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不是野人，是世界历史的唯一创造者_风闻

以下各节写得匆忙，因此可能比较混乱，逻辑上有不通指出，权作草稿，供各位参考。

有一点，提供我的看法：

我们中国人也常怒斥野蛮、野蛮人，像很多朋友表示：

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就是野蛮人！

这是我们按照行为的性质去做出判定。就如一位观友留言：

知礼仪，懂廉耻！这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

即，我不管你是谁，你干的事不知廉耻，残忍粗暴，所以你是野蛮人。

西方人的野蛮人设定，不是按照具体的行为，而是一种身份的设定，就像印度的种姓制一样。按那种理论，西方人是野蛮人，是因为上帝把他们设定成了野蛮人。和他们具体干了什么无关。或者说，既然他们被设定成了野蛮人，他们的行为就一定是野蛮人的行为。因此才有了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工业与科技、文化力量最鼎盛的时代，一些西方精英还笑嘻嘻说他们与中国人是中国人与野蛮人的关系。因为上帝硬按给他们的身份和特质是没法改变的，他们自己改变不了，与好莱坞电影多精彩，当时美国的流行文化多么精良无关。因此，才说西方人的野蛮人观念是唯心的。

第三节  大英史学家的匈奴认同

一 

塔奇曼并不是一位简单的种族主义者，相反，她在著作中对西方的种族主义很有反省与批评。但是，她一边抄作业，一边流露出对中国人的极端种族主义偏见与蔑视，只是她根本没意识到。她以为她只是在讲述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中国人，她不知道她是在污蔑，一种从基督教内部生长出来的污蔑。

但不管怎么样，她的种族主义偏见里至少有一点正确性，那就是她旗帜鲜明，她用轻蔑的语气明白无误地站立场，指明那种想法是错的，是无法改变的愚昧的体现。

如前所述，她的很多西方同行们却连那一点都做不到，相反态度暧昧，闪烁其词，甚至暗示中国人的偏见其实是与实际情况相合拍的。

那么我们就要稍微讨论一个荒谬的问题：

二战的时候，美国人是野蛮人吗？

按照中央王国论，得如此提问：

二战的时候，中国人与美国人、中国人与西方人，仍然能够形成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组合吗？

基辛格以幽默的态度、达利奥以没有态度的态度，做出了摆烂姿态：

因为到了新中国时期，中国人仍然认为我们西方人属于野蛮人，所以我们就顺水推舟，承认同时期的西方人是野蛮人了。

塔奇曼以愤怒和轻蔑的态度、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霍布斯鲍姆以激昂的态度，对更早一段历史摆烂：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认为我们西方人属于野蛮人，所以我们就顺水推舟，承认同时期的西方人是野蛮人了。

如此推理，那么两段历史时期中间的那一时段，具体来说，二战时期，西方人应该是同样的西方人。塔奇曼抄的作业是，那个时期中国人依然认为西方人是野蛮人，那么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组合不应该发生中断喽。

那么，如此的历史叙事成立吗：

民国时候的一个大烟鬼，披着破麻袋，因为抽大烟输光了家产，也许下一场大雪来了就会倒毙，但因为他是个中国人，所以他依然是个中国人。他多半不知道罗斯福、丘吉尔和希特勒，肯定不知道史汀生、希姆莱，不知道马歇尔、尼米兹、隆美尔，但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他都认为，那些人既然是非中国人，那么就都是野蛮人。

那个中国大烟鬼与罗斯福等人建立了一种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组合。

而因为那个大烟鬼是个中国人，所以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史汀生、希姆莱、马歇尔、尼米兹、隆美尔等等也确实都是野蛮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烟鬼是那样认为的。

然而，因为有个民国大烟鬼是个中国人，所以当时在欧洲和中国、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上空鏖战的飞行员小伙子们，不管是哪边儿的，就都是野蛮人了吗？因为那个大烟鬼，那些从底特律、芝加哥、田纳西走上反法西斯战场的小伙子们，就是西方野蛮人了吗？[i]

