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铁被诬陷偷拍案，怎么看待一审法院判决？_风闻

关于成都地铁被诬陷偷拍案，我看了一审法院的通报。如果判决说理部分只是这个通报内容的话，个人认为这个判决比较欠缺，不太合格。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1、作为女性，当然有权利在认为别人对她进行偷拍时，进行质疑和维权，但是我认为需要有一个“合理怀疑”的边界。

比如，假设有人拿着手机较长时间对准某个女性，且疑似有录像或者拍照动作，则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性具有“合理怀疑”依据，可以提出合理质疑和维权。但从理论上来讲，不能毫无理由的随便质疑和抨击别人。毕竟，大家都是路人，身为男性没有原罪。如果离开“合理怀疑”这个边界和前提，男性群体便会反击，男女对立会不断加重。因为这种焦虑、恐慌情绪会迅速传导，谁都不想成为带有某种“原罪”的群体成员。虽然从实践中来讲，这个“合理怀疑”可能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不一定非常容易判断和界定，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件，一审法院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向公众阐述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边界。在大家知道理论上大致有这么一个边界后，焦虑和恐慌情绪会下降。

但一审法院似乎没有阐述这个理论依据。在我看来，这既不专业，也不合格。我之所以聊这个，是因为看到原告之前写的事件经过描述。他不是因为拿着手机对着别人被质疑，而是因为自己脚上穿的球鞋，在鞋的中部有非常小的塑料薄片，被对方怀疑是偷拍设备，才导致被质疑。我把这个图片，搬移到这儿，供大家查看。

个人认为，这样的质疑，有些超出了“合理怀疑”的边界。因为这只是鞋带上的一个塑料薄片，不太可能是偷拍设备。或者说，即便在最初时存在一些误会，也应该在男方同意配合观察后，迅速化解误会，而不是不依不饶。如果这个“合理怀疑”的边界，不能被确立的话，以后男性将无法出门。比如，我的羽绒服上也有塑料薄片，还有圆形纽扣。如果一切皆可质疑的话，男性群体将成为带有偷拍“原罪”的群体，随时可能被别人质疑，且遭遇各种不便。在这种情况下，男性群体必然会反击，男女对立情绪会不断蔓延。

2、对质疑过程的处理，应该合理且得当。个人认为，这也应该是一审法院着重论述和说理的部分，即如何处理这样的质疑过程，如何做到处理过程合理且得当。在质疑处理过程中，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被质疑者拒绝配合，二是被质疑者大致配合。如果被质疑者拒绝配合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理解质疑者疑惑不断上升的心情，虽然这种配合不一定是法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认为，质疑者可以拍照、录音、录像等，以便进行取证，并可以要求周围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协助，以及进行报警等。

而如果被质疑者大致配合的话，则质疑者的行动范围应该受限。如果对方愿意配合，并且愿意主动把自己的手机或者其他物件，让质疑者查看，则质疑者的行为应该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总之，在质疑过程中，应该有一个“合理且得当”的原则。这个“合理且得当”的原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原则，而是随着不同的情势，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但是，一审法院应该论述有这么一个原则，让大家知道在面对这样的情形时，有这样一个法律边界在保护着各方当事人。当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原则时，即便遇到类似情况，也不会焦虑。如果一个男性被女性质疑偷拍，但是确实没有偷拍，可以大方给对方查看一下。对方在查看时，也要遵守“合理且得当”原则，不能采取过激行为。如果对方行为过激，则对方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但一审法院似乎没有论述这些，有所欠缺。

3、如果发现确实冤枉了别人，应该明确表达“歉意”。这个“歉意”原则，是处理类似质疑的最后一环。如果发现对方确实存在偷拍行为，则该拘留拘留，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如果发现对方没有偷拍，则应该明确表达歉意。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既需要照顾维权者的利益，也需要照顾被维权者的利益。毕竟，大家都是路人，谁也不欠谁的。如果人家确实没干什么，被冤枉了，这样的质疑也会给对方带来行动上的不便或者心理上的伤害。

因此，作为维权者来讲，应该在误会化解后，向对方明确表达歉意。这三个原则结合起来后，我相信对于化解此类纠纷，会有更加明确的指导意义和积极作用。而在目前披露的通报内容中，我没看到一审法院对这些进行阐述。个人认为，如果一审法院的论述和说理部分，只是限于通报内容的话，比较糟糕。因为它没有起到明确规则边界的意义，而只是在激化矛盾。最后说几句。西方国家的法官，在写判决时，经常是洋洋洒洒几十页起步。我当年在加拿大学习他们的判例法时，经常感觉很痛苦，因为一份判例至少五六十页，有时数百页，甚至还有少数人意见，看的人眼睛都花了。

所谓少数人意见，是指主要裁判意见已定，但是某个单票法官不同意这个裁判结果，于是自己洋洋洒洒写了个几十页的不同意见，各种分析和论证，附在这个裁判结果后面。但有一说一，他们的法官真的是把很多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你可以说他们啰嗦，但是他们在分析论证时，真的是事无巨细。所谓“法官造法”，大致如此。因为法律条文的规定，永远赶不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如果一个法官，把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某些具体复杂事情，掰开了揉碎了讲，他便能创造一些新的行为指引。这便是“法官造法”的雏形。但中国的法院判决说理部分，往往很简单，有时几句话便没了。如果一审法院把这个案件，掰开了揉碎了讲，把各种道理都分析透了，我相信社会各界绝对会给这个法官竖大拇指。并且，如果这个法官，每次都这样写判决的话，他也会从某某法官，逐渐变成尊敬的某某法官。大家遇到纠纷后，也会都愿意去找法官理论。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注定只能是体制内边缘部门。事实上，西方法官的强势地位，也不是靠强权夺来的，而是靠一篇篇事无巨细的说理得来的。

最后，我把通报内容、当事人自己写的事情经过截图，附在下边，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