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咖啡、茶：欧洲“苦药”_风闻

    500年前，欧洲也许没有一个人知道什麽叫做可可，什麽叫做茶，什麽叫做咖啡。过后传进了欧洲，那价钱可贵可贵的，因此没能一下子就成为普通人的杯中物。不但没有能给一般民众享受，千奇百怪的观念都聚拢在那些苦东西上面。

    西班牙人打墨西哥把可可带到欧洲。墨西哥的土人把炒过的可可豆、玉米粉、智利胡椒和一些别的材料混合起来煎汤喝。土人又拿可可荚当钱使，西班牙人当然没有照搬照抄全部拿走，而是把煎汤的方法改得更为简便。

    从西班牙传到法兰德斯（比利时北部）和意大利，1606年又到了佛罗伦萨。在法国路易十三时期，红衣主教芮殊略（Richelieu）的兄弟是第一个尝味的人——他是当作治脾脏病的药喝的。在那个年代，不管是医生还是不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味新药有些什麽好处或者不容置否地讲它的坏话。

    1671年，赛维涅耶夫人（Madame de Sevigne）的信里头说，有一位贵夫人身怀六甲，可可喝得太多了，后来养了个黑炭似的孩子。有些医生痛骂可可，说它是危险的泻药，只有印第安人的肠胃才受得住。幸亏，大多数医生并不这么深恶痛绝。有一位大夫甚至制造出一个新的医疗仪器——可可粉吹法螺，说是治花柳病毒特效药。

    神父们也来插一脚。可可是算作饮料呢还是食物？四旬斋（Lent）里头可不可以喝可可，全看神父给这个问题以何种答案。1664年，罗马的布兰卡丘主教（Bishop Brancaccio）发表一篇拉丁文写的论文，证明可可本身不算是食物，虽然它有点儿滋补……善男信女的吵闹这才打住，这个大开方便之门的教条获得了完胜。

    不为人熟悉的新奇东西都有可能先被入药。可可在欧洲站住脚跟需要感谢上帝的雅量，那么茶托了谁的福呢？

    约在第6世纪中，时值南北朝末期的中国已经大范围种植茶树，可是欧洲人却直到1500年左右才听到茶的圣名。又过了五十年，荷兰人才把茶叶带进欧洲。在1650年左右，英国人开始喝茶，再过十年，作家兼政治家的塞缪尔·佩皮斯（Pepys）便在他的闻名世界的日记上写下了他的新体验。

    好久好久，只有欧洲的上流社会才喝得起茶。从15先令到50先令一磅（约9两）的茶叶，有多少人买得起？到了1712年，顶好的茶叶还要卖到18先令一磅，次货也要卖14先令到10先令。这贵势到了1760年才大为缓和。

    跟可可一样，茶的作用一开始也给人说得神乎其神。法国的医学界说它是治痛风的神叶，有一位大夫还说它是万应灵丹，担保它能治风湿、疝气、羊癫风、膀胱结石、黏膜炎、痢疾和其他一切病痛。亚佛兰彻主教丹尼尔-于埃（Daniel Huet）害了多年的烂眼和消化不良症，喝上了茶，居然眼睛清爽了，胃口也恢复了，无怪乎他要写上58行的拉丁诗来赞扬了。

    咖啡的故事也一样富于传奇，咖啡树原来只长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又称阿比西尼亚，Abyssinia），阿拉伯人在15世纪中用它当饮料，就此传播出去。可是，近在咫尺的君士坦丁堡，不到16世纪也没听说有喝咖啡的趣味。此之谓，道不同，不相同饮。

    1644年传到马赛，可是除几个大城市以外，法国有好几十年不受咖啡的诱惑。拿世界繁华中心的巴黎城说，虽然有东地中海和阿美尼亚人开的供熟客抽烟打牌的小店里出卖咖啡，巴黎人也没有爱上它，直到1669年来了那一位奥斯曼大使，在宴席上大吹大擂才让它时髦起来。

    近代式的咖啡馆要到了17世纪末才出现，可是不多时便成了上流社会常到的地方——军官、文人、贵妇人和绅士、打听消息的人、寻求机遇的人，有事没事全上咖啡馆来，不相上下的时候，咖啡馆也成了伦敦的固定机关——新闻和政见的交易所。

