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我是野蛮人你也不该歧视我啊_风闻

第三章第二节续

三

由此，引出了一个很荒谬的问题：

一八六〇年、一九〇〇年，圆明园两遭劫难，那时候，西方人——欧洲人与美国人——是野蛮人吗？

郑和下西洋之后的几个世纪，也就是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西方人真的是野蛮人吗？亦即，到了二十世纪，西方人仍然是野蛮人吗？

答案是不用想的，当然不是。谁会认为雨果与德拉克罗瓦、居里夫人与爱迪生是野蛮人呢。随便举例，那时西方人已经在使用蒸汽机、铁路和电报，那都是现代技术，由那些现代技术，建立了现代文明。不管如今知识分子把“现代”讨论得多么复杂，但总都同意，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建立的是“现代文明”，所以绝不是野蛮人的文明。

然而，在我们“不用想”的马上反应里，实际上可以遭到这样的质疑：

今天的世界是笼罩在西方文明当中，我们都多多少少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教化，而且越是精英群体，西化程度越高。因此，当我们觉得毫无疑问西方人不是野蛮人的时候，我们是采用了西方近代建立的价值观。

这一下就把讨论复杂化了，变出好多难以吵清的问题，诸如：

现代与野蛮有没有客观标准？

蒸汽机、铁路与电报，雨果的小说、德拉克罗瓦的画，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以及一八四八年革命，巴黎公社起义，争取投票权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等等，确实是事实。所有那些事实，即，欧洲在十九世纪全面取得的成就，是不是足以让“西方人不是野蛮人”成为客观事实？

但，我们要清楚的是：

在近代西方社会，人们并不是对上述设问进行讨论。相反，如霍布斯鲍姆批评的那样，西方人的思想基础是，基督教文明是的唯一真正的文明，于是，只有该文明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现实。

实际上，相关的讨论应该进一步展开：

在西方人的思想里，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体现了神意，所以才反映了客观现实。

可惜本作者在这方面实在缺乏知识，无力展开讨论。但要记住，在后面讨论中央王国论时，“反映了神意的价值观才是好价值观、才真正反映客观现实”，是关键的基础。

但是，很多西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认识到，在基督教文明之外，还有其他文明，那些文明建立了各自的价值观。其中有些文明历史更为悠久，成就颇为灿烂，风貌很是迷人。这时候，中国文明不幸又被现场活捉，成了举一反三——不是，是举一反一——的例子。

汉学家们建立了中央王国论，然后让同胞们知道，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价值观，中国人另有一套价值观。

霍氏在雄辩中忽然使用“西方野蛮人”的概念，是为圆明园痛心，也有对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优越感的嘲讽与揭露，潜台词是：

“西方人看着像野蛮人，干事像野蛮人，不要因此而受到迷惑，他们就是野蛮人。”

照这么一看，西方学者建立与援引中央王国论，是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对对“唯一”的迷信，告诉世人，在西方的价值观旁边，有其他的价值观并存。

那么，中央王国论为什么那么诡异呢？因为，该理论不是举一反三，而是举一反一！相信它的西方学者疑似有信奉“中国中心主义”的倾向。

其中一条最为诡异的矛盾就是：

近代西方建立了文明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开化与不开化等一组组二元对立的话语，但日益遭到开明派的批评和质疑，在如今的政治正确气氛里，那一种二元对立的设定基本已经遭抛弃了。

与此同时，中央王国论建立了那一观念——中国人认为一切其他人，包括西方人， 都是野蛮人，但西方的开明派们却往往拒绝明确批评说，那一观念是错的！

相反，如前面分析的，汉学家们用大量论据铺陈，中国人的其他偏见都并非偏见，是正确的，有现实支持，由此而影影绰绰地暗示，中国人的“这一”偏见其实也不是偏见。然后其他领域的学者就偶尔咣叽一下把“西方野蛮人”安排在句子里，把那个概念当做有效的概念。

