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范冰冰主演的电影《绿夜》？_风闻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绿夜》是一部在“野心”上非常矛盾的作品。从议题出发，它显得野心十足，但在表达构建上看，却又是截然相反的呈现效果。

它的主角来自中国和韩国，拥有社会边缘人的属性，中国人更是在韩国花钱卖身换婚姻签证的“准黑户”，同时其边缘人状态又各自来源于男性的支配。如此丰富的设定，本可以延伸出很多议题，如外国底层人在韩国的生活境遇，引出韩国对“无论国籍之底层人”的同样压迫，在二人的共鸣中产生社会批判性，也可以将生活困境作为二人需要勇气去突破的边缘人命运，还可以结合男性支配而引出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义，更可以将突破外部困境转而内化成精神层面的自我束缚，打破同性之爱的壁垒。

事实上，电影试图辐射到上述很多层面。它给出了不错的框架设计，范冰冰和韩国女孩各自被困在某一局限性的生活中，前者是假结婚来到的首尔，后者则是运送毒品的烟台，她们都必须前往或留在当地。这引出了男性对她们的支配，范冰冰拿不出3500万去买回自由身，女孩则听命于男友。这种困境在展开后进一步包括了更丰富的“男性支配生活”内容，在洗澡一场戏中，女孩自述差点死亡与“被要求听父亲话”的记忆，范冰冰则露出了被假丈夫殴打的伤痕，二人随即产生了首次的暧昧接触，女孩抚平伤疤，建立了突破男性在情爱层面支配的女女恋关系--这本身就基于底层人与被男性之类的共感，突破了男性导致的生活困局而得到安慰，而它具有的突破思维局限性则在另一个层面带来了”困境”的突破，是女性在情爱方面的自我解放。

但是，本片试图包含进多层面的“女性突破”，具体落实上却过于简单，只是在不停给出概念化的信息。对男性支配，电影在开头即安排了次长在范冰冰主观视角下对安检二人的“插足”，他命令范冰冰放行，并最后让其继续工作，暗里是让女孩去送货，将她们各自安放在了局限性的地区。随后，他的女孩帮凶身份揭晓，带人来抓范冰冰和女孩，再次出现在范冰冰的主观视角里，强化了他对二人的支配与压迫。然而，这条线没有继续展开，次长在给出压迫后就此消失。同样的处理还出现在了鱼场毒贩的身上，他只登场一次，对二人喊打喊杀，给出压迫信息后消失，而下属女人则同样机械，留下一句“她欠我的命加倍了”就此下线。

电影只是用非常单薄的方式呈现各人物的承载概念，男性即是状态上的压制，女性则是暗语一样的“不是第一次帮助女孩”来表明女性互助，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展开。这甚至发展到了范冰冰和女孩在各自人生境遇之难的正面表现上，洗澡一场戏里，她们几乎全靠自白和伤疤来共感，无疑过于苍白乏味了。

电影将有限的手法设计放在了二人的关系变化上。女孩拥有绿色的烟花纹身，第一次见面的“砰”惊醒了麻木于“此间首尔机场”（困境）的范冰冰，随后自己决定不去烟台，脱离男友和次长的支配与既定地区，她也许诺给范冰冰报酬去赎身。她们有着男性伴侣，都不停打电话，女孩选择不接，范冰冰则在多次挂断后还是接起，而其契机则是女孩在“向不要货的男毒贩证明自己”吸毒昏迷后，意味着二人对男性反抗的同时暂失败。

女孩的伴侣强势骂人，范冰冰的丈夫则似乎温和弱势，实际上却同样是强权，在两个极端上建立两个女性压迫来源中非男性个体的性别群体属性。但是，即使如此重要的男性角色，同样也只是缺乏自身表现空间的“状态输出”，或依靠微信里的态度，或是当面的低三下四，他们与女性更确切的交互经历部分是缺席的。女孩的男性关联者只在第一部分存在，而范冰冰的丈夫与她拥有更落地的现实关系，本可以更容易地让观众理解范冰冰的所处境遇，却同样早早下线，只给出了“压迫女性与被反击”的作用，先是强暴，然后被打死。至于二人的确切关系状态，他压迫范冰冰的方式，则只停留在了口头的几句关于基督教的台词上，“我找神父给你换个工作，神父会宽恕一切人”，并被范冰冰抗拒。

