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拿破仑》是拍给谁看的？_风闻

同样是半个欧洲踩在脚下的人，又同样是在失败于远征俄国，拿破仑和希特勒究竟有啥区别？

有一种人，认为没啥区别，都是暴君。

另一种，慕强者，也认为没有区别，只要是强人，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拿破仑，希特勒，风云际会大一统，他们就崇拜。其实，拿破仑，跟希特勒、袁世凯有啥区别呢？都是在共和国里当皇帝的窃国大盗么

英国人雷德利·斯科特拍了一部电影《拿破仑》，其实反应的就反映英国人如何看待拿破仑的，《拿破仑》的片尾字幕中，闪过拿破仑历次战役当中的伤亡人数，加这一段是为了干嘛呢？无非就是为了说明拿破仑折腾这一番，死的人不少，实属罪孽深重。

电影《拿破仑》遭到全世界拿破仑粉丝的声讨，这些强人崇拜者，原本希望看到一部体现拿破仑雄才大略和魅力的鸿篇巨著，结果却看到了一个糟糕至极的蹩脚野心家情史。于是，电影遭到了舆论的炮轰，除了英国，在导演的故乡，相当多的影迷称赞这部电影的精良，并认为电影重现了他们眼里的拿破仑皇帝形象。

拿破仑瞧不起英国人，说那是“小店主的国家“，英国人也瞧不起拿破仑，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电影《拿破仑》当中也多次提到“克伦威尔”这个名字。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拿破仑充其量就是他们历史上“护国公”克伦威尔的翻版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法国，以及很多地方，拿破仑被视为英雄，享有盛誉，为人所倾倒。但在英国，却出奇地没有多少令人着迷的感染点，英国人所铭记的，反而是他混乱的情史和糟糕的战败结局，以及尤其令英国人厌恶的残暴独断之帝王形象。

英国人之所以如此贬损地看待拿破仑，是有其资本的，不论拿破仑的崇拜者如何渲染其军事奇才，但拿破仑不仅仅自始至终都未能在战场上击败英国，而且最终被英国人在战场上击败，且沦为英国的囚徒，面对拿破仑，英国人为什么要崇拜他？

不仅对拿破仑，英国文化界历来对军事统帅，凯撒式的征服者，都不那么推崇。

英国人曾经几乎征服整个世界，在其征服世界三百年的战争中，英国涌现出无数骁勇善战的军事征服者，打败西班牙的德莱克、击败路易十四的马尔波罗、征服印度次大陆的克莱武、征服北美大陆的沃尔夫。但这些战功赫赫的军事枭雄，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知名度。威灵顿公爵的威名，则是得益于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甚至俄国人的记忆，英国人自己是不太在乎的。

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英国电影或者小说歌颂自己的军事英雄，三百年来，尽管英国有着百战不殆的军事成就，却从未有多少军事英雄被大众文化所铭记。德莱克、克莱武和马尔波罗治下的英国军队真正征服了世界，但又有多少人知道？相比之下，拿破仑、库图佐夫和腓特烈大帝则具有极强的传奇色彩。

更糟糕的是，克莱武晚年被议会聆讯，威灵顿晚年被公众围攻，军事征服者在英国的公众文化中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存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以武力征服了世界，但其观念中却不存在对凯撒的迷恋。哪怕是传媒文化极度精彩的20世纪，英国名将黑格和蒙哥马利也是以平庸而存于大众视野之中，至少他们并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另一种人，之所以崇拜拿破仑，那是因为只要是强人，只要是推动历史的“伟人”，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拿破仑，希特勒，风云际会大一统，他们就崇拜。拥有最大的权力，君临天下，独揽生杀予夺的大权，人民的安危祸福全仰仗权力的意愿，权力无所不能，所以必须顶礼膜拜。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实际上是巴结，是谄媚，是行贿。例如过去的拜龙王。在中国神话里，龙王从来不是善良或公正的化身。神话里的龙王多半是凶暴的，任性的。因为它掌握着既能造福又能为祸的水资源，所以不得不求它拜它。

虽然这些人，会说拿破仑推动了历史什么的，可是他们也说不出这些具体是什么，认为只要是“历史伟人“，“历史伟人“的活动就必然是“事物自然进程的自觉和自由的表现“。“历史伟人“带来的一些好处，不可能是非意图的结果。