宣布中国人把西方人认定为野蛮人，然后指出，中国人的那种看法是错的，很难吗？

但，不，西方人很少说中国人是错的，只是批评，中国人对西方人存在着歧视。即，歧视是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低级，犯了政治正确的错误，所以是错的，仿佛在说——就算我是野蛮人，你也不该歧视我啊。就好比如此说——就算我不如你有钱，你吃面包喝汽水，哦，不是，是你开豪车坐私人飞机，你也不该歧视我穷啊。或者，好比如此说——就算我是个性工作者，性工作者怎么啦，你是全职主妇，你就能用中产阶级那一套歧视我吗？

然而，正确答案难道不该是——你们中国人是不可救药的愚昧，我们西方人有德拉克罗瓦，我们不是野蛮人！

可是，结果竟然是，当其他的同类型二元设定遭到否定和抛弃的时候，中国人与野蛮人二元对立的设定却幸存下来了，还由汉学家及其他领域的高才们不断由诡道而加以肯定。

我们法国的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的不朽名作《自由引导人民》，为纪念我们巴黎的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而作，在一八三一年的巴黎沙龙会展上首次正式展出。九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三

中央王国论里的“野蛮人说”的最诡异之处，在于建立了一组绝对的二元组合，即，中国人与野蛮人。它们既是对立的概念，但又是互为条件、彼此成就、相互依存的组合。

注意，中国人与野蛮人，并不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一种对应，而仅仅是，中国人与野蛮人。

在斯氏的《全球通史》里，“蛮族”是很重要的概念，反复用其讨论历史。该书第四编一本正经地上了如此的扉页题词：

“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

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邵雍（新儒教徒， 1011～1077）”

这段题词如果把“洛阳”换成“北京”，那就是《贤良淑德的亲王》里男主铁木真受封成吉思汗之后的人格状态。

仔细分析起来，是这样的：

中国人并不对应于西方近代文明里的文明人，而只是对应着中央王国论里的中国人。野蛮人，则对应着西方文明里的某一款对野蛮人的定义，那是极其重要的一款定义。

真正核心的是，只有在这一组二元对立里，西方人是野蛮人。一旦出了中央王国论，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出了中国人与野蛮人的组合，西方人就不是野蛮人。

也就是，只有面对中国人时，西方人才是野蛮人。一旦没有了中国人作为对照，西方人马上就不是野蛮人了。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作者在行文中，总是把中国人与西方野蛮人同时提到，因为前提在于，只有中国人出现的时候，西方人才获得了野蛮人的身份。西方人是不是野蛮人，全靠中国人是否在场。

在人类创造的理论里，这一条是相当诡异的了。

更诡异的是，中国人与西方人形成的那种二元关系，也并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甚至都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对立、不是发达与不发达的对立，甚至不是富有与贫穷的对立。它就是，中国人与野蛮人的对立与并存。于是，那种关系就是锁死的，文明状态的改变并不能令其发生变化。

如果用“认识”一词概括人类主动运用唯人类独具的能力——智力去把握世界，那么上述二元对立组合是人类认识活动最荒谬的结果之一了。

霍布斯鲍姆等优秀的西方学者都充分了解，在其所属的文明中，乃至在全世界不同群体中，“野蛮人”概念充分体现了人心的复杂，他们也对西方殖民者如何运用“野蛮人”进行了剖析。《帝国的年代》有这样一句幽默：

“很多受过教育的奥地利人都同意梅特涅的看法，“亚洲始于东高速路在维也纳的起点”，而大多数意大利北方人都把意大利南方人看成某种非洲野蛮人。”

但是，到了中央王国论上，这位史学家的脑子却开始打结。同是在《帝国的年代》中，他指出：

“属于“已开发世界”的居民（以及设法或被迫模仿它的地区居民），其成年男性越来越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低标准：在法律上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是实际是不平等的——本文作者按）这种差异类似于上刑折磨依然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种合法形式（例如中华帝国[i]），与刑讯在官方的规定上已不存在，但其警察心照不宣地……的差异。