事实上，丈夫的台词似乎非常引发观众对人物境遇的联想。“宽恕”可以是“范冰冰曾经的逃走”，“范冰冰偷来韩国”，也可以是丈夫对自己暴力控制和心理压迫的自我开解，由此辐射到不同的议题层面，但电影却在此处不做展开，只是将在韩国普及极广的基督教当做了既有社会的主导性存在，而它的服务对象则是男性，从神父到获得“留下妻子”与“开解自我”的丈夫。

对于二人的关系变化，影片投入了较大的心力。机场外女孩光脚，这引出了下一幕的“范冰冰自家”，走出房间去要水的范冰冰穿着露脚的拖鞋，同样的两幕中，机场开头范冰冰视线里的女孩被前景的人群不时遮挡，自家里范冰冰蹲在厕所门后看女孩，女孩的脸在花玻璃下先是被遮挡模糊，随后门被打开，这一幕也接到了洗澡的段落，从“没水”到“洗澡有水”，从“打开门后的威胁”到“打开浴帘后的抚摸伤疤”，一步步推动着二人的关系亲密过程。到了高潮部分，便是女孩对范冰冰的关键推动，后者看着手回想起刚才洗澡时被抚摸的感觉，尚且犹豫不决，这可以来自于同性爱的思想障碍、自己婚姻的现实局限，同归于对“男性存在”的顾虑过度。丈夫的强暴印证了这一点，并由女孩通过杀人予以解除，范冰冰自己也终于动手。

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最终共感恰恰是突破的不可能，在后半部中体现尤为明显。在激情杀人之后，范冰冰重新回到了“既有社会规则”的思维之中，她要女孩下车，“被抓也是我一个人”。这句话是为了女孩着想，更重要的则是对“犯法摆脱男性控制”行为进行法律规则下的判断与回应，等同于回到了曾经一度摆脱的环境之中。在范冰冰独自骑车并再次回心转意时，这一点得到了延伸的发展：环绕她的是无处不在的十字架与基督教会，这让她意识到既有社会环境的“压迫女性，服务男性“，在最后看到十字架与播放教义的喇叭倒塌，静默的声音否定了其“救赎一切人”的伟大，拥有的只是区分性别的服务，因此才会掉头返回，因为与女孩的“反抗既有社会”才是唯一的出路。

同样地，二人在保龄球馆里重逢，契机是范冰冰对自己与女孩交流的回想，随后二人用打破国别障碍---混用语言的升级---的通用手语进行交流，突破障碍而拥有了女性之间的“心灵”交流，而另一边的男性则是反衬与压迫者，一组男同情侣吵架分手，男店员则反复让女孩脱鞋，强调着“不能穿鞋上”的既定规则---男性制定规则，自身无法践行同性爱，女性突破规则，践行极端底层与被压迫之共性下的同性爱。

在这里，女孩的鞋是范冰冰给她的第一份善意，命令脱下则是对此温情纽带的压制。这也引出了女性突破的不完美，范冰冰给女孩擦拭着鞋，抹去上面的血渍，这暗示了鞋抹除“犯罪”这一既有规则后回归“独属于二人的爱意载体”，将犯罪的成分从杀人中去除，只剩下无关于暴力血腥和被捕入狱的情感。但是，她们却始终处于绿色的反向颜色红色之中，擦鞋的暧昧更是被闯进来的男人打断。早在女孩吸毒昏迷而范冰冰去找丈夫后，镜头就扫过了窗外红色的十字架，它与女孩烟花的绿色相反，暗示着基督教足以构成主流社会环境的无处不在。她们想摆脱这个环境，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除非二人完全不生活在这里。

