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中国告别旧模式最难的时期已过去了_风闻

我们的经济目标应该从高速增长转向防收缩，因为原来的增长模式主要依托于以地谋发展模式，如今这个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

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第一，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下行？第二，如何判断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三，如何看待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世界的开放的关系？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40年的长期高增长，到现在呈现下行态势。而当经济出现下行情况后，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即经济下行究竟是一个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还是一个阶段性的转化？从中央的判断来讲，我们目前就处于一个阶段性的转化中。但是，这在学界的争论依旧非常大。学界认为我们还是有再回到原来增长的这种潜力，但也有可能无法再回去。实际上这种情况不光是在中国发生。有一本讲述东亚经验的书告诉我们，在日本、韩国也出现过同样类似的经济下行问题：当经济出现减速后，大家都希望回到原来的增长，但事实上增长一旦缓慢下来后，社会面临的困难就非常之大了。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呢？首先中国经济减速的周期已经形成，不是一个周期性的。有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判断经济减速有三个条件：1.一个国家经济在七年里面发生绩效减速，即这个国家的增速下降的前七年的平均增速高于3.5%。2.减速前后这个国家七年的平均增速之差超过2个百分点。3.人均GDP高于1万美元。所以，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以任何数据计算，实际上述的三个条件中，第一和第二个条件我国都是满足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第三个条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减速。减速的原因，从数据来看，一是我们现在的出境增长力量已开始减退，主要表现为资本形成的贡献下降，总储蓄和资本形成率下降；还有一个就是人口增长率下降，也就是人口红利下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衰竭。

2012年，我原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最早就提出中国已经不能再靠土地来谋发展了。有以下几个原因：1.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不稳定了。原来政府只要没钱就卖地，但是后来发现政府卖地的时候地价有高有低，地价的不稳定给政府造成非常大的风险，因为政府明年的决策是根据预期的卖地收入来做的，卖地收入下降，政府就没法做预期决策了。2.土地出让收入还比较高，但是净收益下来了，土地成本上去了。3.潜在的其他社会风险。所以，我们当时的判断是：以地谋发展是比较危险的。

后来我们又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做了一些实证研究，就是再增加土地以及再增加卖地，对增长，对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结论是，再增加土地和卖地实际上它的效率是下降的。所以，这是我的第一点。但是这样的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的，而是趋势性的。那么如何看待这件事？很多经济学家问，如果再增加投资，再进行刺激，更大的刺激是不是能让经济增速回去？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高增长、高投资，这是一种粗放的发展模式。第二个阶段，增长速度下降以后，这个国家实际上是进入到慢速发展的阶段，主要是要防收缩，就是要防止出现负的经济增长的年份，降低负增长的频率。

所以，世界上一些成功的国家，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社会的时候，都经历平均增速下降的过程，但是这些国家增速下降以后，它们增长为负的年份减少、频率下降。所以他们成功主要靠的是防收缩，而不是靠高增长。这是国际的经验。

那些不成功的国家有什么问题呢？通过数据来看，不成功国家的增长率实际上并不比发达国家低，且增长率非常之高，但是不成功国家的收缩，呈现负增长的年份非常多、频率非常高，所以这些国家就出现了很大的发展问题。

中国现处的这个阶段，差不多就是从中等收入往高收入，这个阶段中国实际上已经是告别了高增长阶段，现在实际上进到了防收缩阶段，那么防收缩阶段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实际上是避免经济增长出现负的年份。经济增长为负的年份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政治不稳定、经济不稳定，这两者互动导致收缩不断地扩大。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身处的这个阶段，正是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防收缩的阶段。