分辨（十九世纪时欧洲的——本文作者按）进步与落后、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的差异，是一件复杂而无益的事。因为这样的分类在性质上是静态和简化的，但是要归类的现实却非如此。

在物质方面，在知识和改变自然的能力方面，它（西方）像是拥有专利****似的，以至改变就意味着进步，而历史——至少现代历史似乎即等于进步。进步是以任何可以测量或人类选择去测量的上升曲线来加以评估的。

在科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产和交通量的发展上，进步表现得最为显著。现代机械绝大多数以蒸汽为动力，并由钢铁制成……虽然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发电和内燃机均已成为事实，但是电力和石油尚不十分重要。及至1890年代，甚至连美国也不能宣称它拥有300万盏以上的电灯……”

所有这一切事实都不妨碍他写道，焚毁圆明园的是西方野蛮人。——当西方的司法正式废止了刑讯的时候，而清朝还在让伸冤告状者滚钉板儿、对被告和疑犯上拶子打板子，他也大致清楚那一情况，但他一想到西方人竟然烧了圆明园，就忍不住认定他们是野蛮人。

中国人尽管没有电灯，一切都比西方人落后，但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仍然是中国人。就因为中国人是中国人，所以发明了电灯的西方人是野蛮人。

为什么会那样呢？为什么拥有大规模的发电和内燃机的西方人，在中国人面前是野蛮人呢？为什么出了柯南道尔的大英帝国，在清朝面前是野蛮人呢？因为中国人是那样认为的。

四

至此，我们已经觉得中央王国论之野蛮人论荒谬到不堪了。然而那才哪儿到哪儿啊。

在中央王国论里，中国人与野蛮人组合没有年代，没有出现的起点！该理论告诉世人：

中国一起头儿就是个帝国，而帝国一出现，里面该有的就都有了。哪怕那些不是一起头就有的，也是很早就出现了，中国文明早熟嘛！

接着，该理论就会介绍，中华帝国建立了朝贡体系云云，而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组合是朝贡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于是，读者就会自然地得出印象，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组合是随着着帝国一出现就出现了，即使不是一起头儿就出现，也是很早就出现了，总之很古老就是了：

“中国用以调整与外国的关系的纳贡制度，是表明这种不同的又一证据。早在商朝时，中国人就将外国人看作文化低劣的野蛮人。以后，他们把儒家关于家庭的道德规范应用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由诸国家组成的家庭，自然须以天子为首。中国，即占优势的“中国”，为处劣势的纳贡国所围绕；这些纳贡国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当服从、尊敬他们的父母那样，小国也须如此对待中国。具体地说，这表现为，小国定期派出纳贡使团，向中国皇帝奉献礼物并表示敬意，其中，还包括磕头，即三跪九拜。派出这类使团的次数，各国不同，取决于和中国的接近度，如朝鲜，一年数次，而缅甸或老挝，则每 10 年一次。

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给他们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但是，在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人的这一成功促成他们的毁灭。这一成功使他们更加以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相竞争的国家或政府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纳贡关系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诸国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因此，中国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观念，与欧洲的原始国际法直接相抵触。中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共同的立场可作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全球通史》）

之所以抄这么长，是让大家看看，西方学者们抄作业多么整齐，一个个都是一字不差。该统一标准答案里诡辩的卑鄙，再次让我们热血贲张——对，“中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共同的立场可作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所以呢？况且，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上，再没有比西方人宣称“诸国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更可笑的了。额，明白了，你们不和印第安人搞“诸国家法律上平等”，是因为他们没有国家，而中华帝国是个帝国，所以你们动用了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是这样吧。这时候怎么又忘了你们和中国人是野蛮人与中国人组合了？

二〇二一年，阿联酋英语报纸《海湾时报》上，英国作者的文章《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我们还是整些新的二元概念吧》则以报纸文章的洗练，讲述了中国人与野蛮人二元组合之古老：