在电影《拿破仑》最后放片尾之前，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谨以此片献给LULU”。LULU是谁？LULU原来是老雷的一条宠物狗，去年走失了，老雷很怀念它，就在片尾这样写，原来这是一部老雷拍给宠物狗看的的电影，大概这部电影会受到炮轰，恶评，也在老雷意料之中吧？

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等人的思想，随着拿破仑战争向欧陆传播。被说烂了的《拿破仑法典》其实只是拿破仑所推进的政治改革、司法改革中最显眼的那一小部分。他通过一场以其名字命名的战争，将启蒙运动的思想，传遍了整个欧陆。

比如“王在法律下“这个概念，在英国，早在1215年英国中小贵族逼着无地王约翰签署《自由大宪章》的时候就确立了，英国的法制理念，走的是先有贵族限制王权，然后再由新兴中产、乡绅去限制贵族、最终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路径。

这条路是渐进的，所以一个典型的英国思想家，讨厌任何激进革命的折腾，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英国思想界就对大革命持否定的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认为法国大革命，总体是负面的。

但问题在于，英国思想家忽略了，或者不理解法国这样一个具体情况。

在中世纪晚期，法国利用英法百年战争的契机，走出了典型封建制度，国王利用他的敕令骑士取代了封建骑士，并将各地的封建主大贵族请到巴黎和凡尔赛去“杯酒释兵权”，最终逐渐走向了一种绝对君主制。

这种绝对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了极盛，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时，他是完全认真的。法国王权如果再照着这个趋势发展一点，就会向同期亚洲的君主制看齐，彻底成为一个王在法律之上，如太阳一般照耀一切的存在。

路易十四

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的确有法制，但法制是在王权之下的，更为要命的是，由于法国文化制度是当时欧洲大陆的标杆，当时的整个欧陆各国都朝向法国看齐，所以这种王在法之上的理念其实在逐步侵染整个走出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各国纷纷在建立绝对王权。

但就在这个时候，法国王权刚极必折，发生了脆断，大革命爆发了。罗伯斯庇尔在处死路易十六的演讲中说“国王必须死，因为共和国需要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论断其实也有道理。法国当时的那种状态，确实需要通过消灭绝对王权来解放民众。

但问题在于，路易十六的脑袋一旦落地，法国人发现国王没了，但赖国王以存在的法制也没了，法国随后便进入了人头乱滚“一切反对一切”的恐怖十年当中。法国大革命热烈的呼唤自由，但事实证明，一个社会仅有自由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拥有法制，社会的运转才能够正常。否则如同雅各宾党人当政时代一样，没有任何人的权益受到法律保障，自由就真成为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嗜血狂欢”。

而在这个时候拿破仑来了，他利用他超强的能力，给法国带回了两样东西——法制与王权。表面上看，这似乎仅仅是对波旁王朝时代绝对君主制的复辟，但实际上，拿破仑在这个过程中，悄悄调整并明确了王权与法制之间的关系——法律不再是匍匐于王权脚下，可以任由王权揉搓、更改的治民工具，而成为一种刚性的，国王和皇帝本人也不可逾越的社会通则。

这对欧陆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转折，由于拿破仑之后曾经将自己的这套体系用武力推向几乎全欧陆，并建立一系列短暂的“波拿巴王朝”国家。这些国家当中的国王们，至少在法理上都是承认拿破仑法典，保障民权的理念，以及“王在法律下”的概念的。等到拿破仑兵败俄罗斯，各国旧贵族纷纷复辟，他们惊奇的发现自己治下的领土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因为权利启蒙这件事，具有不可逆性。当曾经被拿破仑的三色旗插上过的土地，都已经习惯了拿破仑法典和法制叙事，王权再想把国家拉回到过去贵族们口含天宪、予取予求时代，已经不可能了。

