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八的中国抗癌药，在美国被卖到了八千八_风闻

这两天我在上网的时候刷到了一条新闻，信源是香港的《南华早报》，说的大概是这么件事：最近，一种由中国科学家所研发的抗癌药物，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得以在美国医药市场上出售。不过相比它在中国的售价，这款抗癌药在美国的价格要足足高出30倍以上。而且，类似的情况在中美两国并非特例。

报道称，这种抗癌药物名叫“特瑞普利单抗”（Toripalimab），由上海君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美国科赫鲁斯生物科学公司（Coherus Biosciences）负责在美代理销售。为了更好地在美国医药市场上推广这款中国新药，科赫鲁斯还给它重新起了个名字——洛克托兹（Loqtorzi），并且几乎于同一时间公布了它在美国的价格：8892.03美元，约合人民币6.3万元。

注意，这里提到的这8000多美元的价格，还只是科赫鲁斯近期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有关文件中提到的单小瓶批发价格。也就是说，一旦该抗癌药日后推向美国市场，那么美国消费者在购买时势必还将支付比8892美元高得多的零售价。

对比之下，根据中国癌症信息网的公开数据，同样剂量的特瑞普利单抗，在中国仅售2000元人民币上下，约合282美元。282美元比8892美元，同样的一款抗癌药，从中国漂洋过海去到美国之后，身价立刻就飙涨了30多倍。

特瑞普利单抗在中国的售价之所以要比美国的便宜那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中国，此类药物的指导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中国的医保体系来决定。根据中国国家医保局的相关数据，截至2022年末，中国已经有大约95%的公民加入了医保体系，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民覆盖。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造福广大中国老百姓，让最广大人民群众能以尽可能公道的价格买到救命药，医保局常常会在跟医药公司谈判的过程中竭尽所能压低乙方的报价。医药公司在面对绝大多数普通病患都是绝对的强势群体，而在医保局的面前却成了弱势群体。

为了抱上医保体系这条大腿，医药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只能作出妥协。正是得益于医保局这种强力政府机构的存在，所以中国老百姓才能以相对而言非常公道的价格，通过中国的医疗系统购买到为数众多的常用或特殊药物。而在诸如美国这种自由市场大行其道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药物的价格往往要高出几十甚至是上百倍。

尽管8800多美元的批发价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已经足够夸张了，但在美国，这样的价格反倒成了良心价。《南华早报》指出，虽然特瑞普利单抗在美国的批发价要比中国的售价贵出30多倍，但是比起美国目前最畅销的同类抗癌药物克鲁达（Keytruda）来，8800多美元的报价仍然比它的美国竞品低了20%。所以换句话来说，就算漂洋过海的中国抗癌药身价暴涨，但它在美国却依然钱途无限。

除了特瑞普利单抗之外，在刚刚过去的11月，还有两款中国制造的抗癌药物也获得了FDA的销售批准：一款名叫呋喹替尼（Fruquintinib），一款名叫依非贝马雷诺昔单抗（Efbemalenograstim alfa）。前者可以用于治疗患有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成人病患，而后者则能用来对付那些因为化疗所引起的患者白细胞水平偏低等症状。

和特瑞普利单抗的情况相似，这两款抗癌药也是中国卖得便宜美国卖得贵。以呋喹替尼为例，一盒内含21颗药丸的呋喹替尼，在中国的售价约为7500元人民币，折合1050美元。而在美国，同样单位的药品的批发价格则变成了25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8677元，比中国的售价足足高出了24倍。

贵则贵矣，但呋喹替尼在美国的市场钱景同样无可限量，因为它是过去十多年来，首款获得FDA批准的，能够用于治疗所有类型癌症患者的无化疗抗癌药物。

报道指出，虽然美国的制药公司平时总是口口声声，宣称他们研制出来的药物之所以卖得昂贵，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居高不下的制药成本，但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去年，《美国医学会杂志》曾经刊登过一项研究报告，对美国制药公司所秉持的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这项报告的作者指出，他们研究了从2009年至2018年期间，获得FDA销售批准的五分之一的新型药物，也就是大约60种，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新药研发成本与市场售价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

报告指出，美国的新药价格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之最，这个问题的根子其实还是出在美国健康保险机构的不作为上面。和为了中国老百姓的基本权益而敢于跟各路医药公司的销售天团硬碰硬的中国医保局不同，美国的联邦健康保险机构和美国的普通病患一样，在财雄势大的美国制药公司面前，都只不过是弱势群体罢了。

这里所谓的“弱势”，其实是一种美国医药市场的大气候以及美国医疗体系的小气候双重作用下的相对“弱势”。作为美国医药系统中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就算美国政府里头有一些官员良心未泯，然而受制于整体利益的捆绑和掣肘，他们到头来也很难像中国医保局的干部们那样，在谈判桌上舌战医药公司代表，都快把嘴皮子给磨破了，也不过是为了将老百姓买到手的新药价格压低那么几十元乃至是十几元而已。

虽然在美销售的中国抗癌新药的批发价格已经要比美国的低上不少了，但是面对着中美两国动辄2、30倍的巨大差价，无论是在《南华早报》的评论区，还是在美国著名网络社区红迪网（Reddit）上，我也还是可以看到为数众多感到意难平的美国网民，看到他们不禁发出的种种感慨。