**“公元前一千年间，对任何生活在古老中国的周帝国（Zhou empire）**的人来说，世界都是简单的：他们是在“中国”，即“中央王国”，而外面的一切都是野蛮的（barbaric）。”

更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组合不仅没得清楚的上限，它也没得清楚的下限。

如前面两章已经分析过的，种种条件都造成了它不可能有下限：

其一，中国帝国始终存在，世界一到了中华帝国那里，就会无可奈何地按照它几千年来的朝贡体系运转，由此推理起来，作为帝国的一个关键的有机环节，那一对立组合自然是，简直肯定就是，还存在着。既然帝国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那么你凭什么以为那二元组合倒消失了？

其二，那二元对立的组合是一组静止的、固化的配对儿，王八配狗，天长地久，不受任何其他条件影响，所以它自然会一直存在。内燃机不能破坏那一组合，原子弹就能了吗？天真了。

其三……各位也动脑子想想！

如此迪士尼一样的童话式思维就是存在于西方精英那里。

如前面所分析的，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一会抱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人按照古老的文化自信，依然把美国看成野蛮人，一会却忽然把美国人直接表述成野蛮人。到了2021年，瑞·达利欧在其《原则：对应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里告诉亲爱的读者们：

“孤立（应该就是指闭关锁国，也就是不对外征服），以及儒家文化将学者身份超越在商业、技术和军事力量之上，其如此的影响，导致它在商业、技术和军事上的竞争力弱，从而导致它遭到更强有力的“野蛮人们”的打击，或者落后于后者——诸如，蒙古人，鸦片战争中的外国强国，以及在毛的孤立时期的世界其余部分。”

他把十九世纪的西方人，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以外的全世界，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蒙古人归在了一堆儿，都算成“野蛮人”。他给野蛮人一词加了个引号，但用了陈述句，所以很难确定他是映射中国人的偏见，还是在陈述事实。但，总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固定的分类：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简单的两分法，一边是中国人，一边是野蛮人，有时候是带引号的野蛮人，有时候是不带引号的野蛮人。西方人因为不是中国人，所以不可避免地与一切历史上的和现世的非中国人撮成一堆儿，给轰到野蛮人堆儿里去。不仅原子弹不好使，GDP什么的也没用。

这段判断的最有价值之处，在于道出了中央王国论之“野蛮人论”的精髓：

先进与落后完全不能影响那一组二元配置。就算中国人落后于什么人，比如落后于西方人，但因为中国人是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至于西方人，既然不是中国人，那么虽然明明比中国先进，还是最好自觉地、圆润地滚到野蛮人堆儿里去。根本不需要中国人发话挑明好吧。

于是，一位位博学、深刻的西方优秀知识分子，便一次次自觉地“圆润”。

优秀的通俗性史学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中，就如此圆润了一遍。在第二章中，她也先抄了一遍作业：

“在整个历史中，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周围都是野蛮人……那些不幸生活在他们国家之外的‘夷人’（原文应是barbarian，野蛮人）只能是低人一等的……”（按，其实该把整段都拷贝上来，又是一次中央王国论的统一标准答案的准确复述。西方学者在脑子上的整齐简直没治了。）

然后，在同一章，她圆润了，讲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让“野蛮人”出现了在陈述句里：

“中国清政府是凭借其威信统治的，但由于被夷人打败，这种威信被严重损害了。”

——她是认为她在陈述历史真相吗？英国人确实是野蛮人吗？反正她用了陈述历史实际情况的句式。

到了第十三章，她继续用中央王国论解释美国在蒋介石和国民党那里遭遇的挫折：

“在操纵外国人方面，下至大妈奴仆上至蒋介石夫妇,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他们最拿手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信十足,技巧上也无法超越。他们手段娴熟,不屈不挠,态度圆滑,往往能够达到目的。日本人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来制服西方,但中国人从来没有试图超越西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本来就比西方优越。尽管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很多,但是其实他们仍然顽固相信夷人是可以被操纵的。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英国的熊将军在到达伦敦时对同僚说:“让我见见英国官员,我就会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至少这位女性历史学家有一点比她的那些男性同胞强，她的态度非常清楚：她明确指出，二战时，中国人把美国人当做野蛮人，是出于非常愚昧的种族主义优越感；中国人的那种看法是毫无道理的，是极其愚蠢的；美国人不是野蛮人，但中国人却坚持那么“认为”。