    到了18世纪，咖啡在德国也站稳了，可是激烈的抗议也时有所闻。许多丈夫诉说他们的太太喝咖啡喝得倾家荡产，又说许多娘儿们，倘若净罪所（Purgatory）里有咖啡喝，宁可不进天堂。

    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现位于德国中北部）地方政府在1780年发布的一道训谕，劝诫人民摒除新来恶物，仍旧恢复古老相传的旧俗：“德国人啊，你们的祖父父亲喝的是白兰地；像腓特烈大王一样，他们是啤酒养大的；他们多么欢乐，多么神气！所以要劝大家把所有咖啡瓶、咖啡罐、咖啡杯、咖啡碗全拿来打碎，庶几德国境内不复知有咖啡一物。倘有胆敢私卖咖啡者，定即没收无赦……”

    可见，抵制不是今天的发明，它的对象也可以不限于吃吃喝喝。

    不用多说，咖啡最初也是当药使的。据说它能叫瘦子长肉胖子瘦，还治疗癞疬、牙痛和歇斯底里，有奇效。奶酪对咖啡，原先本是当一味药喝的，有名的医生说这味药是治伤风咳嗽的神品。洛桑（Lausanne，瑞士城市）地方的医生定它治痛风。

    当然，也有怀疑的人，不但有怀疑的，还有说损话的。德国的哈瑙公主（Princess of Hanau）是个爱咖啡成癖的人，终究中了咖啡的毒，浑身溃疡而死。1715年，有一位医生的论文证明咖啡促人的寿命；还有一位邓肯大夫（Dr. Duncan）说它不但诱发胃病和霍乱，还能叫妇人不育，男子阳痿。于是出来了一位大护法，巴黎医学院院长赫克（Philippe Hecque），他只承认咖啡使和尚们能守他们的色戒。

    照此看来，可可、茶、咖啡，都是西方文明里头很新近的分子。拿来调和这些饮料的糖亦复如是。

    印度的祭司和医生诚然用糖用了几千年，可是要到亚历山大东征到印度（公元前327年）以后，欧洲人才第一回听说那个地方长一种甘蔗，“不用蜜蜂出力便能造出一种蜜糖”。

    又过了近一千年，欧洲人还是闻其大名而无幸见其面。到公元627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拉克略攻入了波斯国王的避暑行宫，抢了不少宝贝，这里面就有一箱子糖。原来早个一百年的光景波斯人已经从印度得了种蔗之术。公元640年左右，阿拉伯人灭了波斯，也就学会了种甘蔗，把它到处种起来——埃及、摩洛哥、西西里、西班牙，全有了。新大陆发现之后，蔗糖这才大批地从基督教国土里输出，西太平洋诸岛与美洲部分不久就成了产蔗的大中心。

    可是，好久好久糖只是宫廷宴席上的珍品和润肺止咳的神药。在法国，药业杂货业的联合公司拥有销售蔗糖的专利权，“没糖的药房”成了“不识字的教书先生”似的妙喻。直到1630年，糖仍旧是个贵族圈里的珍品。巴黎一家大医院里，按月发一回糖给那管药的女子：她得对天发誓，她只用来按方配药，绝不营私走漏。

    一到17世纪，茶啦，咖啡啦，可可啦，忽如一夜春风来，一下子就盛行起来了，最大的功劳要归于蔗糖普及。终于，它们成为了普罗大众梦想的良药。这是否象征着欧洲权贵们打算与广大民众共享因世界贸易繁荣以及工业革命制造的泼天富贵了呢？

    答案显然是要让嗜糖成瘾的人失望了。大人物们的慷慨，或许只是让早餐桌前的工人们就着不再苦涩的饮品快点咽下粗面包。

    当然，糖也不是光做普度众生的慈善，拿1730年跟1800年比较，后者糖的消费量足足增长三倍以上，1830年又继续暴增五倍，让销售它的商人们赚得钵盆满满。两百年来，越加越浓、如梦似幻的甜蜜不知有没有片刻医治过那些忙碌打工人的创伤。（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