事实上，她们摆脱支配的目标正是靠着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为了获得各自的自由身，她们需要自己完成非法毒品买卖，毒品便意味着她们梦想的虚幻，只能停留在吸毒后的感官世界里，现实中则是女孩吸毒后的昏迷。而杀人同样是极端的方式。一直到后半部中，她们从男人的身上得到了金钱和房卡，在房间中身穿着最女性化的衣服逐渐共舞起来，似乎脱离了男性掌控的外部环境而独立封闭，但起源还是对男性所有物的“擅用”，是另一种犯罪，以及男性的无意识依赖。范冰冰一开始开了卫生间的绿灯，随后却关掉让房间回到了接近红色的日常黄之中，便是她们无法走入绿夜的暗示。从二人关系的根本上说，她们的同性爱以“突破困境”为共感起点，实际上却落到了对此的无望之上，甚至从一开始就有此暗中感知，最终也只能拥有彼此的宽慰而已。

到了最后的半小时，影片需要将“无法脱离困境”的主题进行升级，文本内容极度匮乏、技法过度集中在人物关系与状态的“泛滥”的问题也愈发显著，且由于辐射面太广，导致了无法让人物合理落地的问题。范冰冰依旧困在多层面的困境之中，既有对既定生活的保守，也有对传统道德与性向观的拘泥，更有对现存法律的纠缠，这共同组成了她对“突破一切”之未知的恐惧。在这里，影片强化了“犯罪”的概念，将它作为人物现有困境的集合点，它对应了主流社会的法律规则，也引导着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而当范冰冰的丈夫熟知真相的情况下，更是会在她涉及其中时基于上述两点而产生对既有“安全”人生的牵绊，难以脱离“我会宽恕你”而不告发的丈夫。因此，在范冰冰回到家中且毒品时，她看到与绿色相反的红色血液，随即选择帮助未死的丈夫，而不是斩尽杀绝，便具备了多重的意义：恐惧于自己的犯罪经历被活着的丈夫曝光，又因对法律规则和道德的牵绊而无法继续进行新的犯罪，甚至有了对传统婚恋观的皈依，这既包含了个人生活、精神内心，也涵盖了社会环境。范冰冰始终是被动的存在，她之前对丈夫的突破便来自于女孩的出手，而这一次也是同样，女孩将丈夫推下楼，但范冰冰却没有恢复哪怕暂时的主动，虽然带着女孩逃走，但旋即回到了原有的生活之中。

事实上，在范冰冰与女孩观看公寓爆炸案的新闻时，犯罪的多重寓意已经得到了体现。镜头对准了女孩的妈妈，她是范冰冰口中“杀夫的罪犯”，而女孩则是“即将在警察劝慰下告发妈妈”的存在，前者是以犯罪突破男性控制的主动女性，后者则是归顺于现行法律与道德，被代表外部社会的“统治机关”警察所引导的归顺女性。夫妻家庭，个人生活，对既有一切的依附，通过“犯罪”这一极端手段才能冲破的无奈，以及最后的被迫“回归传统”接受其制裁。而在范冰冰的自白式台词之下，这些都变成了她的个人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丈夫所说“我和主教会宽恕你”的由来，以及她对丈夫无法完全脱离的多重困境因素。电影甚至让她罕见地全程使用中文，作为她交代“被困在韩国之前的中国经历记忆“的强调。这同样对应了女孩，她想要逆反男友，同样需要用摆脱对方控制而自己贩毒的犯罪。

因此，二人的靠近源于对“犯罪”辐射出复杂困境的共感，并由此引出对“婚恋观”的同性突破，而分手也就是相反的含义。在最后的部分中，电影依然将技法投到了关系和状态的呈现之上。范冰冰看到红色的血，便放弃了绿头发的女孩，放下通过犯罪可获得自由的毒品片，拿起药片喂给了遮掩自己犯罪为要挟的丈夫，在酒店和女孩共舞时点烟共吸，在散伙饭上只能独自抽烟，与女孩逃亡时一起吃饭，散伙饭上点了料理却没能共餐。而在这个阶段里，导演甚至新加入了一个“狗”的元素，女孩说自己想变成狗，随后在酒店与散伙饭上两次爱抚范冰冰的头，就像对着小狗，在散伙饭上更是一度喂一只狗吃饭，最终却说“没有吃的了”离席而去，与“另一只小狗”范冰冰也同样是爱怜后无奈离开。由于概念表达上的共感，她明白范冰冰无法脱离困境的状态，因此也没有责怪，事实上她自己同样无从选择，只有回到男友的“既定环境”之中，接受死亡的结局。