“风能进，雨能进，皇帝不能进。”德皇威廉一世拆毁老农的磨坊，结果被后者一怒告上帝国法庭，并被判令赔偿后者损失的故事，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但人们常常忽略的是，这件事之所以能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原因恰恰在于德国就是拿破仑战争的主战场所在，几十年前，拿破仑曾经用枪炮给这片土地来了一波“硬核普法”，德国在1848年革命后确立的那些法律信条，很大程度上就是数十年前拿破仑法典的翻版。有这套任何人在法律下、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在，德皇毁了人家屋子，当然要原价赔偿损失。可是这事儿在拿破仑战争前的普鲁士是不可想象的——那个年头，普鲁士不过是一个“有国家的军队”，从平民到贵族，你都是国王的仆人，而国王则是国家的仆人，大家尊卑分明，你还谈什么个人权利。

在大革命之前，教士作为第二等级，拥有着高于平民的特权。异端裁判所是一个独立于司法部门之外的奇特机构，专门处罚那些不信神、亵渎神或者不按权威的解释来信仰神的人。推广引申下来，后来已故的国王，甚至高官（当时大多也为教士），也会被尊为和神灵一样，任何人要敢议论他们的功过是非，也会同样犯“渎神罪”——他们的形象就这样被完好的维护起来，实现了神化。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产生了孟德斯鸠。他论述到，“渎神罪”是一种荒谬、可笑又愚蠢的罪名。

“首先，渎神发生在人和神之间，所以不能构成犯罪。因为法律规定只有人才享受名誉权，神并不是责权主体，既然无权，又何来侵权？其次，受“侵害”的对象是神，而不是任何人，神既然没有起诉、没有控告，法庭能用什么理由去传唤渎神者呢？最后，一个人对神不尊敬，不承认神的存在，甚至说神像只是一团泥土，这些言论虽然“不中听”，但对于公众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并无实际损伤，司法部门的官员如果强行介入，稀里糊涂地去追究、查禁这类行为，就是多此一举，会让懦弱、鲁莽的人都奋起反抗自由，将自由毁于一旦。每个人对神的理解不一样，尊敬程度也不同，在普通人看来只是平淡的话可能在狂热信徒的耳中会变成渎神言论。如果官员袒护狂热者，那么任何人都不敢再对发表言论，因为他们都感到不安全，懦弱和鲁莽的人就这样毁掉了所有人对神进行思考的权利。“

所以，孟德斯鸠说：“一定要为神复仇的念头，是弊端的源头。尊重神是应该的，但为神复仇却毫无必要。”“渎神罪”并不是罪，法律调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神。对于那些不信神或者渎神的人，适合的惩罚应是剥夺他们参加宗教仪式、进入神殿、礼拜神像的权利，不准他们向神祈福，不让他们受到神的庇佑，这就足够了。”

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等人的思想，随着拿破仑战争向欧陆传播。被说烂了的《拿破仑法典》其实只是拿破仑所推进的政治改革、司法改革中最显眼的那一小部分。后来的欧洲民族国家，甚至美国，都模仿或者参考了拿破仑建立的国家体制

于是你就可以理解一个怪现象——为什么同为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敌国，与英国人对拿破仑的不屑一顾不同，德国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对拿破仑却大都推崇到无以复加。

黑格尔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最终意志”，恩格斯说拿破仑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贝多芬曾经想把自己的交响曲献给他。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一本《拿破仑传》，是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写的……

堪称拿粉巅峰神曲的《两个掷弹兵》，由德国大诗人海涅作词，德国大音乐家舒曼谱曲，这首歌以悲壮的颂歌的方式表达了对拿破仑的无限推崇——但它的词曲作者却是两个德国人——两个曾经遭遇拿破仑的“侵略”，若基于民族主义有充分的理由去恨他的人。这算不算“德奸”“带路党”呢？

《波兰没有灭亡》（后来的波兰国歌），也直接唱到“拿破仑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去取得胜利。”

所以，为什么同为欧洲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等等会对拿破仑的观感迥异。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在那个人到来之前，他们是否已经拥有了他要带给他们的那些东西。

不过，从拿破仑称帝的那一刻起，他的衰败就已经开始了

这条下坡路的起点，其实正是被很多“拿迷”所津津乐道的拿破仑称帝后大封元帅。

元帅制度本来是法国在中世纪就形成的传统，当国王不敢或不方便外出征战，而整个军队又需要一位独当一面的将领统御时，法王就会册封他信任的将领为“元帅”

也就是说，法军中的元帅本来是稀少（甚至很多时候独一）、并必须在关键时刻独当一面的存在。

可是拿破仑在称帝之后，却大封他手下的将领为帝国元帅，整个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共册封了二十六名帝国元帅。

