实政治的锤炼之中采取更切实际的调整姿态，这从传统中国的地方社会基本上能够依靠士绅群体来维系可见一斑。到了科举制度废除，王权瓦解，依照史家杨国强的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脱节，即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的急剧变动与变化相对迟缓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脱节，沿海口岸城市的迅速发展与内地社会之间的脱节，知识人与大众之间的脱节。

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之中，出现了一个近代中国特别引人瞩目的边缘知识人群体。这个知识群体受过一定教育，接受过启蒙理想的感召，也具有一定的民族国家意识，但社会无法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学业、就业、婚恋、生活等空间。备受挫折之后的边缘知识人或游民知识人群体特别容易抱团取暖，形成一种集团性的自恋意识，比如创造社成员即如此。而与之相应的是清末民国形成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从梁启超、康有为、严复到后来的胡适、丁文江、储安平等人。这个群体强调重建社会重心，强调“少数人的责任”，甚至有些知识人强调“新式独裁”。胡适在《努力周报》曾经发表一篇《政论家与政党》，自诩他与其同人要做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超然而客观地提供理性的政治评论和裁断。

简言之，前者是在自轻自贱的烦闷中自我矮化、自我贬损，却又以一种极度高亢和自负的形态表现出来，比如1930年代在上海文人圈流行的“文人无行”、“文人无用”的知识话语，后者以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舍我其谁的气概自诩，事实上却又是高度精英化的政论话语，在生活方式上也隔离于当时多数的中国人，比如史家蒋廷黻就曾经在《知识阶级与政治》一文中反省过。

1945年，蒋廷黻出任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图为他与同为独立评论社社员的陈之迈。

从这个历史脉络来看，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存在着一个从“士大夫政治”向“文人政治”的范式转型，前者无论是修齐还是治平，都凸显“任事”和“实践”（无论是道德实践还是政治实践）的能力、经验（当然传统中国也存在一个文人的历史脉络，但并非主流），而后者则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的那样：

“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

与法国大革命前后这种文人政治类似，孙歌曾引述英国国际政治学家卡尔的理论指出，1919年到1939年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二十年，德国知识界的多数也具有理论化倾向，比官僚更加追求政治理念，在事实上成为近代以来乌托邦式政治运动的指导者，而且比较容易具有左翼乃至激进主义的倾向，但这些人往往无法理解现实的状况。（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

几乎在同时期的中国，相似地活跃着一个左翼的激进知识人群体，这个热衷于政治理念而疏离于政治实践的文人群体，最后被压抑、清洗和置换，文人政治从独亢一时到陷溺在长时间的沉默之中。“牛鬼蛇神”式的符号化和污名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裁断，或者如瞿秋白《多余的话》中的自我描述成“高等游民”甚至“废物”，这些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压力，对20世纪初年启蒙运动形成的现代文人群体构成一个摧枯拉朽式的毁灭。所以革命年代的知识人是不可能存在广泛的自恋意识的，偶尔有之，也是极为例外的情况，比如萧军《延安日记》所呈现的那种自恋、自负而敏感的心态。

瞿秋白

20世纪中国革命最显著的特质之一就是全盘性的反精英主义，而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最显著的特质恰恰是精英主义式的政治实践。这两种文化构成的严重断裂，导致现代中国知识人处于两头不靠岸的悬浮境地。作为不自由悬浮的知识人，似乎只能依靠自恋来维系和安顿自我的身心。这就如杨国强先生在一次学术研讨会所言，“人（健全的人格）不是批评出来的，而是尊重出来的。”可惜20世纪中国政治似乎更强烈地弥漫着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没有尊重，哪来自尊？最后知识人就只能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来自我抚摸，也就是强烈的自恋意识。

学者许纪霖曾如此反思他们这一代（77、78、79新三级）知识分子：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以及“缺乏道德感”等都是相当严肃的批评和反思，确实切中肯綮。也有学者将这种自恋、自负的集体人格特质追溯到红卫兵一代的畸形理想主义，其实也就是一种在特殊的政治文化中所形成的心灵习性。

