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痨之疾：“天才”的灾难_风闻

    沈约（441—513）是南朝文坛领袖，《南史》评价他学问渊博，精通音律。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是天才，也少不了勤奋苦读。可是，《南史》偏偏又记载了一段他的母亲“阻扰”他刻苦用功的故事。

    沈约虽然生于门阀贵族之家，但幼年险遭灭门，父亲过早离世，等于让他失去了“躺赢”的机会。因此，沈约从小专心好学，日夜兼读而不知疲倦，以期在日益激烈的世家“内卷”中出人头地。他的母亲担心他用功过度而生病，于是经常减少书房油灯里的油，催促他早点上床睡觉。

沈约石像，浙江金华八咏公园内

    让沈母提心吊胆的是一种读书人经常犯的内伤亏损的虚痨病，为祸最大的便是今天家喻户晓的结核病，民间俗称“痨病”或以“肺痨”代称。东汉末年，张仲景在其划时代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已经注意到这种可怕的流行病，但有关它的传染性直到12世纪的南宋才逐渐为极少数高明的医学大家所了解，名为“瘵虫”的病原体从此传开。

    在对流行疾病认识还模糊不清的古代，虚痨病对文弱之士、饥寒交迫者而言是个大杀器，尤其在离乱之世“十痨九死”的说法毫不夸张。例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竟有4人同一年内（217年）死于混合了虚痨的疬疫，曹植悲伤地称之为“僵尸之痛”。

     在沈约那个年代，我国古代疫病流行的第一个高峰期还未完全过去，沈母“抠油”的办法是颇为大胆且富远见的“止损”操作，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多亏了沈母的用心，沈约寿终于72岁。在当时，这绝对算是高寿，在今天也够得着预期人均寿命的平均录取线。倘若不是因多嘴而开罪了梁武帝，并遭武帝频繁派人上门加以谴责，沈约大概还不会这么早就死于非命。（有关古代疫病的情况参见2022年1月的旧文《从中国古代疫病流行“两低两高”看当下新冠疫情何时“终结”》）

    然而，沈母的反操作在历史上实在构不成美谈。哪怕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社会遥遥领先世界的科学和医学昌明之际，虚痨之疾依然让医学天才们束手束脚，他们不得不承认，人体气血中转站的肺器官看似一个简单的器官，实则是个巨大的迷宫。

    科学在迷宫中仿佛钻进了牛角尖。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而许多著名作家、诗人、作曲家、音乐家继续因感染而丢失宝贵的生命。在他们的许多创造性作品和艺术作品中，“肺痨”一词竟也乐观地激发着另类浪漫的灵感。

    法国作家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1802—1870）在一首诗里如是写道：“患肺病正成为一种时尚；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尤其是诗人；在30岁之前，一个年轻人在用尽煽情的言语后口吐鲜血而亡是一种非常凄美的形式。”

    钢琴家和作曲家弗里德里克-肖邦（1810—1849）疑似也得了肺痨，下面的句子，写于他在“地中海的乐园”——西班牙马略卡岛修养时（1838）：

    “岛上三个知名的医生来给我看病。第一个医生嗅了我的呕吐物，他说我等于已经死了；第二个轻轻拍了拍我吐痰的地方，说我已经奄奄一息；第三个轻叩我胸部并听了听我吐痰的声音，说我离去世不远了。”

    19世纪，肺结核还是欧美几部著名歌剧的核心主题。在朱塞佩-威尔第的《茶花女》（1853）和贾科莫-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1896）中，受结核病折磨，脆弱而且虚弱如同患了“女人热”的女人，成为歌剧中的主角。

茶花女，芭蕾舞剧照

    为《茶花女》配乐的著名音乐人亚瑟-格鲁斯将部分音乐乐谱归因于肺结核的特殊临床表现。如高音小提琴、断断续续的双簧管部分表现“呼吸困难”，重复的重音或轻音表现的“喘息”，等等。

    吉米-罗杰斯（1897—1933）是一位20世纪早期的著名蓝调和乡村音乐歌手，在他的《肺结核布鲁斯》（1931）中吟唱他患肺结核的痛苦：

    “我一直如狮子般战斗，看来我要输了

我现在仍像狮子般在战斗，但看来我真的好像就要失败了

因为从没有人能打败肺结核布鲁斯？

我已经得了肺结核布鲁斯”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1792—1822）20多岁身患肺结核。他给未来留下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这一巨大的精神鼓舞，但他自己终究没能熬来战胜肺结核的春天。春天的确有点远，我们需要耐心过冬。