表面上看，这似乎说明了拿破仑时代法军将星璀璨、人才济济。但如果你真的细致去考察这二十六个元帅的名单，你会发现这里面“水货”非常多。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拿破仑这二十六帅当中，真正有能力独当一面的，大约也只有达武、苏尔特、马塞纳、拉纳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达武元帅

其他大部分元帅，要不然就如缪拉一般，是负责骑兵的“专门人才”，要不然干脆如内伊一样，让他打一场胜仗容易，让他通盘考虑一下全局，实在是“臣妾做不到”的猛子将、甚至庸才。

实话实说，拿破仑手下的大部分元帅，多数时候其实都只是顶着元帅的头衔，在做原本将军就能做的事情。拿破仑的大封元帅反而导致了整个法军指挥系统的混乱、将领们的不相统属和矛盾重重——原本你是上将我是中将，你是少将我是准将，那我必须听你的，但现在大家都是元帅了，谁服谁啊！

这种元帅“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噩梦，集中爆发于拿破仑的西班牙战争当中，由于拿破仑所派去的几位元帅之间的互不统属、且矛盾重重，他们得以被英军的威灵顿将军反复上演各个击破。

于是就有了拿破仑打威灵顿，怎么打怎么赢，威灵顿打拿破仑手下那帮元帅，怎么打怎么赢的奇景。

拿破仑大封元帅的行为，不仅没有分担自己的军事指挥压力，让他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政务上，反而加重了他的指挥负担，因为以前依靠将领之间阶级关系就可以协调好的指挥链，在他大封元帅之后彻底乱掉了，弄得他什么事情都必须事必躬亲。

那么拿破仑为什么要错误的选择大封元帅呢？这里面，除了“拿皇吃肉，元帅喝汤”，你都当皇帝了，不给老兄弟们一个元帅当实在说不过去的封功臣因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一种“不得已的权谋”。

拿破仑死后几十年，大清出了天王洪秀全，创造性的在还没得到半壁江山的情况下封了两千多个王。被很多后世史家嘲笑为没文化。但实际上，洪秀全此举其实有着“朴素的权谋智慧”。

所谓“众建诸侯少其力”，皇权最为致命的问题，就在于它是拒绝分享的，甚至哪怕被分享名声与威望，也不可以。

但无论是“王”，还是“元帅”，这些荣誉都天生具有聚拢名声的效果，名声日显就会成为威望，威望日隆就会挑战皇权。

于是，作为“初代创业者”的洪秀全如果不想身边再出一个东王杨秀清，拿破仑如果担心手下在自己遇到危机时也来一场“雾月政变”。他们唯二的选择就都是：要么不封，要封就大封。用头衔的通货膨胀，去稀释它对自身皇权造成的威胁。

当然，不那么聪明的洪天王做的比较夸张，封了两千多个王，所以破产速度更快。拿破仑就谨慎的多，才封了二十多个元帅，但一样逃不出破败的命运，因为这就是皇权的诅咒。

实际上，在拿破仑称帝之后，不仅他麾下的元帅们因为才不配位、阶层混乱而指挥水平下降。拿破仑自身的指挥水平，也在急速下降。

“主力会战的胜负，决定战争中的一切。”这是克劳塞维茨在系统的总结拿破仑战争之后说出的名言。

其实在克氏说出这段话以前，拿破仑本已在军事实践中作到了这一点——在他前期指挥的所有战争当中，拿破仑都力求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必要时甚至会大踏步的后撤，通过战略迂回创造对己方的有利态势，然后通过歼灭敌军主力获得战略主动权。

但是，在拿破仑称帝之后，这种谋略智慧在他的指挥艺术中逐渐消失了。三皇会战中将奥斯特利茨城堡让给联军，几乎成为拿破仑战略艺术的绝唱。在此后的征战中，拿破仑越来越放弃敌军有生力量、而去重视被他原先弃之如敝履的有政治意义的城市，比如莫斯科和柏林……