记忆迷津、理性自负与道德感自我渲染

当代中国知识人的自恋心态呈现多种形态，有将“历史”和“历史记忆”转化成文化资本，进而在公共场合不断言说自我神化的，比如一些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一代喊出来的“青春无悔”，以现实生活中成功者的姿态（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或文化领域）俯瞰历史，抚摸往昔，过去的苦难生活就成为一种革命年代的“神圣回忆”，也成为人格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链条，在这种历史叙述中蕴含着抹去历史伤痛、抹去挫败者的“选择性记忆”。正因为此，经常有学者感慨为什么经历20世纪中国如此剧烈而长期的苦难，中国知识界却没有产生与这种苦难相称的文学书写和历史书写（当然高尔泰《寻找家园》等是例外），有的仅仅是“苦难辉煌”的集体自恋情绪。

对于1980年代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呈现出这种倾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同样的一段历史，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居然呈现出如此迥然不同的历史面相，回忆者的身份、当下考虑、利益立场、与大众社会的距离远近等各种因素，都会在一种貌似客观的‘历史记忆’过程中产生奇特的‘重塑或扭曲’。如果这种记忆从一开始就定位在对于八十年代的再描述，而不是个人在八十年代的‘心灵史’，那么一种追求整体性描述的冲动，很可能就会淹没个人的独特的私人性的记忆，这种回忆就成为被选择的封闭性的‘建构’一种‘图腾化历史’，而不是让历史在个人的感受中尽可能‘原汁原味’地涌现，从而使历史首先是真相的一种全景性展开，然后才会有评论和反思。可是，一种为‘八十年代’代言的历史冲动（无论这种冲动是肯定或者否定性的反思），是在某种意义上‘诗意化’或‘妖魔化’了历史。” （唐小兵：《危险的愉悦：从上海一场“八十年代”座谈会谈起》）

另外一种常见的自恋就是理性或者说知识上的极端自负，前者是对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理论想象力的过度甚至极端自信，相信自己可以洞察历史与人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后者表现为百科全书式的对自身“博学”的自信，认为自己最大限度地掌握了知识。学者徐麟曾在与笔者的一次漫谈中说1980年代的上海知识界有一种“知识竞赛”的风气，迅速地掌握（很可能仅仅是皮相之谈）一种新的知识或者说法，在演讲、沙龙或漫谈中迅速地击败知识界的偶像就可以爆得大名，或者将同辈“震惊”住，就可以公开展示出自身的好学、博学，因此“为己之学”就异化成“为人之学”，知识不是为了求解自我内心的困惑，而是在公共领域标新立异确立权威的媒介，这种“竞争心态”与知识上的贪婪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极为自负的心智。

当代知识界特别尊崇那些能够写出大部头著作构建一个宏大理论体系的学者，一些知识人总觉得自己没有写出大砖头一样的专著，就在学术场合矮人一等，比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就成为一个诸多学者心目中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再如秋风以一人之力梳理华夏治理秩序史等。刘小枫在给邓晓芒关于《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一文的信中所展现的就是一种骨子里瞧不起后者的气味，可谓极尽调侃揶揄之意，显然在刘的眼里，邓的学术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学术，而仅仅是一种“意见”而已。多年前，刘小枫在《知识分子的“猫步”》一文中也穷形尽相地挖苦过公共知识人。

在古典学者眼里，无论是欧洲的启蒙思潮，还是当代中国的公共批判文化，都显得过于浅薄和支离破碎，无法探究历史的微言大义。刘小枫与甘阳一同发起的“重新阅读西方”倡导要在西方的源流中理解西方，而不能用“拿来主义”的态度曲解西方学问，进而将严复以降中国知识界对西方学术的翻译进行整体性的质疑，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知识上甚至智力上的极端自负？

知识人的自恋最常见的一个来源和形态就是道德感的自我渲染。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诊断了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等人，将法国革命一开始追寻的“自由立国”转变到主要解决贫困、苦难等社会议题（正如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九三年》所展示的那样），革命者一方面对苦难的人民有无限的悲悯，内心激荡起一种为民请命的情怀，另一方面对历史中具体的个人（尤其是那些异议者）却缺乏具体的同情。20世纪中国革命，也同样是在自由与解放两种力量中撕扯，自由是心智的自我启蒙和人生的自我实现，而解放仅仅是打碎锁链并服从于民族国家独立的宏大目标。中国知识人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见证者与书写者。道德感，尤其是为底层、为工农翻身闹革命的历史使命感助产了知识人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绪。这种对弱者、底层的同情感，往往又是与对自己出身于没落士绅阶层的愧疚、痛恨等情感纠结在一起。

因此，知识人在这个革命的世纪中，呈现出一种悖论的角色，它既是革命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同时又是革命的对象。到了今天，面对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不义，尤其是经常发生的社会悲剧，知识人常常会被道德的激情冲荡，谈论“底层”就成为了一种时髦的知识界话语。