“早在2014年，中国的购买力平价（PPP）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意味着中国人的购买力实际上是高于美国人的。药价只是其一，中国的其他的大件物品也比美国的便宜很多，更不用说住房、娱乐、旅游和食品这些开销了。此外，中国的通胀率是常年低于1%，而美国的则要比中国高出大约3.5倍。很显然，中国的生活质量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糟糕。”

“瞧瞧我们那些制药公司是怎么为自己开脱的？‘我们的收费是按市场所能承受的阈值来制定的’。这就是美国药价，悲哀但真实。我都不知道美国那些药企高管晚上都是怎么睡得着的？”

“医保几乎占去美国GDP的20%，并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增长。对比之下，中国的才不到10%。但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却要比美国人的更长，问题出在哪儿不用我说了吧？”

“说真的，我希望中国能从这笔差价里头分得一杯羹。”

“对于那1%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只要到时候能把锅甩到中国的头上，谁还会在乎剩下99%的美国人的死活呢？”

“抗癌药的成本是280美元，西方民主的溢价是8612美元，二者相加等于8,892美元，这才是西方民主的抗癌药物的真正售价。”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美国医疗、制药和保险行业的腐败在世界范围都称得上是遥遥领先了。”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吧。”

“奇了怪了，为什么美国研发的大多数药物在其他国家都卖得更便宜呢？”

“奇了怪了，为什么其他国家研发的药物在美国却卖得更贵了呢？”

“问：中国治愈了癌症，但代价是什么呢？”“答：代价是美国要支付高达30倍的溢价。”

“我恨透了这个粪坑（shithole）一样的国家了。”

“我为什么不坐飞机去中国买这个药呢？顺便再度个假什么的，就这都比在美国直接买要来得强得多吧？”

“自由啊，为何你如此昂贵啊？”

看完美国人的这些吐槽，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人对中国医保系统的评价，我感觉我好像突然想通了一些事情。

和很多人一样，我的字典也有很多词汇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现行的这套医保体系，“完美”并不是其中之一。可即便如此，我也还是得负责任地说一句：除非中国出现新的生产力要素，并带动我们的生产关系同步变革，否则，就我们目前的状况而言，我觉得中国如今这套医保体系，这应该就是最广大老百姓当下所能求得的最优解了，没有之一。

中饱私囊、分配不均、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我们现行的医保体系无疑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我也承认我们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才有希望克服这些问题。可话又说回来了，同样是这些问题，我们有的，难道国外就没有吗？这种观点当然是错的，如果一个人是抱着寻找乌托邦的想法去打量人类现行的所有医疗制度，那么我敢说，他/她在经历过一遍又一遍的失望之后，最终所能找到的，也不过就是绝望罢了。

中国的医保体系的确还不够好，但它至少可以保证中国老百姓可以只花相当于美国人三十二分之一的价钱，就能买到和美国药效相同的抗癌药物，就凭这一点，我觉得也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中国不是印度，印度的药价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印度那些便宜药很多都是仿制西方的。为什么西方制药公司能容忍印度仿制他们的药物，因为印度为他们见不得人的人体试药实验打开了一扇同样见不得人的方便之门。

而所有这些，在中国统统不存在。很多药物在中国之所以卖得便宜，既不是因为我们为西方制药公司的人体试验开了后门，也不是因为西方制药公司因为体谅中国偏低的人均收入而自动调低了药价，而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机构在和他们拉锯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了把“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放在第一位。

又或者，换句话来说，如今中国老百姓所享受到的相对低廉的药品价格，不是因为那些药本来就卖得那么便宜，而是因为党和政府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为群众默默扛下/砍下了它们的超高溢价，而省去的这部分费用，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信誉的某种隐形变现。

同样是国家信誉，中国甘愿把它拿来变现成造福黎民百姓的廉价药品，而美国则更多地将它折算成了助虐嗜血盟友的杀人机器。别看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双方各怀的初心不同，最后就导致了彼此结果的差异：中国的抗癌药很便宜，但是中国人的命很贵；美国的抗癌药很贵，但是美国人的命却很便宜。

相同的道理，把抗癌药替换成枪支弹药和违禁药物，我们一样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

中国的枪支弹药很贵，但是中国人的命更贵；美国的枪支弹药很便宜，但是美国人的命更便宜。

中国的违禁药物很贵，但是中国人的命更贵；美国的违禁药物很便宜，但是美国人的命更便宜。

每每看到我们的医保局的同志和医药公司代表据理力争的场景，我就总能回忆起《人间正道是沧桑》，回忆起剧中杨立青在和苏联驻满洲里全权代表卡瓦洛夫以死相拼，就为了从苏联人手里要回来几十吨报废火炮的场景：

“你跟我拼命不值，你为了几吨破铜烂铁，而我呢？我为了我的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虽死犹荣。”

我想，我们医保局的同志在面对制药公司代表时的心里状态，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你跟我拼命不值，你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而我呢？我为了我的人民的安宁和健康，虽死犹荣。”

自由和自由终归是不一样的。

如果自由意味着天下苍生、劳苦大众的福祉、尊严、生而为人的权利，那么就算是要面对无穷无尽的千夫所指，我觉得也值得逆风前行。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所谓的自由，非得以成千上万黎民百姓的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甚至是卖儿鬻女作为代价，依我看，这样的自由，不要也罢。