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港澳研究战略领军人才和研究梯队建设_风闻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中山大学港澳研究四十年（一九八三至二零二三）暨「港澳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另一项主旨是，要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港澳研究力量，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的学科专业优势，建立港澳研究人才「蓄水池」，加强港澳研究战略领军人才和研究梯队建设，形成港澳研究人才辈出的新格局，为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夏宝龙主任是借助成立于一九八三年的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这个平台，趁着其成立四十周年并举行港澳研究四十年暨「港澳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的机会，就有关港澳研究工作发表最新论述的。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是我国最早成立综合性港澳研究机构、系统开展港澳研究的大学。

　　其实，在广东省域内，还有更早进行港澳研究工作的专门学术机构。其中一个是现在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的广东省社科院港澳经济研究所。该机构成立于一九八零年八月，前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一九八六年划归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更名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与台湾研究中心合署办公。二零零二年，整合成立国际经济研究所（港澳台研究中心），二零一九年改为现名。其主要研究领域有「一国两制」理论体系与实务研究；港澳台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发展等领域研究；粤港澳台交流合作机制研究；反映港澳台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负责指导《新经济》杂志社工作，系杂志主办单位。近年来，主要进行新情势下「一国两制」理论与实务创新、粤港澳跨境治理与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粤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合作、港澳台社情民意、港台科创产业发展等主题研究，为国家相关部门、广东省委省政府等提供港澳台问题研究谘询服务。

　　记忆中，广东省社科院港澳经济研究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出版《港澳经济》杂志，笔者当时透过澳门星光书店予以订阅，获益良多。不知道《新经济》杂志是否就是由《港澳经济》杂志发展而来？不过，广东省社科院港澳经济研究所在早期是港澳研究工作的「重镇」，也为澳门研究的实务输送了人才。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及谘询期间，在澳门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就有来自广东省社科院港澳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包括杨道匡和王凌冰。当时笔者是澳门基本法谘委会的委员，及「公民权利和义务专责谘询小组」、「政治體制专责谘询小组」的成员，因而与这两位专家有较多的互动。回归后，杨道匡曾经被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委任为立法会议员，现在是行政长官贺一诚委任的澳门特区政府行政会成员，也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的理事。

　　其实，澳门研究的起步点并不低，但在初期却曾经走了弯路或遭到「狙击」。一方面，在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之后，澳门也有人关心起「澳门前景」来。正好当时澳门东亚大学成立，有几位学士学位在台湾地区的大学取得，硕博士学位是在欧美的大学取得的香港教授，在东亚大学出任教职。当时在澳门某电子媒体任职的记者，因为其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地区的学府受业，因而与这些「学长」有较深的感情，经常就「澳门前景」议题对其进行采访。讵料这些学者却是浑然不顾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已经接受中国政府的建议，将香港、澳门剔除出「殖民地清单」的事实，竟然以「殖民地政治实体」来定位澳门，提出类似「公投解决」及「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引发哗然。后来这些「教授」无法在澳门混下去，都灰溜溜地离开澳门了。

　　另一方面，有几位具有真材实料，「文革」前在北京大学等最高学府就读并曾经在内地的地方级党校等机构任教，极为熟悉中国政府对港澳的政策，返回澳门定居或移居澳门后，也潜心研究澳门问题，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受到中央重视的学者专家。其中在《华侨报》任副总编辑的黄汉强，还抢在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进行谈判之前，编印了三辑《澳门问题》资料集，对澳门居民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可能是「掩盖」了澳门某些因为专长于唐诗宋词、莎士比亚的「才子」的「光芒」，竟然遭到「批斗」，黄汉强也愤而宣布退出其所在的行业协会。但中央的眼睛是雪亮的，后来黄汉强先后被委任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而黄汉强也与一群志同道合及具有真材实料者成立了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成为澳门研究的「领头羊」。后来，澳门大学成立澳门研究中心，黄汉强被聘为首任主任，继续进行澳门问题的前沿研究。

　　澳门回归后，先后及陆续有大批在内地或海外修读博士学位的青年返回澳门就业，其中一些人进入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或高等院校进行学术研究，另外也有不少「海归」人员或原在内地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的专才移居澳门。这样，就相对地形成了澳门研究的「老中青」三结合，及「本地姜」与「过江龙」、「海归」三结合的「梯队」。另外，也有不少非教学人员进行业余性质的澳门研究，因而也形成了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态势。现在，在全国港澳研究会的七百一十八名个人会员中，澳门会员有七十一人，比例不低。当然，还应「精益求精」，达致夏宝龙提出的建立港澳研究人才「蓄水池」，加强港澳研究战略领军人才和研究梯队建设，形成港澳研究人才辈出的新格局，为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的更高要求。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三大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而应用在港澳研究方面，就必须做好对青年研究人才的「传帮带」，发挥院士、领军人才的领航作用，扩大重大人才计划、科技项目、科研基金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推动公权力机构、社会组织与大专院校，共同培育港澳研究的专业人才。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积极营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待遇适当、保障有力的生活环境，为人才心无旁骛钻研业务创造良好条件」。因而必须努力营造「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在持续改善「硬环境」的同时，加快优化「软环境」，真正帮助各类研究人才解除后顾之忧，不断增强各类研究人才的归属感，为人才心无旁骛钻研业务创造良好条件，从而使得澳门特区成为澳门研究人才的「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