这么一具体化，是不是就非常滑稽？

这就暴露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严重问题，那就是他们把“中国人”抽象为一个空洞的、僵死的概念，从来不去想，中国人和他们一样，是活活生的人。

虽然上面的问题让我们发笑，知道那样的组合根本不成立，但是，既然在中央王国论里，民国大烟鬼与罗斯福形成了中国人与野蛮人二元对立组合，那么我们就要追问西方知识分子：

二战时期中国人与西方野蛮人、美国野蛮人的组合，是如塔奇曼怒斥的那样，仅仅是中国人的妄想？还是真实情况？

即，中国人是对的还是错的？

如果中国人的看法是错的，该西方知识分子采取什么态度，对中国人的错误，资瓷（支持）不支持？

如果中国人是对的，二战时，确实存在着中国人与美国野蛮人的二元组合，那是历史实情，他或她采取什么态度，对于真相，资瓷不资瓷？

知识分子是要做人类良心的啊。

上述可笑的问题足以暴露，野蛮人论里的每一点，与整套中央王国论一样，都是唯心主义的。

西方知识分子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有一点很奇妙，那就是，明明都能如计算机一样高速运转的大脑，一旦涉及中国，马上就不转了。

就如“野蛮人”的观念，在西方文明里，左派右派都有大量讨论，智者都意识到其复杂性。随便举例，《帝国的年代里》有如此的辩论：

“这类借用伪科学胡乱进行治疗的政治庸医之旅（参见第10章下面），让作为普遍愿望的进步与其实际的不规则进展之间的对比，更加戏剧化。只有某些国家似乎真能以不等的速度，将其自身转化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立宪政府和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许多国家或社区当中，“先进”（一般来而言也是富有的）与“落后的”（一般而言也是贫穷的）人之间，也有一道鸿沟。当那些生活在中西欧、处境优越、文明化的且业已被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和富人，面对从东欧的贫民区向西移民过来的几百万同宗教徒时，便会有此感觉。这些野蛮人真的“与我们自己”是同样的（原文将same标为突出字体）人吗？

**并且，内部和外部的野蛮人的庞大群体也许是如此之巨，以至于进步会局限于维护文明的少数群体，仅仅因为后者能把野蛮人控制在掌握之中？（注意！这是《王子的十大酷刑》里宣讲的理论，在长城下、在铁木真首次与皇帝的对话里都得到了表现，也是中央王国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中央王国论与西方整体史学的筋骨相连关系。）难道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不是亲口那样说吗：“就与野蛮人打交道，且目的是为了他们的提升而言，专制主义是一种合法的政府模式。”但在此还有另一个，也是更深刻的，进步的困境。它究竟会通向何方？就算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征服，还有其日益以为基础的、节节胜利的技术和科学的前进，确实是不可否认的、普世的、不可逆转的，因此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会导向青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意谓的那种文明进步吗？穆勒所勾画的对进步世纪的向往为：一个世界，甚至是一个国家，‘更加进步；人与社会的品性更加杰出；在通往完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快乐、更高尚、更聪明。””

Such excursions into pseudo-scientific quackery (cf. chapter 10below) dramatize the contrast between progress as a universal aspiration, and indeed reality, and the patchiness of its actual advance. Only some countries seemed to be turning themselve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peed, into industrial-capitalist economies, liberal-constitutionalist states and bourgeois societies on the western model. Even within countries or communities, the gap between the ‘advanced’ (who were also,in general, the wealthy) and the ‘backward’ (who were also, in general,

the poor) was enormous, and dramatic, as the comfortable, civilized,assimilated Jewish middle classes and rich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central Europe were just about to discover when faced with the amillions of their co-religionists who emigrated westwards from their east European ghettos. Could these barbarians really be the same people’as ourselves’?