    20世纪之初，旧中国还未从史无前例的鼠疫流行高峰中缓过劲来，肺结核又“攻陷”了中国文坛。文坛巨擘鲁迅（1881—1936）常年饱受肺病折磨，55岁死于肺结核。他的经典短篇小说《药》中那个惊世骇俗的“人血馒头”成为肺痨患者病急乱投医的悲剧缩影。

    还有，著名女作家萧红31岁死于肺结核。郁达夫（1896—1945）20岁便患上肺结核……百姓就医跳大神，而英才呐喊而早逝，这一切构成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大特写。

    长期被肺部恶疾纠缠的巴金（1904—2005）在1947年创作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其中男主人公汪文宣也是个肺结核病患。描述汪文宣感到胸部的隐痛，巴金写的全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切身之痛：“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

    “为什么就没有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真正灵验的特效药？难道我就应该那样悲惨、痛苦地死去？”汪文宣的这段绝望独白时隔70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依旧振聋发聩。

    我们可以对这个折磨地球人类几千年的顽疾历史来做一番简单的回顾，除了“肺痨”这个晚清中医对结核病的俗称外，“消瘦”“王者的罪恶”“凶险的空气”等，都是它在西方的曾用名。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像肺炎这样与环境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

    现代医学研究指出，人类结核病的发生与牛的驯化有关。通过各种考古和古生物病理学研究，从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00年，欧洲以及中国、印度、南美发现的遗骸中找到了确切的结核病证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利用基因探针，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秘鲁及其他地方的遗骸中检测到结核分枝杆菌的DNA。

    在欧美西方，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结核病影响到多达80%以上的城市居民。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带来了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增长，经济的扩张，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条件。涌入城市的人口剧增导致了过度拥挤、卫生条件恶化、疾病肆虐蔓延。据统计，25岁以下的死亡患者中结核病患者超过50%，而在25—45岁死亡患者中结核病约占1/3。

    19世纪初，结核病在欧洲的一些城区中心肆虐蔓延，并在美国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直到1882年，德国医学教授罗伯特-科赫（1843—1910）发现了结核病的原因。这被视为人们认识和征服这种致命性疾病的一个转折点。科赫不仅证明了肺结核是感染性疾病，后来还开发了结核病免疫疗法，即注射他称为“结核菌素”的提取物，但这种方法引起很多不良反应。

    1929年，青霉素被发现后，为寻找新的结核治疗方法，许多科学家开始了系统的研究。

    1943年，在塞尔曼-瓦克斯曼（1888—1973）的实验室里，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的一名土壤学研究生阿尔伯特-沙茨（1920—2005）从土壤微生物中分离出一种物质——灰色链霉菌，这种菌显示出抗结核活性。他们把它命名为“链霉素”，并以其纯化的形式进行了临床试验。

沙茨近照

    链霉素被发现后的几年里，人们对多种抗结核药物都进行了鉴定，在这个过程中，结核病的预后逐渐有了改观，由消极的治疗转变为有治愈可能。尽管一开始的结果是充满希望的，但是试验结果显示出抗药性和耳毒性等许多问题。

    20世纪50—70年代间，结核病感染率急剧下降。但是，随着艾滋病的加快流行，以及多重耐药结核分枝杆菌的出现，这种“减缓形势”被证明只是暂时的。当今世界，肺结核又回到了世界各国的聚光灯下。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与疫情一次次赛跑的漫长寒夜，人类还从未领先过。力推疫苗、环保等一揽子应对策略之际，我们不妨先回到沈母之法中汲取一点有益的借鉴。没错，攻毒之先，首当强身。强身之要，则在儿童少年。

   最近看到有新闻介绍了深圳一项最新的教育举措，即从2024年1月份开始，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必须每天要有一节体育课。此举难道不与沈母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由衷地为深圳这一迟到的“创举”点个大大的赞！

    让学生壮起来，让课堂动起来，让教育活起来。深圳新举措无疑是深化素质教育的一个好的开始。在此，热烈期待有关部门和学校切实减少减轻孩子们的课业负担之后，继续加强对学生科学强身的指导。同时，也热烈期待有关部门不断改进学生课间的营养补充。

    经历一番强身、健脑，不久定能重塑中国少年的英姿。健康强壮方为抵抗疫病真正的“特效药”，也可为“天才”的灾难画上一个休止符。人民普遍强健才能确保民族复兴伟业不会化作徒劳。

    今日，少年强，则中国强。明日，人民富有了健康，国家才真正实现了共富目标。民强国富，何惧疫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