第二个问题，从增长模式转变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我们的经济目标应该从高速增长转向防收缩，因为原来的增长模式主要依托于以地谋发展模式，如今这个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但是已有的模式如何中断其进程，怎么转轨发展。做出改变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既得益于以地谋发展模式，但是我们这些年的痛苦也是由于这个模式。2014年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当前模式的风险，后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告别地谋发展模式的措施。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给地方政府开前门堵后门，允许借债，但不允许用土地抵押。第二个就是停止地方政府以地抵押，不能再靠土地抵押去银行借贷。第三个就是住房，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还是居民，不再允许无限制的借贷，通过上述方式将企业资金收紧，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功能下降，房屋更多用于住。第四个就是卖地，约束了地方政府的卖地行为，规定地方政府一年只能卖两次土地，基本就是收到政府手上。

所以，大家看这四个紧箍咒加起来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次转轨，就是要将我们原来的靠土地谋发展的模式转到新的模式。所以，我们这几年中国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是疫情，另一方面实际上是自2014年以来，为了告别这一套模式所采取的这种比较彻底的办法的一些痛苦的体现。总体来讲，我们转轨所面临的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当然现在仍有很多困难，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包括银行的金融风险，包括房地产业的状况等等。但是，我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采取的这个办法是不得已的，转轨是必须的，不转轨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成了一个更大的毒瘤。这是我为什么讲我们实际上是面临着新旧模式转换中的困难。

另一方面，我们在告别传统模式的同时，新的增长模式已经开始出现了。关于这些新的增长模式，归结为几点：

1.数字。在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下，主要的推动力量是土地，就是靠土地资本化。但是，我们告别土地谋发展模式以后，新的动能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已经基本上明确了，数字经济在未来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的作用已经开始体现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数字经济在整个GDP中的比重大幅上升。

2.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数字、数据作为要素已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了，很多企业中数字、数据已经开始参与到生产函数中了。数字在企业的生产函数的组合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因而数字经济应该是可期的。

3.绿色发展。深圳的王东老师刚刚作了关于深圳绿色发展实践的非常生动的介绍。但是我想问：绿色发展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发展。如果是绿色发展变成只是控制，只是减排，中国是过不去转轨阶段的，因为中国必须有新的发展模式来代替旧的模式。所以，我们看中国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是从整个工业城市和农业的发展中找到绿色发展的动能，它是为了发展，它跟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先污染再治理，但是中国是不能等着污染完了再来治理，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是并联的。所以，只能在发展模式上找到绿色发展的动力。比如说，中国农村的化肥农药亩均投入是全世界最高的。前天我从贵州回来，问农民茶叶的栽培，我发现调查农民在茶叶上打农药的次数是最难调研的，有农民听说你来调查农药，他们就跟你说假话。问他打了几次农药？他说三次。我说到底打了几次？他又说五次。怎么可能呢？他必须减少农药和化肥的量，因为量太大了。最后就是我们讲的绿色发展。还有刚刚王东老师讲的，现在新能源汽车，我还是很看好的，包括锂电池等等。我们的绿色发展一定是创造新的动能的发展，这是我想分享的我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我们过去高速城镇化带来了高速增长，但是城镇化这块的快速发展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进到城乡融合的阶段了。城乡融合的阶段这里面涉及很多工作，像城中村的改造，城乡结合部的改造，还有城市的升级，另外就是乡村的发展，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新的增长模式开始出现的体现。所以，第二个问题，我自己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每一个国家告别旧的模式都伴随着阵痛，但是我觉得中国告别旧模式最难的时期过去了，新的增长模式已经开始出现了。

第三点我想讲一下我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因为整个中国过去的40年是靠开放，靠改革实现的我们GDP的增长，提高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在座的大家是有理由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基本方向应该还是进一步开放和增加社会“权力”。1.改革。很多人说，中国现在是不是不提改革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有深度的改革，包括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包括农村的土地地权的集体资产的改革，包括城市的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收入分配的改革，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是在继续增大社会的“权力”。2.开放。开放既包括对内的制度性的开放，也包括全球的开放。所以，我们讲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基本的标志就是不断地开放权力。所以，我认为，我们未来100年的发展应该不会跟这个基本方向相悖，因为你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就必须开放权力。我们权力的开放，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已有的体制的权力，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形成一个权力开放的秩序和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