And was the mass of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barbarians perhaps so great as to confine progress to a minority which maintained civilizationonly because it was able to keep the barbarians in check? Had it not been John Stuart Mill himself who said, ‘Despotism is a legitimate mode of government in dealing with barbarians, provided the end be their improvement’? But there was another, and more profound,dilemma of progress. Whither, in fact, did it lead? Granted that the global conques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forward march of a triumphant technology and science on which it was increasingly based,were indeed undeniable, universal, irreversible and therefore inevitable. Granted that by the 1870s the attempts to hold them up or even slow

them down were increasingly unrealistic and enfeebled, and that even

the forces dedicated to conserving traditional societies already sometimes tried to do so with the weapons of modern society, as preachersof the literal truth of the Bible today use computers and broadcasts.Granted even that political progress in the form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s and moral progress in the form of widespread literacy andreading would continue and even accelerate. Would it lead to the advance of civilization in the sense in which the youthful John StuartMill had articulated the aspirations of the century of progress: a world,even a country, ‘more improved; more eminent in the best characteristics of Man and Society; farther advanced in the road to perfection;happier, nobler, wiser’?

上述讨论是把“野蛮人”放在具体的语境里，对近代西方人的热情与理想加以反省，而且，非常明确，其中先进与落后、文明人与野蛮人、科学和文化与前现代文明，几对不同的对立组合，是互相重叠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当然，作者恰恰是对存在于近代西方人思想中的那些对立概念展开质疑。但是，作者的讨论模式里绝对没有诸如犹太信徒与基督徒构成了犹太人与野蛮人二元组合的荒唐设定。作者恰恰指出，野蛮人的概念是模糊的，是人们思想的产物，当人们使用野蛮人的概念时，总是在按照某种习得的思维模式去转心思。

可是，一旦涉及到中国人与野蛮人的设定，这位严肃的学者就开始躺平摆烂。

在西方学界的如此暧昧态度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概念的偷换。即，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蛮夷，与近代西方文化里的野蛮人，是不完全一样的。随便举一例，明人严从周《殊域周咨录》记载了宣德年间礼部大臣韩文的一道上疏，其中有：

“宋人予契丹岁币,富弼力争献纳二字。古人慎重开端如是,夷狄安得不悚服乎!今我朝堂堂一统,神威圣武,四夷震迭太山之势，何所不压。而蕞尔西戎,乃敢肆其狡诈,渎滥王号，僭于天朝。揆诸大义,责以国无二主之道,彼将何词?臣愚请降一勑,丁宁天语,发明华夏君臣之大分,备述祖宗庙堂之严规，外以折其奸,内以寓吾教,责付夷使宣示知之,庶怀柔之恩，制驭之略，各不相悖。”

充斥着典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确实是很糟糕的种族主义。但是，很显然，其中讨论的问题，与霍氏的讨论完全不同，其中的夷狄，也绝不同于霍氏讨论中的野蛮人。起码，韩文的思想里不存在“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征服”、“技术和科学的前进”，他所理解的夷狄，并非置于那样的历史情况里。韩文与霍氏各自谈论心目中的野蛮人，他们两人谈论的绝非同一种类型的人。

但是中央王国论把野蛮人绝对化了，制造了如此的建构过程：

中华帝国自古以来就存在，是最为古老的没有中断的文明。那个文明的人认为，他们与一切非中国人形成了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对立。而那确实是事实，是有历史为证的，那就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中国文明历史有多长，中国周围的野蛮人的历史也就有多长。

中华帝国简直是不知道起点的，因而，野蛮人也是不知道起点的。按照中央王国论，中华帝国的全部历史恰恰是那样一种情况——外部的野蛮人的庞大群体是如此之巨，以至于文明会局限于维护文明的少数群体，仅仅因为后者能把野蛮人控制在掌握之中。

中央王国论把中华帝国夸张成极其古老的、似乎与时光一样悠久的存在，因而将其神圣化，同时，把中国“旁边的”野蛮人也说成极其古老的、似乎与时光一样悠久的存在，便将野蛮人也神圣化了。