拿破仑之所以非要放弃原先正确的指挥思路，由精明的“争军”转向笨拙的“争城”，说白了还是因为皇权。

在当上皇帝之后，拿破仑的心态随着他的地位一起发生了变化。

拿破仑所称的皇帝，emperor其实不是皇帝，只不过是对标中国皇帝进行的翻译，其前身来自拉丁文imperiator(英白拉多)。英白拉多的称号是军事指挥官的荣誉称号。罗马的军事指挥官需要获得决定性的大胜，然后带领军队到罗马参加凯旋仪式(阅兵游行，从广场到神庙)，然后被士兵们称为英白拉多。

英白拉多在欧洲理念中真正的意思其实更接近“统帅”甚至“英雄”，这个头衔是在民众的欢呼中产生的。它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总统，或者终身执政官。拿破仑建立的帝国，是模仿罗马的，不是传统欧洲中世纪的王朝。

英白拉多是民选的英雄，既然作了英雄，那你就必须不断地在对外战争中取胜。而民众，他们是不懂得你的战略迂回有多么高深莫测、你歼敌于一役的筹划是多么高妙的。你想在今天搞“存人失地”，为的是后天的“人地皆存”，得到消息的民众可能明天就在巴黎筑起街垒，把你推翻罢免了。

所以在拿破仑称帝（英白拉多）之后，来往于他的御帐和巴黎之间的军需官，多了一项“军需物资”——巴黎的报纸。身为皇帝的拿破仑，指挥再也不能像做将军时那样随心所欲了。

所以当了英白拉多不能后退、更不能战败，只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或者至少看上去“胜利”了——在西方历史上，这是所有想当“大帝”的人，都甩不脱的诅咒。

晚期的拿破仑，彻底被这个诅咒栓死了。精明的库图佐夫看到了拿破仑的这种困境，在1812年拿破仑征俄时，说服沙皇执行坚壁清野、分段阻击、层层迟滞、外加游击袭扰的战术。拿破仑想要莫斯科，那就让他莫斯科好了！于是拿破仑得到了莫斯科，却输掉了整个战役。

当上皇帝（英白拉多）的拿破仑，不仅要把虚幻的胜利荣光给巴黎民众，也要奖赏他的亲族另一种他们原本不配拥有的东西，那就是他曾经反对的封建王权。

是的，大封元帅的同时，拿破仑大封了自己的亲族。

他的长兄，约瑟夫·波拿巴，先封那不勒斯国王，后封西班牙国王，其任内西班牙狼烟四起，消耗了他弟弟大量的精力。

长妹，埃利萨·波拿巴，封托斯卡纳总督，法兰西公主。

二弟，路易·波拿巴，受封荷兰国王。

二妹，波丽娜·波拿巴，受封瓜斯塔拉公爵夫人和法国公主。

三妹，卡洛琳·波拿巴，与拿破仑的元帅缪拉成婚，两口子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

最为搞笑的，是他的幼弟哲罗姆·波拿巴，这个人事后被证明没有任何执政才能，但就因为是拿破仑的弟弟、而且最听话，拿破仑单独给他划定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独立存在的封地给他，哲罗姆上台之后，仅仅几个月就把原本富庶的威斯特伐利亚搞的国库空虚。并成功引发了德意志地区对其兄长的敌意，为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拿破仑赖以崛起的法国大革命，本来是反封建世袭的，可是称帝之后的拿破仑却在“封建亲戚”这一点上，走向了曾经的自己的反面，为什么呢？

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不是家族裙带的私心，还是皇权效忠问题——拿破仑无奈的发现，只有亲属才能保证对他权威的绝对忠诚。

对这一点证据，是拿破仑其实还有个大弟——吕西安·波拿巴。

在拿破仑的众多兄弟姊妹当中，吕西安是才能最为出类拔萃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不亚其兄长，但就是这个最有能耐的弟弟，拿破仑却唯独没有给他封王。因为吕西安拒绝听从拿破仑的指挥，甚至连为封爵而离婚这件事都不肯做，最终拿破仑将他流放到了意大利，断送了这个弟弟靠自己能力挣来的政治前程。