生活在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大都市，过着高度西化的日常生活，用佶屈聱牙的西方各种理论探讨底层问题，已经成为左翼知识人的一个学术热点。正义的激情，和道德感的弥漫，以及行动上的无力，构成了这个群体的精神特质之一。简言之，他们爱的不是被谈论的底层，爱的是谈论底层的这种姿态、气味、派头和“思维的乐趣”。没有行动力的道德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抚摸自我欣赏的道德意识，也可以说一群“精致的道德利己主义者”。中国的左翼知识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战斗精神和圈子意识以及圈子内部的等级意识。真正的左翼是开放向社会的，而不是回到一个符号的温床，通过自我抚摸和相互抚摸来取暖的。

圈子意识与粉丝文化

“圈子”是理解知识人自恋文化形成的一个关键词。每个时代的知识人都有圈子，1930年代的北平和上海就有京派文人与左翼文人的大圈子，1980年代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圈子。今天的京沪两地自然一样存在着圈子。圈子如果是松散而平等的知识人联盟，且内部有较强的自省能力和批判意识，同时又自由地面对圈子外面的批评，这种就是良性的圈子。如果圈子是等级严密的封闭空间，对内排座和造神，对外排拒和制造敌人，内部形成一座座神龛供奉着不同等级的知识人，对外制造假想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一种恶性的圈子。前者在知识上能够自我更新，后者却是不断的自我重复。

如今的微博、微信、加上传统的报刊、书籍等，所形成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所构建的媒介时代，其实在不断地形成知识界的粉丝文化。粉丝面对的权威不是一个等待被理性讨论甚至质疑的知识人，而是一个等待被供奉、膜拜和领悟的偶像，在这个新时代，学术明星、知识分子明星文化都出现了。杨国强教授多次指出，清末民初的报刊造就了一批相信自己“一言可以兴邦、一眼可以丧邦”的名士阶层，相对于传统的士大夫，这个阶层假借西学，操控舆论，制造偶像，形成崇拜文化，颐指气使，在一种全新的现代舆论空间里得意洋洋，沾沾自喜，往往欠缺传统读书人反求诸己的谦卑和自省。如今的互联网文化变本加厉，更助长了这种自恋意识，且看微博、微信上如此多的名流热衷于晾晒私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即可见一斑。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在模糊，往往就意味着知识界严肃的公共讨论变得极为艰难。

自恋文化，确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一种集体症候，但自恋文化也有层次上的差异，有些自恋文化是无公害的，比如中国大大小小的一些文人作家的自恋，顶多是吟风弄月式的附庸风雅而已，是对自身才华的过度肯定而已，这种自恋是一种性情和趣味，有时候这种标榜遗世独立之精神的自恋情绪，往往又与精心算计、刻意经营的底色缝合在一起，让人莫辨真假，不过，这种自恋者往往与公共空间的社会政治议题无涉。

而另一种自恋是理性或知识上的极端自负，当自恋者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家”并成为年轻一代知识人的追慕者时，可能自恋者的思想方式、话语方式和生活方式就会成为被模仿的对象，而自恋者对于一些重大议题的浅尝辄止却又装神弄鬼的阐发，往往就会是“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的荒诞。比如在史学界、文学界和哲学界等都有这样的人物，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何其难也！那种看上去貌似博大精深（能够将常识性的问题阐述得纵横捭阖并且让人似懂非懂）却在价值观上极为反动，或者在理性上极为蒙昧的知识人，往往在关键历史时期成为糊涂之人。（《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20世纪西方的施密特、海德格尔、本雅明、科耶夫、萨特等莫不如此，这些在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和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和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都有精辟的分析。可惜中国知识界在这方面的反省严重滞后。

1990年代初期，京沪两地的知识界有一场无疾而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其说是面对时代危机的公议，不如说是面对自身在消费社会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定位的自我探索，20年过去了，知识界的分化极为显著，各执一端的知识人似乎都生活在一种危机意识与自恋意识的捆缚之中，泰勒所言的“狭隘化”与“平庸化”愈演愈烈，而知识界的泡沫也越来越大，体制性的压抑与诱引力量也越来越深入骨髓，如今似乎连一个寻找共识的共同圆桌都难以寻觅。如何从这种封闭性的自恋文化，走向一种更为开放和有对话意识、自省意识的公共文化，也许是每个认真对待时代的知识人应该深长思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