二

西方人将野蛮人神圣化，与将中华帝国神圣化一样，有着强大的内在动机。

我们中国人误以为“野蛮人”——barbarian是一个完全贬义的词汇，其实并非那样，该词汇在西方文化里根据语境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西方文化里，与barbarian相伴，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savage。现代汉语一律翻译成野蛮人，其实是误会。

Savage是野人，即彻底不开化（civilized）的人。典型如太平洋的原始岛民，非洲原始部落，都是savage;俄国人，东欧人也是。

西方人（西欧人与美国人）自己可不是savage。只是相对于那些古老帝国，特别是中国，他们是barbarian。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大致有三个等级：

Savage，barbarian，古老帝国。

希望我们今后可以专门探讨，西方的种族主义观里，中国人是中国人，即古老帝国之人，而东南亚的人民，包括越南人，是savage。因此，越南战争期间，在美国人的世界里，实际上存在着三类人，中国人——中国人，美国人——野蛮人，越南人和苏联人——野人。这一分类一直持续到今天，包括美国的亚裔脱口秀演员还会用如此的分类讲段子。

恰恰是我们新中国的人民根本不知道那一分类，尤其是抗美援越期间，中国人民与越南人民那是“一衣带水”。今天，我们中间的正常人，也绝对不会认为创造了吴哥窟奇迹的柬埔寨人民是野人。但如此的观念实际上在西方世界横行。

说起来，李奇微将军的上帝确实很神秘，祂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造出了三种人类:

唐氏儿童，野蛮人，野人。

至于西方人何以自居野蛮人，想必原因很多，我们今天略举一二。

首先，西方文化人中的睿智者都认识到，确乎有一些文明更为古老，当他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和南海的时候，那些古老文明比西方文明更为先进，更为富庶。然而，如果真是理性看问题的话，如此的认识并不会形成什么中国人与西方野蛮人的固化组合。

真正关键的是，在帝国神教中，也或者就是在西方近代文明中，野蛮人是一个基石性的概念。

斯氏的《全球通史》中，一再用野蛮人的概念来讲述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历史事件。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一对固定组合，即，帝国与野蛮人。在他理解的世界史里，举凡强悍的游牧民族面对帝国、文明社会的时候，就是“蛮族”。诸如：

“结果，在中东形成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 1200 年前后，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

“甚至在 5 世纪罗马陷入蛮族之手以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个伟大的帝国首都一般，需求着惯常的各种奢侈品。”

斯氏的相关历史叙事是十分迪士尼化的，就是一个故事反复讲：

帝国没有办法抵抗住野蛮人，而野蛮人冲入帝国，成功征服了帝国。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人讲述一切历史的模式，同时也是他们搞文艺创作的模式。

那个模式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

帝国都有着精致的文明，特别软弱，军队腐朽，不会打仗。而野蛮人在文化上虽然落后，但是充满着勇气和血性，在军事能力和军事技术上一定优于帝国。也就是说，野蛮人啥都不行，唯有一项本事，那就是特别会打仗。所以帝国一定不是野蛮人的对手，只要野蛮人对帝国发动进攻，最终一定能征服帝国。在帝国与野蛮人之间，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野蛮人。

西方人基本上只会讲这么一个故事，再复杂一点的情节都编不出来。——大概只有二战之后那段时期好莱坞拍摄的二战题材影片除外，因为参与的艺术家们都是亲历者，有些就是战斗人员，因此知道那场战争的复杂与残酷。所以，那个时期的战争片不会拍成，美国人是野蛮人，日本人和德国是帝国人、是更古老的文明，因此柔软狡诈，不是美国人的对手。

即使如此，美国人也往往强调日本人的文雅与精致，相比之下美国人大大咧咧粗线条；德国人是强悍的野蛮人，而法国人则是精致优雅，胜在文明，也有着文明悠久者的圆滑世故、从容自信、甘于屈服，但却不会打仗，也没有野蛮人的血性。