（但是，如前面所述，她用陈述历史的方式把鸦片战争时的英方说成野蛮人，所以我们不免推断，她认为，鸦片战争的英国人面对中华帝国时确实 是野蛮人，但到了二战时，中国人把美国人看成野蛮人，就不对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其他西方人不一样，不是野蛮人。）

首先，要肯定塔奇曼是很有洞见的历史学家，她在第二章里对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阐述，比很多同时代同行强，比今天的西方学者们更不是不知道强到多少倍。

但是，正是上述的阐述，让我们看破了中央王国论之野蛮人论的本质，那就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种族主义：

中国人的心智是固定的，在智力上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在思想上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按道理来说，这种设定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西方人严重的种族主义，基于一神教的种族主义，就是能让如此荒谬的假设变成“历史事实”，变成“世界历史”的基础之一，变成了西方知识分子思考中国问题时的一个出发点。

在那一设定上，西方人继续运用他们的种族主义思维，对中国人进行进一步的歪曲：

由于中国人在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变成了最严重的种族主义者，而中国人的思想又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中国人始终都是最严重的种族主义者，而且永远都是种族主义者。

中央王国论就是如此迪士尼动画情节式的幼稚：

中华帝国是自古以来永远存在的，中国人自古以来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最严重的种族主义者。

中华帝国是没变化的，中国人是没变化的，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观是没有变化的。

于是，中国人全体都成了人类里面的唐氏儿童！他们活在自己的逻辑里，无法理解现实，更无法根据现实调整看法，相应进行合适的反应。

如此的理论实际上反映了西方人的种族主义的基点：

一切非西方人，一切非西方民族，其头脑都是简单的，其历史都是简单的。他们没有思考的能力，他们的历史没有变化。相反，只有西方人的智力是复杂的，是能运转的，是能够发展与提升的，也只有西方人的历史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前进，因为只有西方人有足够的的智力，创造历史。——所以，西方人注定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是历史创造者的唯一候选人。

霍布斯鲍姆在分析欧洲时，非常警惕“分类在性质上是静态和简化的，但是要归类的现实却非如此”，但涉及中国时，他却丝毫没有察觉，中国人与野蛮人组合是静态和简化的分类，与变动的、复杂的事实相违背。

那一对静态与简化的分类引向了一个敏感的疑问：

那么到了今天呢？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人的脑子也没发生变化吗？川普发动贸易战前后，中国人是怎样看非中国人、看美国人的呢？

对此，西方学者们暧昧地不予回答。他们只是如“注定一战”一样，一遍遍对中央王国论抄作业，告诉读者：中国就是那样的；它过去是那样的，它现在也是那样的。于是读者就接受了暗示：既然中国的一切都不可能有任何改变，那么汉学家给出的中国历史，也正是今天中国的现实。

[i] 中译本在此译为“中国的清朝”，原文为Chinese Empire。该书中屡次运用Chinese Empire，其实很反映作者的观念世界，不过中译本一律译成了中国。很遗憾作者因为精力有限，没有核对塔奇曼的原文，不知原文是否为“中国的清朝政府”，译文中为了信达雅而作的调整，往往会让我们无法掌握作者的原意。

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南半部由中国皇帝相继统治；北半部则由各突厥 -

蒙古征服者管辖。中国人视南方皇帝为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而否认北方统治者的帝王称号。

实际上，这几个世纪中，南北两部都支离破碎，只是北方由于长期连遭蛮族侵略，受到的破

坏最为惨重。“在蛮族的冲击下”，一位权威人士说：“不难想象，牧畜经济可能代替中国北方

的农业经济，阿尔泰语可能取代汉语。”（全球通史）

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在鼎盛时

期。然后， 5 世纪，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

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 6 世

纪前半叶崩溃。有关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现在知道得很少。但可以推测，或许发生过许多战

争，或许进一步遭受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