范冰冰没有死亡，但她的结局也没有区别。她一度看到上天的赐予，丈夫死于心脏病，掩盖了她的犯罪事实，可以安全地脱离困境。但是，她并没有真正摆脱对法律语境下“犯罪”的恐惧，也就对“突破丈夫”一事没有坚定的信念，实质上没有摆脱任何东西。在之前的机场，她已经回归了第一场戏里的既有生活，伤疤从创可贴遮掩变成了裸露在外，象征着不堪已经揭晓，她却依然没有勇气离开。而在第一视角中，她看到了协助贩毒的次长，运输毒品的男性，以及告知丈夫死讯的男警察，“犯罪组织”和“警察机构”作为两极化的强力集团出现，同样拥有男性的身份，在多重意义上对她进行压制，而她期待的女孩却并没有出现。随后，警察也变成了贩毒的一员，暗示她“已经都处理好了”，假意劝慰的样子与机场拍肩膀的毒贩如出一辙。她依然处在对男性与其主导社会的多重困境之中，当她看到空无一人的丈夫家时，其内依然闪着红色的圣诞树灯光，而绿色的染发剂则被扔在地上。她们“摆脱现有”的犯罪，最终会被男性组成的现有犯罪所吞没，从手段上消除努力的希望。

在电影的结尾，范冰冰做出了如女孩一样明知徒劳的挣扎。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摆脱贩毒组织的控制，染上了绿色头发，开着曾经二人一起奔向“卖货后独立”的摩托车，去到了中国元素充斥的毒品组织地区，意味着她对自己的“既定环境”首尔的脱离。面对女孩男友，手语与保龄球打火机这样的爱意载体变成了男人的“女孩死亡象征”，鞋子则被扔在一边，她只能做出反抗，曾经对准女孩的点火转到了男人身上，从“归顺男性敌对女性”转向，而她的绿色头发更让这种反抗成为了二人合力的行为。她第一次变得主动，反过来引导回归男友身边并接受死亡的“被动”女孩，反抗她即将被同样赋予的运毒任务。但是，爱意载体已经被逐一推翻，她的绿发被吞没在红色的光线中，男人身上与女孩同款式的烟花更是变成了红色。最关键的是，她与女孩实现了拥抱关系之中的多重意义“突破”，却只能与对方疑似转生的小狗，她为它解开了困境的锁链，我们却不知道这是真的转生，或只是一厢情愿。作为落点，她骑着摩托车松开车把，说着“不要害怕”，身后却响起了警车的笛声，真正的绿色烟花是不存在的，在其爆炸的瞬间镜头已黑。

显然，即使她努力做出突破，最终还是会回到既有一切的控制与审判之中，这并不以她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就像女孩始终主动，到了最后却变得无路可走，此前她能够做出的也不过是贩毒和帮助杀人，迟早会被警察抓获，而非极端且自毁式的方法则难以找到。这也是女孩与她共感并理解她选择的原因。

如上所述，在最后一部分中，“文本苍白”与“单一技法泛滥”的问题依然存在，并随着主题载体向多重意义“犯罪”的升级而产生更多问题。首先当然还是个人背景的急剧缺失，范冰冰的犯罪过往对其现在的多重困境与无从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女孩在同等感受下的个人表意、二人共情、理解对方，对推进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因为犯罪元素承载了如此之多的层面，主要人物是如何经历并感受它，又是如何受其影响的，就变成了影片的关键，人物关系的变化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充实其变化象征的困境突破与否。然而，它甚至只存在于范冰冰与女孩各自一次的自言自语，且是难以完整呈现全貌的碎片，完全依赖观众的自行补充。

同时，“犯罪”对应着传统道德的精神困境与既有法律的外部控制，而可持续犯罪的主导则是男性，其作为女性唯一可行手段的极端与不可持续性引出了她们突破无力的悲剧性。因此，电影必须给予人物充分的犯罪合理性，不仅仅是动机，更需要建立观众对其无奈的感受，从而淡化它本身的非正向感，否则人物的犯罪至少也会显得突兀而刻意，就像女孩对丈夫的下手一样，甚至有点“作死”，便消解了其应有的悲剧色彩。