——杰出的精品《虎虎虎》里，三船敏郎扮演的山本五十六等日本海军将领，在英武中透着斯文与优雅，端庄矜持，给观众深刻印象，虽然是进攻一方，但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野蛮人；相对的，美方将领也都是明星扮演，但普遍有种质朴的平民气。虽然双方都是强悍的野蛮人，是刹帝利，是萨姆来（samurai，武士），但观众就是能感觉到双方在气质和内在上有所不同，接受到如此的教育：

古老的文明比年轻的文明，更古老；年轻的文明比古老的文明，更年轻。

随后，西方人的思维中产生了一项推论，我们搞不清楚其与帝国和野蛮人组合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关系：

既然后罗马帝国的西方不再是古老的帝国，既然西方从十字军东征以来就一直在进攻各种古老的文明地区，那西方人就一定是野蛮人。

也许，其中的关键在于如此的荒谬伪史论：

那些古老的帝国一没有向外征服的能力，二没有变化的能力，只是维持帝国的原状，所以帝国不能创造“世界历史”。

野蛮人虽然五行专缺文明，但是他们能打仗，敢打仗啊！所以他们能够到处打，打了帝国打野人，因此他们能够让世界发生变化，他们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不是，那些帝国就是世界历史啊。就算按照西方人编的帝国年谱，古埃及帝国，苏美尔帝国……不就是世界历史吗？怎么能说野蛮人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呢？

西方人的史学模式的解释是：

那些帝国之出现，之变得伟大，都是因为一批野蛮人攻入了原来的古老帝国之后，建立了更大、更宏伟、更辉煌的帝国。

如果没有野蛮人攻入呢，那个老大帝国只会停滞，漫漫腐朽，最后消失。

现在明白欧立德们都在写些什么了吧。

那么野蛮人攻入罗马帝国，把西罗马给崩没了，算什么呢？西方人不去讨论了，专捡野蛮人建立更大帝国的事例讲。

如我们前面谈过的，西方人的历史写作与文艺创作，其实存在着一款元叙事，那就是半真实半想象的大英帝国。

那么，为什么不建立帝国与帝国冲突的神话模式呢？具体举例，为什么不把鸦片战争讲成两个帝国之间的冲突，却非讲成野蛮人与帝国的冲突呢？而且所有西方作者抄作业抄得那么一致？

这里提出一个猜想，那就是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将西方殖民者的残暴合理化。到了西方帝国主义时代，再把帝国主义行为合法化。而其论述又是一个闭环：

因为野蛮人是野蛮的，所以野蛮人是野蛮的。因为西方人是野蛮人，所以西方人有野蛮人的本性，那就驱使西方人必然行为野蛮。但是！西方人的野蛮正像所有野蛮人的野蛮一样，用野蛮创造着世界历史。

更何况还有反面的例子：

古老的帝国拥有文明，但都软弱无能，不野蛮，所以他们永远是野蛮人的失败者，也不能创造世界历史。

这个结论是很奇怪的：

文明不能创造世界历史，只有野蛮能够创造世界历史。所以世界历史又是什么鬼？

在如此的理论预设下，西方人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

既然西方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而只有野蛮人才能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那么西方人一定是野蛮人，也只能是野蛮人。

由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西方学者一致影影绰绰地暗示，到了二战以后，中国人与西方野蛮人的组合并没有改变：

虽然西方人发明了原子弹，但原子弹是用于创造世界历史的呀。

实际上，至今世界上很多人都相信中国没有原子弹，因为中国是老大帝国，而原子弹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东西呀。老大帝国不能创造世界历史，所以肯定没能力制造用于世界历史的东西。美国人能创造用于世界历史的原子弹，所以自然是野蛮人。

倒不是说美国人永远都是野蛮人。在那些野人面前，美国人当然是文明人。但在那些古老帝国，或者有年头的文明面前，例如中国，日本，法国，英国，美国人则是……（奇怪的是，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里，在好莱坞电影里，我们非常尊重的文明古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在美国人和英国人面前，却是野人。希望今后我们能够介绍该现象。）

[i] 这里是特意没有提到苏联人。因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俄国人以及所有斯拉夫人都是野人，sav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