是的，带领其领民做匍匐于皇权之下绝对服从，这可能是拿破仑“封建亲戚”唯一的理由和最想要得到的结果。

拿破仑试图仿照古罗马的制度体系，在法国建立了一个英白拉多+议会的复合政体。这个政体在保证英白拉多足够开明、接受监督和罢免、并受民众拥戴时，是可行的。但它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法兰西人的皇帝”再怎么英明伟大，也只能是法兰西人的皇帝，他不能成为荷兰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的皇帝，拿破仑如果真的把这个体系推广到全欧，就必须在被他征服的其他国家制定宪法、建立议会、然后让当地人民推选自己的“英白拉多”——但这就又意味着法国将对这些被征服地区失控。法国将重新陷入国际博弈的被动。

于是无奈的拿破仑只能选择启灵于他曾反对的封建制，靠封建亲戚来遥控这些被征服的国家。毕竟“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只有血缘是保证不会背叛的铁则。

但这件事，其实也很难说。比如他兄弟中才能仅次于吕西安、相对比较成器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他老爹），走马上任荷兰国王之后，那真的是想执政为民，为了“窒息”英国，拿破仑要求荷兰必须参加他的“大陆封锁体系”，路易立刻呛声，说我们荷兰是商业民族，做生意就是荷兰人的命！你怎么可以为了法国的利益，让荷兰老百姓利益受损呢？

被顶撞的拿破仑大发雷霆，专门去信给路易，说“我亲爱的弟弟……我把你安置在荷兰王位上，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一名忠诚的法国公民，可你采取的措施同我和法兰西对你期望的完全相反。……从你一意孤行的迷途上回转过来吧，做个诚心诚意的法国人！否则，你的百姓也将摈弃你，你将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而离开荷兰。”

你看，在这封信中，其实就暴露了拿破仑式“共和皇权”的关键问题——他的统治基于民意，但皇权却需要绝对的服从，那么被要求绝对服从的民意，还是民意吗？这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悖论。

其实路易与拿破仑的争执中，还涉及到拿破仑称帝之后最大也最愚蠢的一个错误，那就是大陆封锁政策。

拿破仑的崛起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间点上，那就是英国正在爆发第一轮工业革命：1776年，瓦特改良出第一款实用蒸汽机，并向市场推广，人类工业进程的车轮开始隆隆启动。

工业化的本质，是用机器代替人手，提高生产效率，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天生对市场和原材料拥有庞大的需求。而欧陆作为离英国最近也最大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对正在“长身体”的英国当然至关重要。

也正因如此，英国才会对恐怖十年之后的督政府、以及拿破仑执政时代的法国依然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按照时任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在撕毁亚眠条约时的议会发言，拿破仑在法国扶持和鼓励其工业这件事本身，就是在“窒息我们的工业”。

小威廉·皮特首相

而在英法矛盾因为市场和原材料的争夺变得不可调和之后，称帝后的拿破仑认为自己有能力将小威廉·皮特所说的这种“窒息”搞的更加彻底一点，于是就有了大陆封锁政策。

所谓“大陆封锁”，简而言之，就是法国通过实现欧陆霸权、协商或者强迫其所有盟国和附庸都不与英国展开经贸往来。断绝英国所必须的市场和原材料，窒息英国的工业发展。当然拿破仑也没有愚蠢到认为已经对工业化食髓知味的欧陆可以回到前工业时代。他给出的方案是“进口替代”——也就是在法国大力扶持、发展本国工业，让法国的工厂接替英国去满足欧洲的商品需求。

而且实事求是的说，拿破仑对英国的诉求也不算过分，他在1812年远征俄罗斯时曾在书信中明确写道“最终，精疲力尽的英国将拱手投降，同意和欧洲大陆分享贸易的成果。”

换句话说，拿破仑并不是想要彻底窒息英国的工业化，你肯分我一杯羹，英法并肩站在产业链顶端一起发财，我就满足了。

这个计划看似有理有利有节，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贸易逻辑已经不同于之前的大航海时代，它遵循三个残酷的经济法则：

第一，有且只有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可以占据工业时代的产业主导地位。

第二，有且只有一种货币可以保持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

第三，所有工业时代的商贸参与者，都必须完全打开自己的市场，融入到统一的全球市场中，才能获取这场“饥饿游戏”的入场资格。

而如果你读过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你就会知道，亚当斯密早已预见了这些法则。

确切的讲，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正是因为读了亚当斯密的书，并以其为师，认识到了正在到来的时代的经济法则的残酷性，才坚定地执行了自由经济学说，力图让英国在这场残酷竞赛中先发一步以获得主导权。并在法国试图迎头赶上的时候，咬牙执行了绝不妥协、绝不“分享”的策略，以扼杀这个竞争对手。