电影也做了一些安排，它将警察的黑化引入，让女性的犯罪与男性执法者的堕落形成对立，如此一来就更突出了男性犯罪的“聚集既有社会一切力量”感，让女性在警匪一体的强大之下无力，犯罪也就柔化了。同时，这也将常规观念下原本正确的法律进行了矮化处理，与之对立的女性犯罪则自然地变成了“正确”。但是，这实际上都是杯水车薪，最可行的方案永远是对人物本身的细化塑造，展开讲述她们的经历，建立观众对遭遇的共情，自然而然地也就完成了对女性犯罪“合理化”的接收方式。将警察的黑化引入，没有起到多大效果，人物围绕犯罪的困局与行为逻辑依然显得“大概念而不扎实”，能理解但无感受，反而有了一些负面作用，让原本就没有余地交代清楚的犯罪线索变得更加凌乱起来。

电影的体量很小，聚焦在二人关系上也没有太大问题。但它能够、也确实试图辐射如此多面的议题，最终却只能靠二人的关系而对各议题做一个生硬的表态，情感本身没有相应具体困境内容做支撑，便完全依赖到了演员的表演，其他方式则比较匮乏，比如二人各自交叉使用两国语言来表现“对各自局限性地区代表之困境的突破，抵达对方区域”就失之于刻意。

作为一部被看作“拙劣的娄烨与李玉电影模仿者”的作品，本片的镜头使用相对下了心思。但它也只是停留在了只有外表却欠目的的程度。它给到了两个中国导演标志性的手持跟随镜头，景观与飞驰路面的空镜头，却往往都像范冰冰回归既有生活时的剧烈晃动一样，只是为了表现她对突破困局与否的摇摆，对眼前生活环境与“摩托飞驰奔向新生活”归属感的同等虚无（环境空间里无人，摩托车则同样没有出现），且没有扩展出的更多样运用。

此外，镜头还会不加克制地泛滥式输出情绪，如范冰冰被丈夫强暴时，镜头始终对准她的挣扎与无果，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调低了声音来强调她的身心窒息感，而二人在控制与被控制的过往关系却几乎空白，压迫者丈夫只交代了一句意味不明的“你以为我会原谅你吗”。这让镜头的浓重情绪没有支撑，就显得“泛滥”化了。

而镜头长时间围绕在某一演员的较长拍摄方法，无疑是在用演员的持续性表演来试图做出情绪，丰富内容与技法层面缺乏支撑的问题，让演员自己的表情和状态增加其干瘪台词在“交代简略信息”之外的生动性，缓解其苍白程度。最典型的一幕便是范冰冰被黑警威胁后的高潮段落，她吃下了警察给的对应毒品糖片的口香糖，意味着对其的被迫归顺，“毒品“不再是她与女孩自行贩卖的拥有物，而重新变回了男性给予的东西。

在前后两个部分中，镜头长时间地对准了范冰冰的特写，第一次是她听到丈夫意外死亡，却依旧顾虑自己的犯罪，说伪证时极不自信，意味着她对“既有”的主观自限，引出了后面的高潮，第二次则是顺从吃下口香糖后的痛哭与被噎到的“被男性控制所伤害”。在缺失背景与内心交代，贩毒线索更是几乎空白的情况下，导演只能依靠复杂的多情绪表演来努力诠释人物内心，也安排了“被口香糖噎到后濒死挣扎”的极端化桥段，为表演效果提供便利。但是，大量堆叠的表演使用方法无疑是是“泛滥”的，脱离文本丰富度的过高期待也不切实际。在这样单薄的文本中，演员没有足够的内心建设基础，实际上也很难发挥，范冰冰更多是依靠外形与气质的破碎感，韩国演员则接近于演员练习生的模式化韩派表演方式，其角色设置与“放大”演法都是韩国影视的一个主要方向。

作为对比的是，在李玉的《苹果》中，范冰冰就面临了相似的传统婚恋与道德困局，而在其完全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铺陈之下，角色的心理状态完全可信，最后抛弃两个丈夫而携子私奔的选择也就有力地表现了主题。相比起来，《绿夜》试图辐射更多，却由于体量有限与表意系统捏合设计不够精妙高效的主客观问题，最终变成了一部主打人物关系的“悬浮作品”，未免显得有些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