小威廉皮特是睿智、残忍却又清醒的。

而拿破仑是不幸的，他年轻时代读了很多书，但唯独不理解亚当斯密。所以他错误的将目标定为了“与英国分享贸易（产业主导权）”这个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愿景；并且更加错误的选择了封闭自身的市场，试图以进口替代迎头赶上英国。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因为拿破仑的士兵再能征善战，也无法与经济规律作战。

果然，在大陆封锁期间，掌握海权并因此掌握全球贸易的英国与困守大陆的法国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大陆封锁令的缔约国为了追求更廉价的商品进口与更昂贵的原材料出口，开始纷纷默许甚至支持走私贸易。而拿破仑为了维持大陆封锁体系，开始频繁的以利诱、以威胁、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耗的筋疲力尽，并败光了之前的“解放者”形象。

最终，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公开宣布撕毁与法国的《提尔西特合约》，退出大陆封锁政策，公开与英国恢复贸易。拿破仑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封锁之网，阻止其他国家效法，不得不远征俄罗斯，最终在寒冬中折戟沉沙。

而沙皇撕毁合约的原因，除了沙俄祖传的卖队友技能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无法忍受没有英国这个全球贸易引领者参与的环境了。

实际上，如果拿破仑没有称帝，他的这个错误本是有望得到及时纠正的。

因为法国当时也有自己的杰出经济学家。比如古典经济学派法国代表人物、《政治经济学》的作者，被李嘉图称为“（欧洲）大陆首先正确认识并运用斯密原理的人”的让·巴蒂斯特·萨伊。

萨伊本来是拿破仑的好友，拿破仑下达大陆封锁令时正受到拿破仑的重用，担任法兰西财政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听到皇帝在柏林下达的命令之后，立刻在《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上发表文章，反对拿破仑推动这条政策。认为此举“不是在窒息英国，而是让法兰西自己窒息自己”，想要在经济上与英国争衡，就必须坚持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政策。

可是，萨伊的这番谋国良言，换来的却是拿破仑的勃然大怒，拿破仑甚至不惜一改自己之前定下的出版宽松政策，下令《旬刊》停售，并将萨伊立刻解职，之后再也没有任用他。

这个曾经的萨伊好友之所以下达如此严酷的命令，其实也是其帝位使然——由于拿破仑是皇帝，就像他的征战不再能允许失败一样，“大陆封锁令”无论正确与否，从颁布那一刻起，就只能有执行这一条路。纠错的空间，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于是丧失纠错能力的策略、通往了耗尽国力的征途、而耗尽国力的征途则通往了俄罗斯的凛冬。法兰西帝国和他皇帝的荣光终于在这凛冬中灰飞烟灭了。

这就是拿破仑的失败之因——无论是大封元帅、封建亲戚、指挥失当还是大陆封锁，所有这些错误，其实最终通向一个罪魁，那就是他自己在加冕典礼上捡起并带上的那顶沉甸甸的皇冠。皇冠束缚了拿破仑、改变了拿破仑，让他从坚决化为了固执、从睿智变为了狭隘，从灵巧堕入了笨拙。

然而拿破仑留下的悖论也是深邃的，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在当时并不拥有分权与自治的传统，所以大革命之后出现一位强人去登顶称帝完成统合成为了一种必然。但这个必然也引发了必然的悲剧。

从这个角度来说，拿破仑甚至应当感谢威灵顿，感谢后者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他，让他不用顶着那顶其实无人可以承受其重的“英白拉多冠“慢慢衰朽，而是留下了一个还算光辉和伟岸的身影，以让后世的欧洲人在他离开后的时代中去怀念和推崇。

也许正因如此，威灵顿才会说“胜利，那是除了失败最大的悲剧。”

威灵顿看到了他在用击败拿破仑成就拿破仑——那个巨人退场了，滑铁卢的鲜血洗去了皇权沾染在他战袍上的污渍，许多年之后，在压抑中爆发的人们，将只记住他高撑三色旗带领革命军冲锋的背影，而淡忘了他被猝然打断的朽败。

对拿破仑来说，失败，也许是比胜利更好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